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庆桥 | 文
50年前，也就是1967年6月17日，中国在罗布泊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举世震惊。从第一颗原子弹成功（1964年10月16日）到第一颗氢弹成功，中国只用了两年零八个月，这一跨越速度远快于当时其他四个有核国家（美、苏、英、法），而且赶在了法国的前面。这个问题曾令世人困惑不解。后来，人们发现，中国的氢弹奇迹其实就蕴藏在钱三强后来总结的“预为谋”之中。
毛泽东指示：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早在1958年6月21日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时，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搞海军。萧劲光同志，你不是要搞点海军嘛，那时就有希望了。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还有原子弹，听说就是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
毛泽东的指示等于是给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定了调。到了1960年底，原子弹的研制已有眉目，重大科研难关进展顺利。此时，专司负责领导核武器研制的二机部部长刘杰和副部长、原子能研究所所长钱三强同时想到了毛泽东“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他们认为，氢弹研制高度复杂，预研工作必须立即启动，宜早不宜迟；他们商定，氢弹预研工作由钱三强全权负责，在原子能所开展预研工作，目标是在氢弹的理论探索工作上先行一步。随后，原子能所成立了“中子物理领导小组”，由所长钱三强亲自主持。
当时，原子能所由二机部和中科院双重领导，是我国原子能事业科学研究的大本营，可谓藏龙卧虎。但是，原子能所的大部分研究人员都已承担了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任务，每个人的任务和压力都很大，难有多于精力放在从零开始的氢弹理论的预先研究上。在这种情况下，钱三强决定在年轻人中物色人选，组建氢弹理论预研队伍。
钱三强首先成立了氢核理论组，并挑选黄祖洽和于敏担当负责人。该组人数最多时达40余人，何祚庥、朱洪元等均为成员。黄祖洽是钱三强指导的研究生，因钱三强太忙，后由彭桓武指导，此时正带领一个组从事反应堆研究。于敏则被日本著名物理学家朝永振一朗（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誉为中国的“国产土专家一号”，北京大学研究生毕业，他从未出过国，但研究水平极高，钱三强对他的评价是：“于敏填补了我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钱三强在北大查档选人时发现了于敏，将其调至原子能所。但于敏是“老运动员”，总是在政治运动中挨批，因此难以参加绝密研究。经过钱三强的争取，于敏得以与黄祖洽一起工作。
与轻核理论组同时成立的是轻核反应实验组。此组的目的，就是用实验得来的数据，配合和支持轻核理论组的工作，共同推动氢弹基本理论研究工作的开展。 轻核理论组由何泽慧主持的中子物理室归口管理，组长先由蔡九敦后改由丁大钊担任。
这里稍微花一些笔墨介绍一下何泽慧。她是钱三强的夫人，他们夫妻俩被誉为“中国的居里夫妇”。凑巧的是，钱三强正是小居里夫妇（约里奥·居里、伊莱娜·居里）的高徒，钱三强于1937年赴法后跟随小居里夫妇长达11年。而何泽慧也于二战期间与夫君一起寄居在小居里夫妇的实验室学习工作。在中国原子弹研制的初创时期，钱三强曾推荐何泽慧去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从事原子弹的设计研究工作，但遭到拒绝。有人据此不怀好意地说钱三强是想通过自己的夫人去控制核武器研究所，甚至企图以此事攻击钱三强。后来，另一位中国核弹功臣、“两弹一星”元勋、曾任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的彭桓武听到这个细节后说，钱三强是对的，丝毫没有私心，何泽慧去核武器研究所是完全合适的，她有能力有水平，她没有去核武器研究所才是我们的损失；不要忘了，她在德国读博士的专业是弹道学，就是研究武器的！要是她都没有资格去核武器研究所，还有谁比她更有资格呢？
钱三强在原子能所这“先行一步”成立两个研究小组从事氢弹预研工作的安排是非常重要的。几年时间内，氢弹理论预研小组共写出研究报告和论文数十篇，还有一些没有写成文章的研究心得，这使得中国科学家对完全陌生的氢弹理论及许多关键性概念，有了较深入的认识，为日后氢弹研制工作的快速起步奠定很好的理论研究基础。
“中国氢弹之父” 于敏发挥关键作用
1964年10月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毛泽东明确指出，氢弹研制要加快；周恩来也指示二机部要就核武器发展问题作出全面规划。1964年10月，在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后，核武器研究所抽出三分之一的理论研究人员，全面开展氢弹的理论研究。1965年1月，也就是原子弹爆炸成功的三个月后，二机部把原子能所先期进行氢弹研究的黄祖洽、于敏等轻核理论组、轻核实验组的数十名研究人员全部调到核武器研究所，集中力量从原理、结构、材料等多方面广泛开展研究。核武器研究所原有的强大研究力量，再加上轻核理论组的力量，两股力量相互协作，各自发挥所长，很快便有了中国的氢弹奇迹。
习近平为于敏颁发最高科学技术奖
在理论研究攻关中，最初形成了两种思路，一是邓稼先率领的理论部提出的原子弹“加强型”的氢弹，即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将其威力加大到氢弹的标准；二是黄祖洽、于敏在预研时提出的设想，当时是两条思路一起并行攻关。1965年夏，于敏提出了新的方案；9月底，借助中科院上海华东计算机研究所当时最先进的运算速度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于敏带领部分理论人员，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计算，分析摸索，终于找到了解决自持热核反应所需的关键条件，探索出了一种新的制造氢弹的理论方案。这是氢弹研制中最关键的突破。
在氢弹原理突破中，于敏提出了关于氢弹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起了关键作用。后来证明，这一新的理论方案大大缩短了中国氢弹的研制进程。于敏后来被誉为“中国氢弹之父”。根据新的理论方案，1965年底，核试验基地召开了规划会议，提出了氢弹科研、生产的两年规划，确定了“突破氢弹，两手准备，以新的理论方案为主”的方针，中央专委随即批准了这个规划。
进入1966年，国内政治气候日紧，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但因为氢弹的特殊性——毛泽东亲自关心，还因为氢弹研制工作已有国防科委——军方接管，周恩来又亲自抓管，所以氢弹的研制受到的冲击较少。经过紧张的准备，1966年12月28日，氢弹原理试验取得成功，结果表明，新的理论方案切实可行，先进简便，全当量热核试验可以进行。12月30、31日，聂荣臻在罗布泊试验基地马兰招待所主持座谈会，讨论下一步全当量氢弹试验问题。会议经过讨论，形成了在1967年10月1日前采用飞机空投的方式进行一次百万吨级全威力的氢弹空爆试验的建议。不久，中央专委批准了这一建议。
就在这时，中国有关方面从西方媒体得知，法国很有可能在1967年爆响氢弹，而且极有可能赶在中国的前面，这引起了中央决策层和中国科学家的高度关注。为此，在科学家们的强烈建议下，中央专委批准在1967年7月1日前进行全当量氢弹试验，争取响在法国前面。因氢弹首爆试验采取空投方式，这对飞机和降落伞的要求都非常高，当时确定了我国最先进的轰—6甲型飞机承担空投任务，并在核试验场区进行了数十次投弹模拟试验，以确保首试成功！
1967年6月17日8时20分，由轰—6甲型飞机空投的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实现了毛泽东在1958年6月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十年功夫完全可以”的部分预言——只是洲际导弹还暂未实现。
从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8年零6个月，苏联用了4年，英国用了4年零7个月，法国用了8年零6个月，而我国只用了2年零8个月，发展速度是最快的，因而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公认中国的核技术已经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氢弹的成功缘于全国大协作
在不少关于中国核武器研制的影视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主角大都是做出重大贡献的大科学家；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大多数人在谈论“两弹一星”历史时，似乎也总是聚焦在少数的决策者和关键的科学家身上。这当然并没有错。但是，这种状况却是不完整的，不全面的，甚至是有缺憾的。事实上，中国原子弹、氢弹的成功，是全体中国人共同努力的结果，是集体智慧与辛劳的结晶！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
且不说原子弹、氢弹研制基地（青海金银滩）和核试验基地（新疆罗布泊）就是数十万官兵和建设者用汗水、献血甚至生命建成的，整个工程的配套物资更是依靠全国大支援、大协作得来的。没有全国一盘棋、全国大协作，原子弹、氢弹就不可能这么快搞出来。这是历史的真实，也是历史经验的启示。这请看下面这两组数字：
1962年，中央专委批准了二机部研制原子弹的“两年规划”后，“在全国各地区、各部门迅速形成了大力协同攻关会战的动人场面。全国先后有26个部（院）、20多个省市自治区（包括900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加了攻关会战。”
中央专委的一次例行会议上布置的任务，也能非常典型地说明这一点：
放射化学工厂，需要钢材5万吨，不锈钢材1万吨，由冶金部解决；生产二氧化铀的特种树脂，由天津、上海负责生产；二机部所需要的非标准设备82000台件，由一机部、三机部负责；新技术材料240项，其中冶金部200项，化工部8项，建工部19项，轻工部11项；部队支援问题，公路、铁路、热力管线、输水管线、输电线路等交给军队，装备器材自带，由贺龙、瑞卿同志负责；电力方面，扩建火力发电站、水电站，由煤炭部、水电部分别解决；生活供应问题，由甘肃、青海、内蒙、湖南等省解决；新材料和科技攻关的协作问题，由荣臻同志负责……
中国的原子弹、氢弹研制工程极具特殊性，不仅是大科学工程，更是政治大工程；不仅具有一般大科学工程的显著特点，更具有时代特征、中国特色和民族烙印。因此，在回顾中国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这一段历史时，我们要全面评价每一个建设者的贡献。我们既不能抹杀关键决策者和杰出科学家的特殊贡献，也不能搞英雄主义。我们需要深入挖掘那个庞大的科学家群体在那个只讲奉献的年代，他们每个人到底在中国核武器的研制这一大科学工程中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更进一步，数十万人参与了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工程，那些默默无闻者，甚至为此献出宝贵生命的普通劳动者，同样值得我们去挖掘和探究。或许，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尽量还原那一段中国人民的奋斗史诗，全面评价每一个普通建设者的点滴贡献，应该成为当代史学家努力的方向。
（本文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副研究员）
主要参考文献
李觉：《当代中国的核工业》[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葛能全：《钱三强年谱长编》[M].科学出版社，2013.
本期编辑 邢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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