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办公」为什么在中国这么难？

这篇文章主要解决一个问题：究竟为什么“远程办公”在中国这么难。

这个问题，其实也可以这样来理解：

实际上，自1980年开始发展，美国的远程办公非常成熟。全球前十大远程办公国家中，美国可以排名第一，毫无悬念。举两个例子：

Salesforce要求员工每周四都必须在家办公，以减少没必要的会议；而大名鼎鼎的Wordpress母公司Automattic，则没有固定办公室，全员远程办公，甚至连面试新员工，都是远程进行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美国的“远程办公”呢？

或者说：是什么在推动着一个国家的“远程办公”进程呢？

这是我认为在讨论“远程办公”话题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目前远程办公在中国这么难。

先上一组数据。

它来自2019年10月的《区域经济学家》，由美国区域经济学家查尔斯.加斯康等使用美国人口普查局和美国社区调查数据完成：

这组数据只统计全职员工，不涉及兼职人士，也不涉及像自由职业者这样的自雇人员。

甚至，也不涉及那些在“非住宅环境”（如咖啡馆和联合办公空间）完成工作的全职员工。

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偏保守的数据。但优点是：数据的内涵非常清晰。

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推动”着美国远程办公的发展呢？

根据查尔斯的研究：有意思的是，美国远程办公的增长情况，其实不是线性发展的。

在2005年前，美国在家办公的全职员工比例增长缓慢；然后，在2005年左右，增长突然加速了。

报告的下方，还有这么一条注释。

它说：

这条注释，让我浮想联翩。

因为我到美国生活的第一年，正好赶上猪流感疫情（H1N1流感）大爆发。情况一直持续到了2010年的8月，才结束。

而2010年12月，美国联邦政府就通过了一项法案，名为《远程办公增强法》。

目的之一是：要确保美国联邦政府在紧急状况下，也能够维持基本职能。

所以似乎有理由认为：猪流感在美国的大流行，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远程办公的发展。

基于此，美国远程办公增长加速的时间点，似乎也可以向2000年前移。

因为从与“通勤”有关的大规模外力事件看：

但这些外力事件，真的对“远程办公”产生了影响吗？

答案是否定的。

实际上，它们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计。

那么，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化”，是否会推动这个国家的远程办公增长呢？

为说明这个问题，我给大家找了一张图。

这是美国2019年第三季度，按行业种类，进行分类的国民生产总值图。

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上述两个行业，刚好是远程办公比例很高的行业。

而这张图，其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的经济结构构成。

（与之相比较，目前中国经济结构从企业注册数量上看，主流还是大量的贸易型、销售型、制造型和生产型公司）

但是，行业分类真的会大幅影响远程办公的增长吗？

答案，竟然也是否定的。

实际上，根据查尔斯的研究：

换句话说，由“行业转变”带来的远程办公增量，实际上也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这样问题又回到了原点：究竟是什么在“驱动”着美国的远程办公发展呢？

有意思的是，根据查尔斯的研究，实际上美国远程办公的主要驱动力因素只有一个。

那就是：技术的发展。

“We found that only about 2% of the growth in telecommuting since 1980 can be explained by occupational shifts. Technological advancement likely explains the rest.”

自1980年以来，在美国远程办公转变的因素中，实际上仅有约2%的增长，是由职业转变带来；而“技术的发展”，解释了其余的一切。

那么，在至关重要的2005年，美国的科技界又发生了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马克.贝尼奥夫，是在1999年的时候成立了Salesforce。然后，这家公司在2004年的6月，登陆了纽交所。

其它如微软、IBM、甲骨文、思科、西门子、SAP、EMC、VMware、惠普等等，都在2005年前后，为美国企业级技术和服务的“基础设施”，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此外，根据KPCB的合伙人Eric Feng制作的一张图：

正是在2005年左右，美国“企业级”独角兽数量（红线部分）开始腾飞。

实际上，“企业级投资”一直是美国风投的一个重要分支。

这些投资，源源不断地孕育了美国企业级公司的重要玩家，包括：Dropbox、Zoom、Slack等等。

而根据TechCrunch的数据：

在2018年的前11个月里，美国SaaS类创业公司，获得风投总融资额的数量，占到了美国创业公司总融资额的：70.1%。

如此之高。

与之相比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似乎没有企业级市场。

根据TechCrunch的数据：

2018年前11个月，中国创业公司在全球风险投资的总融资额中，独领风骚。但在SaaS创业公司的投资金额，仅占到了中国创业公司总融资额的：11.7%。

与美国的70.1%相比，根本不在一个量级。

实际上，中国创投圈对企业级公司的广泛关注和讨论，也是这两年才开始的。

前两天，我打电话给谷歌云战略的业务发展总监姚欣榆。姚欣榆之前，是腾讯企业QQ和营销QQ的创始人。

他和我说了一段画龙点睛的话。

他说：

但是，如果说技术发展是远程办公的唯一决定性因素，那么，又是什么推动了“技术的发展”呢？

姚欣榆和我强调了一个观点：

他指出：看似简单的远程办公，背后本质上其实是雇主与劳动力的“权力对比”。

换句话说：美国的远程办公比例之高，是因为美国的企业级技术基础设施强。

而美国企业级技术的不断发展，本质上其实是：这些技术在不断满足美国劳动力议价能力越来越强之后所带来的劳动力需求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在美国，所有关于远程办公的利弊分析包括《远程办公增强法》，都提到了远程办公的重要目标之一，那就是：

增强员工在工作和个人生活之间的平衡。

比如，能够让员工因此更好地管理自己工作和家庭的义务（假设一些员工刚生下孩子），从而帮助公司/政府保留更富弹性的劳动力。

但这是美国的机构更高尚吗？不是。

美国的远程办公比例之高，背后其实是美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之强。而目前中国的实际情况：很明显，雇主的权力更大，中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还很弱。

那么什么时候，中国的劳动力议价可以变强呢？

前几天，我在朋友圈转发了携程董事局主席梁建章的一篇文章《隔离的经济账》。

结果，我的一位读者跳了出来。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对话。

其实我这里说的“美式”，是指：数据至上。

2007年，梁建章去斯坦福攻读经济学博士，主攻“人口和创业及中国劳动力市场”。之后的2013年，我在上海采访梁建章。

其中有一个问题，涉及到了中国的“创新”。

梁建章是这么回答我的。请大家注意看：

梁建章的意思是：

一个国家的创新驱动力，一定与这个国家的人均GDP有关。如果一个国家的人均GDP太低，那么，就算这个国家有人造出了iPhone，这个国家的市场，也养不起这个产品的生态系统。

现在再回过头去看梁建章的话，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想到：今天中国的创新实力大增，背后与中国的人均GDP增长有关。

而换到今天的话题，恐怕也一样。

经济水平不提高，远程办公的体验就不可能会好，劳动力的议价能力也不可能变强。

中国劳动力议价的能力不变强，中国远程办公的比例，也就不可能大幅提高。

而与这个大方向来比较，其它的诸如：

员工职业道德和职业化程度的对比、工作是由兴趣驱动还是赚钱驱动、远程办公法律的制定等等，都不过只是一些子集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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