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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小年:犀利评价改革的历史(一) | 正略名家

赵民微分享  · 公众号  ·  · 2018-01-09 20:43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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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许小年

来源 | 东方历史讲堂演讲实录


改革的历史


大家下午好,今天在这里讲从历史上看改革,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实际上是不断改革与革命的历史。当前一些企业界的朋友、学界的朋友,甚至政界的朋友都感觉到有点迷失,好像找不到方向,我跟大家一样,在困惑中试图寻找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方向,于是就去读历史。如果忘记了历史,就容易迷失在当下。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改革事业绵延不断,战国时期商鞅和秦孝公的变法,公元前356年和前350年两次大规模的变法,为秦国崛起作为战国时期的霸主,乃至后来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


历史上提的不多的是西汉末年王莽的托古改制,发生在公元9年到23年。王莽的形象在历史上相当的负面,这是因为中国的历史自从儒家被确立为正统的意识形态之后,就脱离了司马迁的传统,不是尽可能真实、客观地去记录和探讨历史,而把教化作为它最首要的功能。后世儒家有一句话,“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了让乱臣贼子惧怕。历史材料的选取、历史事件的记录、历史的分析于是就有了事先设定的指导思想,历史的教化功能一直延续到今天。王莽被认为是乱臣贼子,篡夺西汉政权的野心家,代表了这个反动阶级,那个落后势力等等。实际上,如果客观地回顾一下历史,王莽是一个认识到当时尖锐的社会政治矛盾的大臣,试图通过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但是他失败了。失败有历史的机缘,也有个人的原因。后世的史学家,特别是儒家的史学家对王莽采取了一概否定的态度,实际上他是一个希望有所作为、希望解救危局的政治人物。


王莽之后,南北朝时期有北魏孝文帝和冯太后的汉化改制,在历史上留下的资料也不多。实际上孝文帝的改革对后续中国制度的建设有着深远的影响,例如如北魏所创立的府兵制、租庸调制、均田制等等,都被后来的隋朝和唐朝所继承,但是因为北魏属于外族,鲜卑族拓拔氏建立的政权,汉人史学家写这一段时,总带着一种非常复杂的心理,说他们是“五胡乱华”,就像后来明朝人写元史一样,元史的篇幅和一个近百年的统一皇朝不相称,因为它是由蒙古族建立的政权。


在孝文帝改革之后,有北宋王安石和宋神宗的变法,时间跨度大约16、17年,从1069年到1085年。


王安石之后是明朝的张居正,从1572年到1582年。对于张居正的改革,史学家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这不是一次改革,只不过想通过整顿吏治、调整政策来提高明帝国国家机器的效率,改革的深度和范围远不及王安石变法。


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是清末光绪帝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但还没有开始就已经结束了。众所周知,慈禧太后发动了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帝,杀害六君子,各种新政还没有来得及实施就流产了。


最近的是邓小平领导的1978年改革开放。


简短地回顾一下历史,粗略地讲,大概每隔四、五百年,中国的历史上就会出现一次改革的高潮。四、五百年也许纯粹是时间的偶然,也许因为中华帝国的制度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必须通过改革来进行调整。古人有句话说“五百年必有王者兴”,我们看了一下,更像是五百年必有改革兴。历史到底是偶然还是必然,这是学界一直讨论的问题,我们不在这里展开讲,把这个问题留给将来的研究者回答。


在这些改革中,一头一尾成功了,其他全都失败,一头一尾就是商鞅变法以及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成功了,中间的改革或者变法都失败了。我用的“改革”和“变法”两个词是同一含义,似乎“变法”一词更适合古代,而“改革”是现代用语。


虽然这些改革中只有一头一尾是成功的,但在历史上,成功的改革对国家和民族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成功的革命。商鞅变法促进了中国社会从封建制向集权官僚制的转变,这是中国社会的第一次大转型。这个大转型发生在东周末年、春秋时期,经过春秋战国二、三百年的混战,到秦始皇统一中国,这个转型才算完成,但不是像历史教科书说得那样,转向封建社会。教科书上讲,秦统一中国标志着封建社会的开始,这个论断今天在史学界被公认是错误的。从严格的定义出发,中国封建社会只有西周一朝,这不仅是中国史学界的共识,也是国际史学界的共识。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实际上就是西周一朝,国外的学者余英时,普林斯顿大学的东方史、东方文化专家,也是这个看法。秦始皇统一中国,宣告封建社会结束,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皇权官僚专制时代开始了,为这个新时代揭幕的就是商鞅变法。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则大大推进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从秦始皇统一中国直到清朝,按照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说法,中国社会是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我基本同意他的这一判断。为了简化起见,我们称皇权专制和宗法社会为传统社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大转型,即现代化转型,有些史学家把转型的起点划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有些人认为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有些划在了1911年辛亥革命。不管起点在哪里,各家一致的看法是,自晚清之后,中国社会的传统形态已经保持不住了,必须向现代社会转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毫无疑问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推动。


改革虽然没有像革命那样波澜壮阔和惊心动魄,但是对于社会的发展、对于中华文明的成长,改革所起的作用和它的影响远远超过成功的革命。成功的革命大多数都是改朝换代,而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变化,这两次成功的改革,却给中国社会带来了实质性的变化,这也是我为什么对于改革的历史感兴趣的原因。


关于作者

许小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和金融学教授。曾获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孙冶方经济科学奖”。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过渡经济以及中国经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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