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层累构造及其依据

最近的十余年里，“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在国内新闻传播学研究界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热词，学术界在新闻学领域的深度性思考大多与它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联。毫无疑问，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一样，这种现象本身也值得我们展开严谨而深入的探究。

在国内以“西方新闻专业主义”为关键词的研究文献中，至少在以下两点达成了共识。第一，“新闻专业主义”是舶来品，原生于西方，具体说就是美国；第二，“新闻专业主义”具有张力与弹性，是一个理论框架、话语体系。由此可见，新闻专业主义是一个来源明确、含蕴丰盈的表意结构，与此相关的所有讨论，都应该建立在对其展开正面而细致阐释的基础之上。

但是，实际的情形却大相径庭。学者们在没有提供充分学理依据的前提下，自己身体力行，各自分头建构一个“西方新闻专业主义”观念体系。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其构造过程与构造机理与历史学家顾颉刚眼中的“中国古史”观的形成有诸多相通之处。

顾先生认为战国秦汉以来的古书中所讲的历史，大多出于神话传说的演变，是由诸多不同的描绘与叙述一层一层累积起来造成的。“层累”之说一经发布，就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与倾力推崇。

据顾先生自己说，“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代史”观包涵着以下三个层面的内容：第一，“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愈长”。可以得出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 第二，“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第三，在勘探古史时，我们“即使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顾颉刚，1982：59)。

现在，我们也不妨将顾先生的“层累”学说延伸到对国内阐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研究上。 下面为了研讨的需要，我们学习顾颉刚先生的方式，把国内研究界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数种标示性的解读，依据演进过程的时间顺序胪列于下:

(一)第一节点，李金铨 (1997)《香港媒介专业主义与政治过渡》

媒介专业主义——包括追求新闻的客观性与坚持新闻的伦理道德。

(二)第二节点，郭镇之(1999)《舆论监督与西方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信念，它是改良时代行政理性主义和专业中立主义总趋势的一个部分。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它最突出的特点，是对新闻客观性的信念，相信可以从非党派的、非团体的立场准确报道事实。

(三)第三节点，陆晔，潘忠党(2002)《成名的想象:社会转型过程中新闻从业者的话语建构》

西方新闻工作专业主义的核心是决定专业特征的一些基本原则，包括：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功能，新闻工作必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政治集团的宣传员；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利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利或权威的控制。

(四)第四节点，黄旦(2005)《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

正是实践的不断推动，形成了后来人们所理解的专业主义基本理念：第一，报刊的主要功能是传播新闻，同时还要干预和推动社会；第二，在性质上，报刊是一个独立专业，因此，它必须是自主的，尤其在政治上不依赖任何派别，更不做政府的喉舌(所谓的新闻自由，实际上就是政府不能干涉报纸)；第三，报纸的目的是为公众服务，并反映民意；第四，报纸的运转是靠自己的有效经 营，尤其是广告收入；第五，报纸的约束机制是法律和职业道德自律，尤其是 后者。

对这个演化过程进行通观并览可以发现：在其第一节点，主体名称使用的是“媒介专业主义”。从其所处的语境以及征用的例证来看，它与“新闻专业主义”是基本相通的。在这个时候，其意涵仅限于客观性与职业伦理两个面相；在第二节点，增加了服务公众的目标和独立性的立场，客观性仍在，职业伦理则不再提及；到了第三、第四个节点，含蕴的内容更加丰富，涉及面向明显增多。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对其所推重的关键义项的强调与突出表达得非常清晰与显赫。这些关键性意向有：独立性立场、公共性平台、专业的自律与自治。这些都是现在国内研究者讨论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时，花费笔墨与倾注心力最多的地方。由于要突出和强调这些内容，以致于放弃了学者们此前一直比较看重的要素。第三节点提及了“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可以算是与客观性有所勾连，第四节点则对客观性完全没有涉及。

与顾颉刚的相关论述相比照，这个演化过程完全契合“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代史”观的阐释框架，只是由于“层累”学说针对的是中国古史，移植到新闻学研究领域难免要进行一些适应性的调适与变通。

现在的相关研究到了需要征引西方人对新闻专业主义的论述时，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 第一，引述西方社会学研究者关于职业与专业等问题的意见。 第二，征引似是而非的西方学者的相关论述。

关于第一种处理方式，其所征引相关论述，离开了新闻业的具体场域谈论职业、专业以及社会分工，完全没有触碰到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核，至多只能说在其外围兜转。第二种处理方式虽然只举了一个例证，实际的存在绝不是孤例，其学理上的不足取，则更无需多言。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提及的这类处理方式尚称得上是迎难而上，勉力而为。其他同类的研究基本上是或者笼统概述，泛泛而论，或者曲意附会，轻巧避过。更有一些径直就铺排堆砌国内学者的相关议论，不加遮 掩地抛开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应该是西方人眼中的新闻专业主义这个基本前提。

出现上面的状况，不是因为学者们集体出现行文粗疏、方法欠严谨等问题，而与本项研究的特殊难度也不无关联。其特殊难度首先表现在研究对象的一些关键性元素与环节现在还迷雾重重，一时难以廓清。 其次，在美国学者心中，新闻专业主义或许是不言自明无须辨析的概念，而且也没有孕含着深潜幽掩的宏旨奥义。因而，它们的存在方式更多的是隐藏在梳理美国新闻发展历程的文献之中，很容易被历史上的著名人物与事件所遮蔽。

最后，新闻专业主义的内涵具有一定的弹性，可以作多向性的解读。在美国 新闻发展史上，报刊应对报道主观化的倾向，采取了两种策略。第一是启用署名栏。署名栏的运用使记者面对编辑部时有了更大的主导性。另一个应对策略是专业化。 这里的专业性指的是新闻专业之外的另一种学科或领域的专门学识，与一般认为新闻专业主义严守专业自治与自律而不能越雷池一步明显不同，也完全是在我们国内学者的研究预设之外的。

那么，在这样的特殊难度面前，国内学术界是在怎样的情境下实现对西方新闻主义的解读的?或者直接说，他们完成解读的基点与依据在哪里?

求解西方专业主义的谜底是，大多数学者都是直接公布自己的答案，答案的出现显得来无影去无踪。也有少数人会在展示答案的前后加入一些说明或注解，无形中给我们留下了他们求解谜底的思考路线和行动轨迹。

黄旦与陆晔、潘忠党对西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的阐述，是被国内研究者引用最多的两个关于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定义。而从他们对自己论述依据的介绍中，结合其他的一些相关情况，我们至少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学术界揭示出的西方新闻主义各类模式，实质上是中国学者站在中国的语境下，对西方主要是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一种描述乃至想象。

第二，研究界揭示出的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观念体系，实际上已经与我们常说的“西方新闻理论”的框架大致相通。那么，这就远远地出离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原有轨道，或者说他们已经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框架拉抻到可以把所有相关观念一网打尽的西方新闻理论的程度。

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时常会使用“新闻专业主义”来指称一种状态或者一种观念，不过，“新闻专业主义”本身一般不会被当成一种可以无限阐释的动态的象征性符号。并且，在美国“专业化”与“专业主义”等词语也非新闻领域的专属品，它们还会很频繁地被使用在其他的专业。 美国的新闻专业主义就像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气”“风骨” “神韵”等语汇一样，看似学术味道很浓，但在使用时则等闲视之，并不深究其本身的内涵。

当然，这不妨碍我们今天根据其使用规律，对其涵义进行梳理和总结。但是，这种梳理与总结一定要紧贴其所处语境，扣紧其第一层面的“所指”展开论述。也就是说，即使美国人不曾对新闻专业主义进行全面而深入探究的情况下，我们也不妨将其列为中心词加以研讨。但是，既然是阐释“西方”新闻专业主义，我们不能脱离“新闻专业主义”的原有语境，直接宣示新闻专业主义的核心内涵。

行文至此，我们不妨简略核实一下西方新闻专业主义的存在情形。当新闻专业主义被一再提及与征引的时候，对其质疑之声也伴随而起。一个具有釜底抽薪效应的挑战是，不承认新闻工作是一个合格的专业，而把它看成是一门手艺。“因为和更具有专业性的医生、律师、会计等职业相比，新闻工作能够被规范化、标准化的部分实在有限。多数新闻工作者是在实践中，在师傅的言传身教中摸索、试错、领悟而成为熟练匠人的。在一代又一代新闻工作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共同体接受的行业规则。因此，作者们认为，新闻工作的基本原则必须在传统内寻找，而不是通过逻辑推导植入。”(科瓦齐 & 罗森斯蒂尔，2011：5)与此具有相同效应的是，罗伯特·哈克特与赵月枝的论著《维系民主?政治与新闻客观性》，考察了整个英美传播制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传统与现实，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基础性要素新闻客观性展开了深度的反思与质疑，“揭开‘新闻客观性’这一新闻学中的‘不死之神’面纱”，为国内提供了有关北美新闻制度的一种历史的、哲学的、社会的独到分析。

就实践层面而言，20世纪五六十年代被舒德森视为美国新闻工作专业化的顶峰时期。美国另一位学者丹尼尔·哈林有相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在20世纪60年代，记者们对新闻专业主义超级有自信，相信新闻从业者可以兼顾“独立”“不偏不倚”“客观”“为公众服务”“被政府以及全世界信赖”等精神与原则，他还把这一时期称为美国新闻史上的“极端现代主义”时期。同时，哈林又认为记者们形成于“极端现代主义”时期的专业模式并不是恒定不变的，它是基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短暂插曲。当20世纪60年代以后，当“极端现代主义”所需的社会条件不复存在之后，美国新闻专业主义的“极端现代主义”时期就永难再现了(郑保卫，李玉洁，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