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566 颜世安 | 礼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

礼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 

摘要：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古代礼观念出现于西周时期。但是，西周初年草创周代礼制，礼制到西周中期逐渐系统化，在此过程中，礼观念一直没有形成。礼观念形成是在春秋霸政时代，形成原因主要是贵族社会内部发生结构变化，诸侯国之间由宗法关系转向诸夏共同体关系，这一变化导致古代宗教信仰崩溃，以“礼”为中心的人文观念兴起。

关键词：“礼”观念；霸政时代；贵族人文思想

“礼”是中国古代人文思想的核心概念。学术界讨论“礼”观念的论著已经很多，可是礼观念究竟何时形成，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却至今未曾弄明白，甚至未曾作为一个问题提出。首先要明确，“礼”观念的形成与礼仪制度的出现不是一回事。礼仪制度起源甚古，至少在商代祭神礼仪就已经出现，但古人在解释世界时开始以“礼”作为一个明确的观念范畴，却是后来发生的事。这个思想史事件发生在什么时候呢？这个问题在既往的研究中并未得到解决。

治古代思想的学者常认为“礼”观念出现于西周初 年。他们认为周公“制礼作乐”，创制了西周的礼乐制度，其中自然就包含了礼乐观念。这其实是一个含混的 理解。所谓周公“制礼作乐”是一个春秋时代形成的传 说，后来变成一种信仰，其实依据西周墓葬所作的研究， 西周初年尚未形成系统的礼制。①当然，我们可以对周 公“制礼作乐”作一种广义的理解，周成王时代大体是西周制度草创的时代，执政的周公是创设新制度的领 袖：尽管西周的制度在后来才逐步成型，如分封制度在 康王时成型，礼仪制度的成型在西周中期（穆王以后）. 我们仍然可以把西周礼乐制度的创设归之于周公，在这 个意义上说周公“制礼作乐”未始不可。但是在作了这 样的分解以后，就不能认为，西周初年是礼乐制度形成的年代，更不能认为礼乐观念出现于西周初年。

西周初年确有一次意义重大的思想变革，周人为解释他们非同寻常的胜利，提出了一种新的宗教观念。这次思想变革一向被学术界理解为中国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的真正起点，这也是人们相信礼乐观念形成于西周的原因。但是我们现在检视可信的周初文献，可以看到这个新宗教思想并不包含“礼”，其主要概念是“天”、“帝”“命”、“德”、“敬”等等。周初文诰还有诗歌（周颂）中偶尔也提到"礼”，那是指祭祀仪式。西周初年当然有祭祀之礼，而且礼仪规模可能很盛大，②有两点却必须注意。第一，西周初年没有形成全面安排贵族层级序位的礼制;第二，祭祀之礼是敬神文化的一部分，在西周初年的观念中，祭祀礼典本身并无独立意义。所以西周初文浩中只偶尔提到祭典，在讨论宗教政治道德诸大问题时，却一次也不曾提及“礼”，这与春秋时代讨论一 切重大问题离不开“礼”适成明显对照。所以我们可以确定，西周初年“礼”尚未进人思想领域。

西周初年没有出现“礼”观念，这与人们一向理解的商周之交思想变革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创始地位颇不协调。专业圈子里的人都知道礼观念在前孔子时代文化遗产和孔子思想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如果西周初年没有礼观念，商周之交的思想变革是不是需要重新估量呢？在前辈学者中，郭沫若和徐复观都曾注意到西周文献中不见“礼”（禮）字，可是他们都认为西周初年其实已有礼观念。郭沫若指出，礼（禮）是后起的字，周初彝铭中不见这个字。但他认为，西周初年的“德”不仅包括主观方面的修养，同时也包括客观方面的规模，就是后人所谓“礼”。[1](P22)徐复观认为西周初年实际上 已经有了与春秋时含义一致的礼观念，只是没有用“礼”（禮)这个字，而是用的“彝”。因为礼观念的根本精神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准则，这个准则的意识西周人已 经产生，而且反复提到。周初文诰中有十多处提到“彝”，皆是人际准则的意思。[2](P36)

郭沫若和徐复观两位前辈的看法有重要的一致之处，就是认为礼的实质是政治伦理准则和“德”，只要政治准则意识和“德”意识出现了，那也就意味着“礼”观念出现。这种对礼观念实质含义的理解在学术界很有代表性。我现在相信，正是这种流行的理解遮蔽了礼观念的起源问题，同时也遮蔽了礼观念的出现在思想史上的意义。礼观念流行起来以后，确实包含特殊的政治伦 理准则意识和“德”意识，要说以“德”为礼观念的核心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周初的“彝”、“德”与礼观念中所包含的政治伦理准则意识和道德意识有实质的不同，后者是以礼仪规范对贵族生活长期锤炼为基础，其中包含特殊的文化规模感。不理解礼的“文化规模”内涵，便不能理解它所要求的特殊政治伦理准则的人类道德准则。西周初年文献中，“彝”有对宗法政治规矩准则的尊重德”有自我节制的认真和勤勉，但这两个概念并未包含以文化规模感为基础的“礼乐”意识，这种意识是在西周中期以后的历史岁月中慢慢形成的。

王国维认为周代不同于商代之新制度，主要是立子立嫡。由立子立嫡而有丧服、分封、宗法制度等等，“由是制度乃生典礼，则‘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是也[3](PP453-454、475)。王国维对周代基本制度的概括当然是准确的但这些制度在西周初年只是草创，彼时新制度尚未系统化，更无“曲礼三千”的繁复仪式。近几十年的西周墓葬和铭文研究取得不少进展，根据这些进展对西周史进行新的综合研究也已在展开。现在可以确信，西周中期以后，政治礼典日渐完善。如许多铜器铭文记载策命礼，表明西周贵族的政治层级关系由礼典得以确认。现在墓葬研究中颇为人注意的“列鼎”现象，也表明贵族礼仪层级在西周中期以后逐渐确立。政治 礼典完善当是整个礼仪制度逐步系统化的反映。许倬云《西周史》主要根据铭文研究西周史事，认为西周中期以后礼仪的系统化，意味着统治阶级的权力由武力强制转变到合法的地位象征，同时统治阶层内部秩序走向[4](P165)

礼仪制度逐步系统化涉及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不只是政治礼典。西周时宗族组织是贵族生活的基本单位，政治礼典用于安排和确认宗族组织之间的层级关系，包括朝觐、会盟、赐命、军旅、聘问等等，这固然是礼制的基本部分，但同时，适用于宗族内部的礼典如冠、婚、丧、祭、乡、射等等，肯定也是在西周中期的稳定年代里逐渐发育起来。一般谈论西周礼乐制度的学者，比较重视王国维说的那些政治礼典，可是从礼仪制度渗透一般贵族成员思想意识，并最终导致礼观念出现这个角度看，冠婚丧祭等贵族生活的日常礼典也许起到了更重要的作用。

礼仪制度在西周中期以后逐渐系统化，这并不是指 礼仪完善定型（事实上终西周之世礼仪制度在许多局部规定上也没有定型，这一点只要看春秋贵族仍在创制新礼就能明白），而是指贵族生活的各个方面都纳人仪式性的制度,这一转变对于贵族意识有重大影响。贵族 的高贵身份原先只是一个宗教信念（贵族氏族受神的恩宠在人间世界具有优越地位），现在由一套仪式来显示。这个仪式的长期规约和训练,就使贵族逐渐产生由礼仪风格判别人品的意识。这里有一点要说明，与贵族生活紧密相关的冠婚丧祭等礼典虽然有渊源流长的礼 俗背景，但它不是礼俗而是礼仪。作这样一个区分非常必要，因为现在有学者研究周代礼制和礼观念时，喜欢 强调其中的远古礼俗因素，周礼有此因素固然不错，但片面强调这一点，会使我们忽略更重要的东西。周礼中的冠婚丧祭之礼不是自然积累而成，而是贵族为显示自己的身份创制的。当然不是一次性创制,是在一个长时 期内集体创制。春秋战国以后文献谈论诸侯、卿大夫、 士、庶人行礼各有差等，儒家文献强调以礼化导民俗（而非以民俗为礼），以及明言“礼不下庶人”，都与西周时贵族之礼与民俗相分离有关。

礼仪制度的系统化，缓慢而深刻地改造了贵族的生活方式并影响了贵族的观念。在西周中期的铭文和诗歌中，可以看到人们较多地提到礼仪，特别是赞美祭典的盛大和由仪式规矩培养的文雅风度。尽管这时对礼典的重视仍然是敬神观念的一部分，但礼仪的某种独立意义也开始被人们注意到。《诗经》大、小雅大部分是西周中后期作品，在这些诗歌中，可以看出礼仪制度全面渗入贵族生活带来的影响。西周初年重视人的德行， 主要是节制和勤劳，在大、小雅中，却有许多诗句赞美贵族的礼仪风度，而且雅诗时代的人开始相信，礼仪风度就是德行的表现，有礼仪和美德的君子是人民的楷模和政治的骨干。③但是这个时期人们对礼仪的重视还只是礼观念的萌芽，因为不论在铭文还是在《诗经》中，我们都看不到以“礼”为维系秩序的根据的思想。宣王时的毛公鼎铭，西周后期的《诗经》“变雅”，还有大致同时 的《尚书·文侯之命》，都提到上天降下愤怒，要努力去 拯救家邦。但是在拯救的种种方法中，却从未提到“礼”。可见此时，礼还不是解释世界的意义系统的一个基本要素。等到礼观念成为这样的独立要素时，整个贵族阶级的思想都开始发生根本变化了。

“礼”观念的形成看起来像是一个渐变的过程，从西周初年文献中偶尔提及祭礼，到《诗》二雅中出现若干赞美礼仪风度的诗句，再到《左传》、《国语》中贵族君子常以“礼”为尺度论政论人，似乎在思想史上呈现为 一个对礼仪的重要性不断加深认识的过程。可是我们 仔细考察，就发现“礼”观念是在某个时间内骤然流行起来，相对于这个短期内的爆发式的流行，以前的种种关于“礼”的言论（主要是在西周后期的雅诗中），都可视为是在缓慢地积累一种感情。直到有一天，这种感情变为一种自觉的意识，人们突然意识到，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些礼仪规范，从祭神之礼到饮食之礼，不仅是为沟通人神关系服务的，也不仅是维持了人的体面与风度，它竟是人们考虑政治问题和人生问题根本无法离开的基础。到了这个时候，“礼”观念才真正在思想史上形成。

这个“礼”观念骤然流行的时间，就是霸政初起的 年代。《左传》记事始于鲁闵公元年（前722年），齐桓公初建霸业是鲁庄公十五年（前679年）④以鲁庄公十五年作一个分界，此前四十多年，贵族言论中谈到“礼”仅有两次，此后至鲁僖公三十二年（前628年）晋文公卒,五十余年间为霸政高潮时期，此期贵族言谈提到“礼”达二十多次。⑤《左传》记贵族言与事，大抵皆有春秋时史官笔录为本，较为可靠。如果只有少量变化，不足以说明问题，如此大规模的变化（言谈称“礼”的密度竟骤然提高十倍）肯定说明中原各国贵族均在霸政以后的一段时间变得十分重视礼。值得注意的是不仅贵族言“礼”有此变化，而且贵族引“诗”“书”也有相同变化。仍以鲁庄公十五年为界，在此之前，贵族引“诗” 只有一次，引“书”一次没有，此后至晋文公去世的51 年间，贵族引“诗”达16次，引“书”6次。礼是西周的旧制度，诗、书是西周的旧文学，可是西周人谈论重大宗教政治问题从不称“礼”引“诗” “书”，也就是说，西周人从未想到要以礼仪制度和文学文献来支持他们的精神世界。霸政年代里风气骤然变化,说明那时的贵族开始 相信古传的制度和文学是一种精神的支柱，他们可以由 此出发来讨论并解决政治和人生的问题。这一变化便意味着“礼”观念在思想史上出现。

“礼”为什么会在霸政以后流行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当是多重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研究此问题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推动“礼”观念出现的最主要因素是贵族社会内部发生了一次重要的变化，就是贵族城邦国家之间，由西周时代的宗法关系结构，演变成了霸政时代的“诸夏”关系结构。“诸夏”概念是齐桓公创霸时代由管仲首次提出，此概念一出现，即受到中原各国贵族的热烈响应，成为霸政同盟的主要推动因素。学术界有人认为春秋时“诸夏”概念出现标志华夏民族已经形成，“诸夏”是否可以视作一个民族共同体可能还要商量，但它肯定标志古代贵族社会初步突破氏族界限，开始结成一个跨氏族的文化共同体。“诸夏” 共同体在霸政前夕形成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的结果。本文限于篇幅不能详述这个过程。[5]这里只是要说明，宗法共同体和“诸夏”共同体 是两种不同的城邦国家组合关系，由此形成的观念也不一样。在宗法共同体之下，贵族以宗庙为根本，以神的保佑为精神支柱，在“诸夏”共同体之下，贵族以各氏族(当时人称“虞夏商周之胤”）混成的新族群为根本，以共享的文化为精神支柱。虽然在“诸夏”时代还有人谈 论宗庙和神，但那已是抱残守缺的心态；“诸夏”共享的文化传统如礼仪诗书之类，已经成为各国担当大任的贵 族人物的新信仰。霸政之所以形成，基础便是“诸夏” 聚合带来的贵族社会结构变化和由此伴生的新观念， 礼、诗、书等观念在霸政时代流行由此看来就毫不奇怪了。

当然，“礼”观念在思想史上出现是由多方面因素共同促成，如礼仪制度在西周中期以后逐渐系统化，礼仪日渐成为贵族的生活方式并改变他们的气质；如西周灭亡以后贵族对神的信仰破灭，陷于无所依傍的危机之中，需要寻找新的精神支柱；再如北狄与楚进逼中原所带来的压力使中原贵族形成强烈的文化自觉等等，这许多方面的因素都对“礼”观念的形成产生推动作用，但 是“诸夏”聚合显然是这复杂的综合因素中最主要的因素。“诸夏”聚合意味着贵族走出氏族宗庙的世界，以共同文化构成的想象力为基础，认同一种新的共同体和新的身份。有了这一转变，礼仪生活的长期积累和训练，贵族群体因为神系信仰瓦解而寻求新的精神支柱的压力，才能在一种新的社会结构基础上发生作用。这里特别要说一下夷狄人浸这一外部推动因素。表面看来，公元前7世纪初北狄南楚的人侵是推动“诸夏”意识高涨的一个主导因素，那时贵族在华夷之辨中大谈礼义， 以礼为标准区分夷夏，也是对夷狄文化威胁作一种回应。但是实际上“诸夏”观念也好，华夷之辨中大谈礼义也好，都有更深一层的含义，那就是中原贵族社会当时正在经历内部结构的重组，贵族实际上是在借助“诸夏”和“礼义”观念建立一个可以取代神和宗庙的新意 义世界。在世界史上，文化发达的民族遭遇蛮族人侵时，通常都会激起文化的自尊感，而春秋时代的特殊之处是那时诸夏贵族正经历传统制度和信仰的崩溃，他们正陷于自身的秩序混乱和精神危机之中。这个时候遭遇蛮族人浸,使诸夏贵族不仅激发起文化的自尊，而且 把自身文化传统的再发现，与重建一个意义世界的努力结合了起来。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笼统地认为“礼”观念始终是主流社会的支配观念是不对的，春秋以前有礼仪制度却无“礼”观念;春秋以后的战国时代贵族制度消亡，主流社会也不再流行“礼”观念。实际上“礼”观念大为流行只有春秋霸政以后二百余年,那是大多数统治阶级成员真正以“礼”为核心观念，相信靠“礼”可以解决一 切重大社会问题的时代，那是思想史上“礼”观念的黄金时代。这个时代形成的种种信仰和观念，是孔子创立原始儒学的背景和基础。战国以后，“礼”观念不再在统治阶级中占支配地位，只在儒家学派这个民间集团中代代相传，并通过儒学在西汉武帝以后重新成为官方支 配观念可是西汉以后这一观念不似春秋时代那样具有原创精神，已经退缩为以维护帝国秩序为核心的官方观念“礼”观念的生气勃勃的发展，也终于在大一统政治格局之下走向模式化。

西周是礼仪制度系统化的年代，文献和彝铭中有时 会提到祭祀之“礼”，为什么这些都不可以视为礼观念。本文提出的判别标准是，西周文献中所言之“礼”未脱神权观念的笼罩，仍是神灵信仰中的一个组成部分，礼典的盛大华美意在向神表达敬意和祈福，同时也炫示主祭者在一个神意的世界体系中占有优势地位。《诗经》中对"威仪”的赞美常有逸出敬神娱神的新含义，即对 经过长期仪式规约捶炼的高雅举止由衷赞赏，但此种赞美只是新观念的萌芽，尚未成为系统的思想。《左传》中所见的以礼论政则完全不同，礼不再以祈神为目的，礼本身成为一个独立的制度，可以维系国家整齐人民。尤其重要的是，礼体现一种新的价值观，就是相信历史长期培育起来的文化规模是政治和人生的根据。“文化规模”感是诸夏时代兴起的贵族人文思想中最核心的东西。研究古代“礼”观念的人一直强调礼是身份安排和通过这种安排确定的社会秩序，这固然不错，但在“礼”观念初起的时代，人们在礼的身份安排中寄托了更深一层的向往，就是人（不论群体还是个人）可以在特定的人际组合方式和交往规则中培育起文化品德，这不是一般意义的道德，它是胸襟、毅力、教养、谦虚等品质组合起来的美德，这种品质组合的深广程度就是文化规模感。简单地说，在“礼”观念兴起的时代，人们谈论“礼”不是仅仅追求身份安排和秩序，更是追求以贵族文化为基础的美德，并以此美德为衡量政治的尺度。前文说到西周初年的“德”与“彝”观念不能代表“礼”观念，原因无它，就是因为在“德”与“鼻”中全无以美德衡 量政治的意识。

“礼”观念兴起不是一个孤立事件，它是古代社会内部结构变化推动的全局性观念变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全局性观念变化就是脱离神的信仰，走向人文信仰。新的信仰以礼仪、诗书、圣贤英雄故事等等为凭借，对举凡政治、社会、人生一切重要问题，均以人文理性加 以解释。此种人文理性不同于古希腊的理性主义。古代希腊人走出宗教，重建意义世界所凭借的力量是自然哲学和以数学几何为中心的演绎型理性，春秋贵族凭借的力量却是历史长期积累的文化规模感。由此可以理解，春秋时“礼”观念兴起，表面看是贵族思想家在混乱年代里企图借重旧体制来整顿秩序，实质却是他们在旧体制中发现了可以取代神意的新精神。正因为有这种新发现，“礼”观念在那时才有深人人心的力量，并能向思想的纵深发展，最终导致儒学出现。

中国古代的人文思想形成于春秋时期，这一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什么，学术界至今没有形成一致意见。一般的见解认为，古代人文思想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相信人的力量（而不是神和其他力量）是实现社会目标的保证。其实这个见解是不准确的。春秋贵族人文思想的中心观念是关于人的教育和训练的观念，只有经过古典文化教育和训练的人也即君子，才能担当大任。那时的礼义诗书观念主要不是与神意对抗，而是与人的放纵堕落倾向对抗，与夷狄代表的粗野不文对抗，所以礼义诗书观念实际上是广义的古典教育观念。一个人通过阅读古诗、学习古代政治文诘，了解历代圣贤和英雄故事，演习乐舞，以礼仪与他人交往并自律，培养健全的美德，以此担当维系社会秩序和宇宙秩序的责任。其中礼仪的人际关系格局和自律具有核心的意义。古希腊的人文思想也是相信经过教育的人才是真正的人，这一点与中国春秋时期人文思想相同。古希腊有以七门Liberal Arts(约定俗成的译法是“文科”）教育人的人文传统，语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6]这个人文传统 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代表的希腊文化是内在一致的，并且奠定了欧洲近代思想发展和大学教育的基础。春秋的人文思想以礼乐诗书为教育人的主要科目，与古希腊的侧重颇不同。以“礼”为中心的人文思想，侧重的是人际交往的能力和人的博雅宽厚气质。这个人文传统是孔子创立儒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