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层建筑这些制度安排什么是合适的，还是必须看自己的发展阶段。不能拿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标尺，要求发展中国家先把制度改好以后再去发展经济。但实际上，发达国家也不是那么走过来的。”
“印度照理说作为被殖民国家，是把英国那套制度完全继承下来了，但印度的发展怎么没有我们好？他有私有产权，还有共和宪政呀？1979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印度的经济发展比我们好：1979年的时候印度的人均GDP比我们高20%，而且他有这种先进的制度，那现在呢，印度的人均GDP只有我们20%。”
►
林毅夫 经济学家 曾任世界银行副行长
采访整理 观察者网 高艳平
观察者网
：您在新书《战胜命运》的
开篇讲到发挥潜在比较优势产业，来促进经济发展时，就举了几个农业的故事，比如中国甘肃的土豆以及马里的芒果，政府利用了自己的比较优势，带动当地农民促进了经济发展
。
观察者网的读者就提到了当年赫鲁晓夫玉米运动的反例：四五十年代的时候，赫鲁晓夫在乌克兰和莫斯科种植玉米都大获丰收，后来在苏联全国推广，结果就失败了。那么，
用您的理论，如何解释前苏联当年玉米运动上的失败？
林毅夫
：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因为农产品的种植跟气候、土壤、水利等等关系非常紧密。比如说在南方合适的品种，在北方也不见得合适。因为它的气候条件不一样，土质条件不一样，水的条件不一样， 阳光条件不一样等等。所以在一个地方合适的农产品品种，在另外一个地方不见得合适。
玉米在一个地方种成功了，并不是代表整个俄罗斯都能成功。而且当时是前苏联，国土面积非常大，北边冬天的时候无霜期很短，南方中亚这个地方又接近沙漠，比较热，赫鲁晓夫想把一个品种推广到全国，那当然不成功了。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要按照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如果政府能够按照各地的比较优势，因地制宜，每个地方都能找到他合适的发展方向。
不管是农业还是制造业还是工业都是如此，比如说同样在非洲推动工业化，那么在埃塞俄比亚能做的，就跟在卢旺达不完全一样，因为卢旺达比埃塞俄比亚更内陆，交通运输距离更远，目前交通基础设施差，物流费用就比较高。
埃塞俄比亚也是内陆国家，但是距离吉布提港是700公里，卢旺达则距离肯尼亚的巴萨港1500公里，在基础设施很差的情况之下，所需要的物流时间和成本就不一样。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卢旺达能够生产的工业产品，就必须比较轻，每个单位的附加价值比较高才适合它，比如服装这样的产品。
而埃塞也生产轻工业产品，但他运输距离短，相对来需要的运费少，就可以承担附加价值比较低的产品，比如鞋子。（观察者网注：中国的华坚鞋业在埃塞俄比亚很成功，是林毅夫牵线介绍过去的。）
所以，所谓按照各个地方的比较优势，因为每个地方的比较优势是不一样，所以并不能说在一个地方成功，在另外一个成功就能够普遍推开。
观察者网
：这本书里谈到布基纳法索政府接受国际组织援助的例子，很有意思。以往我们关于这个话题听到的都是理论，西方机构给发展中国家的援助都是带有条件的，没想到这个药方如此之多，给受援助的政府这么多困惑，不仅仅是药方上的误导，还带来各种行政负担。
那，无论从国家层面来看，我们中国的一带一路，我们的亚投行，以及从您个人的研究和实践层面，包括您在非洲一些国家或者波兰做顾问，还有南南学院培养发展中国家官员，以及《战胜命运》这本书对后发国家提出了务实的发展建议等等，我们
如何避免西方国际机构指导发展中国家碰到的那些不良后果？
林毅夫
：这些针对发展中国家的药方或者发展理念，都是以发达国家做参照系的。比如说按照华盛顿共识，那么发展中国家就必须改变原来进口替代战略时造成的政府过多干预和扭曲。
按照要求，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就必须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各方面的改革要按照发达国家的标准来做，那要改的可是多了。
所以这本书里讲到布基纳法索的故事，他们的财政部长抱怨说，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给他们要求的各种制度改革一年就差不多有500项，平均每天1.5项！
布基纳法索财政部长就指出，就是让财政部的所有官员都来做IMF给的改革方案，一个人负责一项，我们整个财政部也没有那么多人，那怎么能执行呢？
所以我无论在给非洲国家做报告，还是我的著作里面一直就讲，我们必须改变思路。因为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具备了发达国家那些条件之后，才从低收入变成中等收入、高收入国家。
即便是发达国家，它在低收入的时候也没有具备现在具有的那些条件，所以这里面就有因果倒置的问题。发达国家现在有各种完善的体制、制度、公平等等，这些是发展的成果，并不是发展的前提。
布基纳法索财政部长讲，IMF给他们开出的各种制度改革药方一年就有500项左右，平均每天1.5项！
但是现在很多人按照发达国家的理论模型，认为发展中国家要有这些前提，效率更高，于是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改革以拥有这些前提。
但是发展中国家要拥有这些前提，要改革，要执行，要资源，它哪有这些资源和条件？
所以，我们现在反过来要改变参照系，先看自己有什么，根据自己有的什么能做好，就把能做好的做大做强。自己现在有的就是要素禀赋，能做好的就是根据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然后看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需要哪些条件？政府再因势利导给予改进帮助企业家把比较优势变成竞争优势。
当然政府的的因势利导需要资源，需要执行能力，你不可能一下子把全国的基础设施都改善好，各种制度安排都做到完美，那政府就应该按照毛主席所讲的，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
比如，在一个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都很差的国家，那可以先在一个有限的地区：比如经济特区、加工出口区或者工业园，根据本国所要发展的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把这个产业需要的基础设施弄好，在工业园实行一站式的服务。这样即使全国的制度环境不好，全国的基础设施普遍比较差，至少在工业园区里面，是有效率的。
这样马上就可以让经济发展起来，就能够让非常有竞争力的产业创造就业，创造出口，就业出口税收都增加了之后，它就有更多资源来去改善其他地方。
我觉得我们现在必须改变这个思路，以自己为参照系来看，进入到一个良性循环，那么从一点的成功可以产生星火燎原的效果，到最后有一天我们的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当然我们的体制，各方面的制度安排也会跟发达国家接近。
观察者网
：目前中国对科技进步非常重视，您在书中没有着重讲。网上舆情显示，海外以及中国年轻人对于中国未来看好，其中一个重要标志就是中国技术创新的飞速发展。比如老外总结的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网购。
那么技术创新在经济增长的要件里面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比如，有人可能就认为他在当前的中国不重要，比如经济学家许成钢讲，制度创新比技术创新更重要，只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才依赖技术创新，因为发达国家在制度上已经相当完善（具体见下面截图），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林毅夫
：创新包含技术的创新、产业的创新、制度的创新等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了解什么叫创新？
创新的含义就是，我在下一期生产的时候我所用的技术，比现在用的技术好，就是技术创新；我下一期所进入的产业，它的附加价值比我现在产业附加价值高，这就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也是一种创新。
但是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创新取得的方式不一样，如果你的产业已经在世界最前沿，那你的技术创新就必须自己的发明，你的产业要升级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也要自己发明。
但如果你是在发展中国家，技术跟发达国家有差距，那么这种情况之下，你可以引进发达国家已经用过的技术，只要这些技术比国内现有的技术好，就是技术创新；只要引进的产业，附加价值比现有高，即使是比较成熟的产业，那它也是产业升级。所以我们要先了解创新真正的含义。
对于像中国这样的一个中等发达国家，我们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可以分成五大类：
一：追赶型。
我们的技术是跟发达国家还有差距，同样一个机器一个设备，我们只卖100万美元，买德国的就要500万美元，因为它的技术含量比我们好，我们还在追赶。
在这种情况之下，那我们就要研究怎么引进和消化吸收，比如我们可以出去并购，去国外设立研发中心等等。
二，技术处在世界最前沿。
有些产业我们的技术处在世界前沿，比如我们的高铁、家电等等，我们已经处在世界前沿了，要技术创新，那就只能自己发明了。
所以在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和发明，就是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自己去做R&D中的R，research，即基础研究，然后去开发新技术新产品。
这里面需要有政府的作用，需要有企业的作用。开发新产品新技术企业家有积极性，因为它开发出来以后可以申请专利，但是做基础研究，企业家没这个意愿，因为它是公共知识，国家就必须支持。发达国家这么做，我们也必须这么做。
三，技术已经逐渐失掉比较优势。
这种情况那就必须转型，一部分转到产业附加价值比较高的微笑曲线的两端，比如品牌、产品设计、市场渠道管理等；加工部门，劳动力密集型的那一部分，你就必须转移到工资比较低的地方去了。
四，弯道超车型。
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一些新的产业业态，新产品新技术的研发周期非常短，半年到一年，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金融资本投入相对少，比如信息、通讯产业的软件、互联网等等。
我们跟发达国家的差距是，它们的资本积累已经数百年了，但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积累的资本，人均资本比他们少多了。
但是人力资本我们并不比发达国家差。人力资本有两个部分，一个是天才，天才出现的比例我们跟发达国家的比例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人口多，我们国家出现天才的数量也会很多。
另一部分是后天的教育，从小学开始到研究所，其实我们现在跟发达国家差距也不大了。
这种情况下，我们人力资本跟发达国家比，至少我们没有劣势，而且我们还有大市场的优势，于是这些短周期的技术创新，我们实际上是可以弯道超车。
已经实现弯道超车的技术创新产业企业家代表：任正非和马云
很明显的例子，
就是互联网里面的阿里巴巴，移动通信的华为。
那我们可以自己搞研发，自己做技术发明，因为你是在最前沿上跟发达国家直接竞争。
第五大类就是战略性的产业。
这些产业，有的跟国防安全有关，有的是跟国家长期发展有关，它的特性跟第四类正好相反。
在第四类中，主要以人力资本投入为主，那这一类也要人力资本，但是它研发的周期特别长，可能20年30年，比如像美国的新药研发一般十年以上，如果是新一代的战斗机，30年；新一代的航空母舰，50年。
这个领域的技术创新，要投入很多。不管是国防安全的需要，还是国家长远发展的需要，要投入就必须政府补贴，不管你是以国有还是民营都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讲创新，不能笼统地讲，必须看我们现在产业处于哪个阶段，看这个产业还有什么创新可能的前景
。
制度也是这样的。我前面讲了经济发展的过程，一方面是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以提高劳动生产力；另一方面是硬的基础设施跟软的制度安排，都必须随着产业发展的需要不断完善以降低交易费用。制度的完善本身也是一个创新，创新需要依据产业的特性和需要。
在这种状况之下，我想我们应该避免一个误区就是，不能还是拿发达国家做参照系。
比如说上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政府搞计划经济，干预太多效率太低；所以我们要走向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就有很多制度安排：产权明晰、私有化，政府除了管教育和国防安全以外，其他事情都不要管了。
但是，
实际上按照这种制度创新去做的国家结果怎么样，答案不言自明
。
我并不是说制度创新不需要，但是我们没有看到哪个国家是先完善各种制度才发展经济的，就像文一教授最近在
《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
一书里面所介绍的，欧洲、美国这些先进的国家是先有了完善的各种制度才变成发达国家呢，还是在发展过程当中，这些制度不断地根据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需要来完善？
显然，后者才是事实。
实际上，在这一点上马克思是对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力，和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
比如说，上层建筑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金融，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占据优势的时候，金融就必须适合这些发展阶段的安排。
劳动密集型产业，它的特性是资本需求少，生产所用的技术和所生产的产品都很成熟，风险主要来自经营者或者企业家是不是可靠，有没有经营能力。那么在一个还处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就要研究什么样的金融安排适合这个发展阶段产业发展的需要。
另外，变成发达国家了以后，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资本密集型，资本需求量大，而且技术都在全世界技术最前沿，新技术新产品都必须自己发明，风险都很大，当然也有企业家有没有能力的问题，但是风险的特性跟资本需求的特性不同，那金融的制度安排肯定不一样。
我经常常批评的就是，国际发展机构过去老是要发展中国家学发达国家的金融安排，认为它是先进的，要发展中国家发展资本市场，搞大银行，那结果是什么呢？发展中国家80%以上的生产都是在传统农业、微型小型的加工业或者服务业，这些实体经济最终得不到金融支持。
我认为，制度是必须不断完善，就像马克思说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
但是上层建筑这些制度安排什么是合适的，还是必须看自己的发展阶段。不能拿发达国家的制度作为标尺，要求发展中国家先把制度改好以后再去发展经济。但实际上，发达国家也不是那么走过来的。
退一步说，我们花费巨大的力量，建立起发达国家的那些制度安排，最终带来的结果，是不是有发达国家的效果呢？我们比较一下中国跟印度结果就很明显。
印度照理说作为被殖民国家，是把英国那套制度完全继承下来了，但印度的发展怎么没有我们好？
他有私有产权，还有共和宪政呀？1979年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印度的经济发展比我们好。1979年的时候印度的人均GDP比我们高20%，而且他有这种先进的制度，那现在呢，印度的人均GDP只有我们20%。
所以，我同意制度创新非常重要，但是别忘了，制度是内生的，是跟发展阶段、产业特性，以及一定发展阶段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相关的，这样的制度变迁才能够真正的带来我们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附：林毅夫在北大博雅讲坛100期上的演讲《下一站非洲：新全球化背景下的挑战和机遇》
我们知道，
非洲是现在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
，它有11亿人口。根据世界银行2015年公布的数字，43%的非洲人口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的最低贫困线之下。非洲的贫困问题如果不解决的话，非洲人民就不能够摆脱贫困、实现跟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的现代化梦想，还可能导致非洲国家、非洲大陆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目前，
非洲的人口非常年轻
，11亿非洲人口，70%在30岁或者30岁以下，50%在20岁以下。这些人年轻力壮，但如果经济发展不起来，他们没有就业机会、没有美好的未来，他们就会对国家和社会有很多抱怨，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政治的不稳定。到了那时候，非洲社会、政治不稳定影响的肯定不只非洲。
中国有一句古话，“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
若非洲的贫困问题不能解决，地中海对岸的欧洲发达国家定会受到影响。
在这种状况下，很多非洲的年轻人就会冒着生命危险，跨过地中海，去欧洲寻求更好的生活。想要跨过地中海，这些人又不是有钱人，可以买得起飞机票或者船票，他们只能用最原始的方式，坐一些非常破的船，迎着惊涛骇浪渡到对面的欧洲大陆去。
这个现象在非洲有些地方非常普遍，村子里的年轻人基本都走光了，想要到欧洲去。但真正能去到欧洲的人数，也不是那么多。很多人在渡去地中海的时候，遭遇到了各种危难。这些，我们在报纸上会看到很多，是人类的悲剧。
就算他们成功到达欧洲，想要融入欧洲社会也不容易，常常受到排挤和歧视，而这也同样会变成欧洲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类似的事情，我们在报纸上看到很多，而最近我到非洲去，听说现在有些人不仅是想要借助原始落后的船只跨过地中海，他们甚至还想用这种方式跨过大西洋，和当年哥伦布一样，但人们坐的船比哥伦布当时坐的还落后。他们计划去美洲，先到南美，然后再从南美到美国。这个过程的艰难大家可以想象，即使能到达，要适应一个新的国家、新的社会，也不是容易的。
非洲现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大陆，这是事实，为什么贫穷呢？是不是非洲人不努力？当然，这是我们常有的印象，似乎非洲人到工厂里面工作，工作几天拿了工资，就去吃喝几天，没钱了再回到工厂。这种现象我不敢说没有，但想想看，当年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们还贫穷的时候，农民刚刚到工厂工作的时候，不同样有这种情形吗？而且不仅是非洲和中国，东亚其他经济体，韩国或者中国台湾，它们在实现现代化之前，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那些工人的素质和现在非洲没有什么两样嘛。
那是非洲人没有追求吗？我们会经常听别人说，说非洲人可以坐在树下，饿了就到树上摘果子吃。这种现象我也不能说是绝对没有，但是
大多数非洲人还是跟我们一样，对自己、对家庭都有责任感。
最近我常跑非洲，非洲一些办工厂的朋友跟我讲了一些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听了都非常感动。
他们工厂雇用了一些工人，早上8点钟上工，中午12点吃午饭，午饭是工厂给点补贴，在工厂旁边买；下午1点钟又开始工作，直到下午5点钟。但是他跟我讲说，有些非洲人当母亲、当父亲的，周五给他吃午餐的补贴，他会舍不得去买午餐，想要省下来。为什么省下来呢？因为家里还有孩子要上学，家里还有孩子要买书，家里还有孩子要吃饭。
我们来想想，作为一个父亲或者母亲，8点钟到工厂上班，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他7点钟之前就必须出发，6点钟必须起床，6点半吃完早餐，然后到工厂工作到下午5点离开，6点钟能不能到家，那么至少有12个小时的时间，他忍饥挨饿，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他的孩子有几毛钱可以买书本，可以吃饭，这样的父母能说他没追求吗？
还有人说非洲国家的人没有企业家精神，我过去也曾有这种想法。但我在世界银行当副行长的时候，第一年去到非洲一个国家，莫桑比克，去的时候当然政府会安排我到各地去考察。
有一次，我从莫桑比克首都去到一个乡下，车程两个多小时，当中经过一个农贸市场。看到农贸市场我感到很好奇，就要去农贸市场看看这里面到底卖什么东西。然后就一群人陪着我，下了车，往农贸市场走。往农贸市场走的时候，看到有一群小女孩在农贸市场外面，用一个篮子装着芒果，那些小女孩大概十多岁，长得都挺可爱的。我觉得很好奇，我就往那些小女孩那边走去，那是在农贸市场门外。
我们一群人往她们那儿走，当然就引起农贸市场门口警察的注意，警察就跟着我们了。在农贸市场外面的小女孩看到警察跟着来以后，马上拔腿就跑，带着她们的芒果。当然她们还小，跑得快的就跌倒了，满地都是芒果，小女孩捡起芒果赶快走。
那些小女孩为什么不进入农贸市场呢？后来才知道跟我们国家一样，进入农贸市场是要交钱的，那些小女孩为了省钱，冒着被警察抓的危险，从家里树上摘了几个芒果在外面卖。我看了以后就说，这些小女孩完全符合我们教科书里所讲的企业家，具有企业家精神。
什么叫具有企业家精神呢？发现市场上有什么需求、什么机会，然后组织各种材料、商品卖到市场上去，抓住获利的机会，而且敢冒风险。
她们会算这个成本和效益，她们知道如果要交农贸市场的费用就赚不了钱，所以她冒着被警察抓的危险，在外面卖芒果。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现在非常强调的企业家精神——发现市场机会敢冒风险，组织各种生产来抓住这个机会，这些小女孩身上完全表现出来了。
所以
非洲国家的人民跟任何地方的人民一样，都是有企业家精神的。
企业家精神是天生的一个本能，当然，在任何大人看来，都会觉得有一些人比较有企业家精神，而有一些人企业家精神就比较低；就像有些人IQ比较高，有些人IQ比较低一样，但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的比例在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是一样的，非洲国家的人不会比其他国家的人笨，非洲国家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不会比其他地方的人少。
那是不是非洲国家政府不作为，造成非洲国家现在这么贫穷呢？仔细一想，其实也不是。我们知道，非洲曾是西方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民族主义风起云涌，他们都在追求自己国家摆脱殖民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们终于实现了摆脱殖民统治，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
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非洲人民其实跟我们老一辈革命家一样，抛头颅、洒热血，为了他们的国家不惜牺牲生命，使他们的国家实现了独立。独立了之后也和我们一样，都希望能够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希望能够民富国强。
那么，既然跟我们有一样的追求，为什么现在还这么贫穷呢？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作
“思路决定出路”
。它们之所以没有实现现代化，是因为思路上有问题。思路上为什么有问题呢？这是因为非洲国家政治上摆脱了殖民统治，但是
思想理念上还完全照搬西方殖民国家的理念
，通常他们的目标是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人民过上跟发达国家一样富足的生活。
当然你要实现国家现代化，需要有理论指导，要有追求的目标，非洲人民就把发达国家的理论用来指导他们的实践，用发达国家的经验作为他们的参考。实际上跟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一样，总是一种有参照系的心态，认为发达国家成功一定有他的道理，把这些道理学会了，拿到我们国家来用，就能够帮助我们国家实现现代化。
开始的时候，我们追求的目标是让老百姓能够过上跟发达国家一样的生活，那就把西方发达国家作为参照系——发达国家有什么，他们希望也有什么；发达国家什么能做好，他们希望和发达国家做得一样好；我们缺什么，来补发达国家有的那部分；我们什么东西做不好，希望我们能够像发达国家一样做好。
我们知道发展经济学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时，很多殖民国家想要摆脱殖民统治，想要追求他们国家的现代化，这才从现代主流经济当中分离出来，将之变为新的现代经济学子学科。发展经济学在40年代刚刚出现时，第一波思潮我们现在叫结构主义。
什么叫结构主义？发展中国家当时希望的是能够跟发达国家一样富强，你要跟它一样富强，你的劳动生产率就要跟发达国家一样高，你的产业水平也要跟发达国家一样高。
发达国家当时收入很高，实力很强，有现代化资本密集的大产业，然后看看自己的产业，只有一些原始的农业，传统的矿产资源产业，这些劳动生产率水平都很低。
因此，当时结构主义说你如果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就应该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产业，才能提高你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和人民的收入，这个逻辑似乎非常严谨。
但事实证明，按照这种方式发展，无论是什么产业，都发展不起来，因此，结构主义认为，这是这些发展中国家传统文化等因素造成的结构性问题。他们认为，按照市场发展不起来，是因为有太多市场失灵，因此建议由国家克服市场失灵，由国家直接动用资源，配置资源，把现代化的大产业建立起来。当时的非洲国家就是这样。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推行这样的战略需求，也就是毛主席所说的希望“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
在他们国家的第一代人这种动员之下，这些非洲国家建立起现代化产业，钢铁厂、汽车厂等等，发现这些产业在国家强力支持下是可以建立起来的，但是建立起来一般效率非常低，导致经济停滞，接着危机不断，然后跟发达国家差距越来越大。
所以看发达国家有什么，你缺什么，想按照发达国家有的去建设，失败了。
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国家也在反思，为什么在第一代人努力和全民共同奋斗之下，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时的看法就认为，发展中国家之所以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有太多干预，没有让市场发挥作用，政府干预造成扭曲，造成资源错误配置，导致寻租。
就这样，当时主流发展的经济学思想从全面的结构主义变成后来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搞不好是因为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善的现代化市场体系。所谓完善的现代化市场体系是以私有产权为基础，价格全部由市场决定，资源全部由市场配置，政府扮演最小政府的角色，有限政府的角色，主要目的就是维持国防安全，维持稳定。这样财政上就不能够有赤字。
这样好像很有说服力，因为发展中国家确实有很多政府干预，进行资源配置，政府干预导致寻租现象非常普遍，任何人都可以选一个理论模型证明只要这样效率肯定是低的。在这种情况下，八九十年代发展中国家在所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国际发展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和帮助下，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推行改革，进行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财政稳定计划。
消灭贫困是世行等国际机构的使命之一，然而这项使命完成的并不顺利。
这从一定程度上看好像很有道理，但是推行结果怎么样？推行的结果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包括非洲国家原来建立的工业垮台了，然后经济崩溃了、停滞了，危机不断，而且不断出现去工业化现象，工业在经济当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
在八九十年代这些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平均经济增长率比在结构主义的六七十年代还要低，而且发生危机的频率比六七十年代还要高。因此有些经济学家就把非洲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八九十年代称为“迷失的二十年”，
虽然从理论上来讲很清楚，但是推行的结果效果是非常差，非常严重。
当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都贫穷，两百多个发展经济体当中，只有少数几个，而且是非常少数，从低收入进入到中等收入，再进入到高收入。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目前在两百多个发展经济体当中有两个，一个是韩国，一个是中国台湾，中国大陆很可能在2025年变成第三个在二战以后从低收入进入到高收入的经济体。
在1960年的时候，有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截止2008年，共有13个从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当时有8个是西欧周边的欧洲国家，本来差距就不大，因为西欧国家一直都是工业化、现代化的高收入经济体。另外5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从历史证据来看，
真正能成功的经济体非常少。
我们对这些成功经济体在发展过程中的政策进行观察，发现了一个非常让人迷惑的现象。这些成功的发展经济体，不管是从发展还是转型来看，
它们政策推行的时候，从当时主流的理论来看基本上是不正确的，甚至是错误的。
比如东亚这几个经济体，它们从五六十年代，当时主流的理论是结构主义，如果你要赶上发达国家，应该发展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型大产业，但是东亚这些经济体，在五六十年代发展的却是传统劳动密集型小规模的轻加工业。
当时的看法是，发达国家产业水平那么高，生产率水平那么高，你发展劳动密集型小型加工业怎么能赶得上呢？
当时认为应该发展现代化加工业，要自己生产不要进口，所以当时结构主义的观点是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但是亚洲“四小龙”推行的是出口导向战略，在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但是现在真正赶上它们的就是那些积极实行“错误政策”的发展中经济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