《蒋介石日记的滥用：杨天石的抄袭、模仿与治学谬误》
文|史川，作者投稿
2021年，李戡出版《蒋介石日记的滥用：杨天石的抄袭、模仿与治学谬误》一书（台北暖暖书屋2021年版，以下简称《蒋介石日记的滥用》），对杨天石多有批评。笔者无意对双方作出价值判断，但在阅读李著时，发现其中涉及一则有关赫尔利史料真伪问题，笔者对此存疑，故尝试考证，以求教于方家。
《蒋介石日记的滥用》一书在第225-226页批评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三）》（香港三联书店2014年版）对史料“加油添醋”。李著在比对美国对外关系文件（以下简称FRUS）原文与杨著的引文之后认为杨著根据FRUS复述毛泽东与赫尔利1944年11月8日的会谈时，杜撰了“赫尔利指着中共人员衣服说话的桥段”，而实际并无此事（《蒋介石日记的滥用》，页226）。
李著提及的这一“桥段”是指赫尔利与毛泽东会面时曾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一事，杨著原文如下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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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利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的胜利为国民党军的困境辩解，他说：“蒋介石的部队在抗日的七年多，将近八年的时间里，处境比较艰难。他们被封锁围困，而且没有像共产党军队那样多的资源，也就是粮食和衣物。”
说到这里，赫尔利指着出席谈判的中共人员所穿的土制呢衣：“国民党无法获得这样好的材料。”
李著认为，既然按照杨著所说，对于FRUS的引用，“要不是助手翻译，要不就是牛军的翻译”（《蒋介石日记的滥用》，页216）
[2]
，那么“出现这种加油添醋的桥段，想必不是杨天石的助手干的、更不可能是牛军做的”（《蒋介石日记的滥用》，页226）。接着李著以杨著“使用的对应注释29”是《毛泽东年谱》第557页推论出杨著是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增添了这一“加油添醋的桥段”（《蒋介石日记的滥用》，页226）。李著原文如下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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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原文中，并没有赫尔利指着中共人员衣服说话的桥段。出现加油添醋这种桥段，想必不是杨天石的助手干的、更不可能是牛军做的。这段话究竟哪来的？查阅杨天石使用的对应注释29，答案揭晓：“《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五五七页。”看到这结果，我们发现杨天石少讲了一个翻译管道；除了他的助手、牛军以外，还有《毛泽东年谱》编写工作组。
不由得令人怀疑，杨天石为节省时间成本，所以如果他需要的出处，《毛泽东年谱》有记载，就能直接使用、不用另外找人翻译。问题是，虽然《毛泽东年谱》要求编写成员尽量客观陈列史料，但总是免不了一些加油添醋成分。偏偏这一条编的又是这么好，赫尔利指着中共人员说话这段，若不是看过原文，有几个学者能看出这是事后加的？
尽管李戡在书中承认，他并不能“判断每个注释，到底是来自杨天石的助手或是牛军的翻译”，但他认为包括本案例在内，《蒋介石日记的滥用》中所举出的数个案例都是“至少在杨天石的引用之下”出现的“翻译偏差的情况”（《蒋介石日记的滥用》，页216）。
总结李著的观点，大概为两点：
1.“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一事为杜撰，杨著没有查对原文。
2. 杨著根据《毛泽东年谱》的记录复述了这一杜撰情节。
但笔者认为，李著的观点并不完全正确。在笔者看来，围绕“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一事有以下三个问题亟待厘清：
1.FRUS原文是否记录“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一事？
2.《毛泽东年谱》怎样记述1944年11月8日毛泽东的活动？
3.“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这一情节到底出自哪里？
厘清上述三个问题，是考证“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一事真伪及辨析李著观点的重要前提，笔者将基于以下资料展开探究。根据《蒋介石日记的滥用》中涉及本案例的注释以及杨天石自己在书中的注释，笔者确定了下列几项需要核对的资料：
1.杨天石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三）》，香港三联书店2014年版。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4]
3.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FRUS）。[5]
4.重庆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等机构编纂的《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册），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
此外，笔者还参考了贾钦涵编纂的赫尔利史料文件集《中美关系转折：赫尔利使华》（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年版）。这本文件集收录数份与赫尔利使华相关的档案影印件，可以与FRUS相互参阅。
二、“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一事确未见于美方记录
对读FURS和《中美关系转折：赫尔利使华》两部文件集，笔者认为“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一事确未见于美方记录。只是李著引述的FRUS原文虽然正确，但页码错误。
《蒋介石日记的滥用》第225-226页转引了FRUS的原文，现转录如下：
General Hurley said that he realized that the forces of Chiang Kai-shek have
undergone great strain in seven years of war, nearly eight, against Japan. General Hurley said he realized that they have been blockaded and have not had a lot of resources that were available to Communist troops, meaning food and clothing.
General Hurley said that it was not his province to defe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蒋介石日记的滥用》这样标注这段原文的出处：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in FRUS,1944, China, Vol.VI, 685.
笔者按图索骥，在美国FRUS官网上也查到了这一段资料。的确，按照FRUS的记录，在1944年11月8日毛泽东与赫尔利会面时，当毛泽东讲话完毕，赫尔利进行回应的时候，的确没有评价共产党的土制呢衣。赫尔利只是强调国民党的困难，没有共产党军队那样的粮食和衣物，接着强调自己不是在为国民党辩护。不过，这一页并非出现在李戡所言的FRUS 第685页，而是在第684页。
笔者现将这两段话按照FRUS原文补充完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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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Hurley said that he realized that the forces of Chiang Kai-shek have undergone great strain in seven years of war, nearly eight, against Japan, General Hurley said he realized that they have been blockaded and have not had a lot of resources that were available to Communist troops, meaning food and clothing.
General Hurley said that it was not his province to defend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He said he did not want to defend it but he would like to say that in the last year National Government troops have won very notable battles in North Burma and the Salween, and have opened the Ledo Road as far as Myitkyina. The resources that it took to win these victories weakened the National army in other places. The arguments condemning the Chinese soldiers are those that are being made by nations who want to keep China divided.
那么，这一段资料在《中美关系转折：赫尔利使华》文件集中是否有收录呢？答案是肯定的。该文件集以《赫尔利延安之行报告》为题收录了赫尔利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谈话的打字件影印本，这两段话也同时出现在该影印本里，并无任何出入。如图1所示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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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赫尔利延安之行报告》英文打字件影印本
资料来源：《赫尔利延安之行报告》（1944年11月8日），贾钦涵编：《中美关系转折：赫尔利使华》（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17），页40。
由此可以肯定，“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一事确未见于美方记录。毛泽东与赫尔利谈话时，赫尔利只是表示国民党军队没有共产党军队“那样充足的粮食和衣服。”
但是，“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这一情节出现在杨天石著作中，是因为杨天石查阅《毛泽东年谱》导致的吗？这就涉及笔者讨论的第二个问题。
三、《毛泽东年谱》亦未记载“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一事
对于第二个问题，笔者结论也很明确，《毛泽东年谱》在记录1944年11月8日毛泽东与赫尔利的会面时并未记述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的情节。杨天石著作中出现“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情节不是由杨天石查阅《毛泽东年谱》所致。
2013年版《毛泽东年谱》中记录1944年11月8日毛泽东的活动如下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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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8日
上午，和朱德、周恩来同赫尔利进行第一次会谈。赫尔利首先说明自己是受罗斯福的委托作为他的私人代表，来谈判关于中国的事情。这次来延安，还得到蒋介石的同意和批准。然后他提交一份他和蒋介石共同草拟的题为《为着协定的基础》的文件，内容有五点，主要是要中国共产党的军队遵守并执行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要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接受政府的改组，然后国民党政府才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会上宣读了这一文件，赫尔利并作了一些说明。上午会谈至此结束，历时五十分钟。
同日
下午三时，同赫尔利进行第二次会谈。毛泽东首先对赫尔利到延安表示欢迎。接着毛泽东说：中国需要在民主的基础上团结全国抗日力量。首先希望国民党政府的政策和组织，迅速来一个改变，这是解决问题的起码点。如果没有这一改变，也可能有某些协定，但是这些协定是没有基础的。因此必须改组现在
的国民党政府，建立包含一切抗日党派和无党无派人士的联合国民政府，改变现在政府的不适合于团结全中国人民打日本的老政策。关于改组军队，我以为应当改组的是丧失战斗力、不听命令、腐败不堪、一打就散的军队，如汤恩伯、胡宗南的军队，而不是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不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及不妨碍民主的基础上，我们愿意和蒋介石取得妥协，即使问题解决得少一些、慢一些也可以，我们并不要求一下子解决所有的问题。但是要破坏解放区抗战力量和妨碍民主，那就不行了。然后，毛泽东对《为着协定的基础》提出具体修改意见，主要是：增加将现在的国民党政府改组为包含所有抗日党派及无党无派政治人士的代表的联合国民政府、改组统帅部为包含所有抗日军队代表的联合统帅部的条文；将原条文中的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要遵守和执行国民党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共产党军队的一切军官和士兵要接受国民党政府的改组，修改为一切抗日军队应遵守与执行联合国民政府及其联合统帅部的命令，并应为这个政府及其统帅部所承认；增加保障人民各种自由权利的规定；要求承认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
由此可见，在《毛泽东年谱》的记录中，并无“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相关内容。因此，杨著并非根据《毛泽东年谱》记录加入这一情节。
那么，《蒋介石日记的滥用》为何认为“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源自《毛泽东年谱》呢？
如前文所述，李戡表示他是在查阅杨著中提及“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一事时“使用的对应注释29”时发现杨著引用了《毛泽东年谱》，进而得出杨天石根据《毛泽东年谱》“加油添醋”的推论。
但是，在杨天石这版著作中，第118页“
说到这里，赫尔利指着出席谈判的中共人员所穿的土制呢衣：“国民党无法获得这样好的材料。
”一句没有加注释符号。李著所说的注释29实际上是杨天石为引用《毛泽东年谱》中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时所加的注释。
如果仔细查考杨著这几页内容，可以发现杨天石在准备复述毛泽东与赫尔利整篇谈话的开头，就已经在注释26中表示，他是根据助手的帮助和牛军的翻译引用FRUS的。并且在注释26中，可能是杨天石这本书的编辑、也可能是杨天石的助手，为杨天石复述的毛泽东与赫尔利的谈话加了一个FRUS原文出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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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893.00/1-1049：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八日，延安，FRUS, 1944, China, p677.
这一FRUS原文出处所要注的，其实是毛赫第一次会面时，在赫尔利讲话完毕后，毛泽东对赫尔利简单的谢词。杨著原文为
[10]
：
在赫尔利讲话之后，毛泽东仅说：“感谢赫尔利将军来帮助中国实现统一以联合抗日，问题是如何联合中美军事力量共同尽快打败日本，重建中国，这是最根本的问题。”会议散会。
相关内容在FRUS中记录为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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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irman Mao said he wished to thank General Hurley for coming to China to help in uniting China to fight Japan. The idea is how to unite the forces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forces for the speedy defeat of Japan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ina. That is the fundamental idea.
可以发现，杨著的确根据FRUS而不是《毛泽东年谱》复述了毛泽东与赫尔利的谈话。尽管杨天石没有查对原文，但在编辑或者助手的帮助下，注释中的确有原文出处的标注。笔者感到疑惑的是，李著注意到了注释26中杨天石承认自己没有看FRUS原文的表述，却忽视了助手或编辑添加的FRUS 出处。
接前文所述，注释29实际上是杨著在引用《毛泽东年谱》中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时所加的注释。杨著所标注的《毛泽东年谱》页码为：“《毛泽东年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5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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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李著和杨著都未注意到，这一段的页码引用错误。这段话实际上出自《毛泽东年谱》第558页，今照录如下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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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次会谈修改后的五点协定，没有破坏我们的解放区，把蒋介石要破坏解放区的企图扫光了；破坏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使共产党得到合法地位，使各小党派和人民得到了利益。如果蒋介石签字承认这个协定，就是他最大的让步。明天签字后，我们的文章做完了，问题即在重庆了。关于见蒋介石的问题，不能拒绝，尤其此时要考虑，为了民族的利益。签字后不去见蒋，我们就输理了。现在我不去，将来再说。
现在，针对笔者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结论：
第一，《毛泽东年谱》1944年11月8日的记录中，并无“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内容，杨天石自然也不是从《毛泽东年谱》中看到“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这一情节从而加入其书中。
第二，杨著注释29所注的内容实际是《毛泽东年谱》中记载的毛泽东在六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而非标注“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一事。李著从杨著“注释29”内容进行推论，其实是误解了杨著的注释体例。杨天石在注释26中就说明他准备复述的毛泽东与赫尔利的谈话均参考自FRUS，包括“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情节在内。因此，李著忽视了注释26的作用，亦未注意到注释26中由杨天石的助手或编辑添加的FRUS原文出处。
第三，李著还未注意到注释29真正的问题——页码标注出错。
四、“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可能源自中文史料错译
既然查对相关英文史料可知FRUS确未记载“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一事，杨著也不是从《毛泽东年谱》中发现这一情节，那此事到底出自哪里？答案其实就在杨著参考的中文史料《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一书中。是杨天石参考了牛军的译文进而将“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这一情节加入其著作中。
正如杨著注释26中所说，“本文所用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部分为本人助手贾亚娟女士所译，部分则采用牛军教授所译，见《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卷。”
[14]
只要查阅《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就可发现所谓“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实际出自该书收录的由牛军翻译的毛泽东与赫尔利谈话记录。
《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下）一书中，收录了牛军翻译自“《美国对外关系》一九四四年中国卷”
[15]
的题为《美国总统特使赫尔利与毛泽东谈话记录》的文件。
[16]
在这份文件中，牛军采用对话体翻译了赫尔利与毛泽东的谈话，其中这样记载“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的情节
[17]
：
赫尔利：我很高兴听到毛主席的话并很重视，那是一个有远见的步骤。如果我们能让两位会见，我们可能会解决许多困难。那会是一个伟大的会晤。
我了解蒋介石的军队经过了七、八年战争重压，被隔绝起来无法得到共产党军队所能得到的资源。
(当时与会者所谓“资源”,是否指外来的。赫尔利答：“不是!”并指我们身上所穿的土制呢衣，说：“国民党就无法获得这样好的材料。”)
赫尔利：为国民政府辩护，非我所愿之事。但是我想说一说，过去一年国民政府的军队在北缅和萨尔温江地区赢得了非常杰出的战役，打下密艺那，使雷多公路不久可以开放。由于打赢这些战役需要物资，削弱了其他地区国民政府军队的力量。
这些责备中国士兵的言论，是那些希望中国继续分裂的人们所散布的。我感到毛主席所说的，和我们的敌人所说的，有相同之点。
由此可知，杨著中“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的情节实际上源自牛军的翻译。按照《抗战时期国共合作纪实》一书的说法，牛军是按照FRUS翻译的，但与前文引述的FRUS原文可知，英文原文根本没有这一情节。
那么，可以说“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这一情节是牛军杜撰吗？笔者认为存在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如果牛军只是依照FRUS原文进行翻译，那么“赫尔利评价共产党土制呢衣”一事就是杜撰。
第二种可能，牛军在翻译过程中可能参考了中共当时的记录，在中共方面的记录中或存有这一情节。只是这一记录可能并未公开，不便加注，牛军也就没有注明。
此外，不论哪一种可能成立，核对FRUS原文与牛军译文，译文中也确有不够忠实于原文之处。笔者这里仅举两例：
1.毛泽东与赫尔利的英文谈话记录，无论是FRUS还是《中美关系转折：赫尔利使华》中收录的英文打字件影印本，都是以第三人称方式记录的。牛军改译成对话体，分别以毛泽东与赫尔利的第一人称进行表述。这样的改译，并不利于显示史料的原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