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稳定是人们长期关注的问题，金融稳定政策和货币政策一样成为了各国央行的主要政策。
市场经济的核心是金融体系，而金融体系从本质上讲就是极其脆弱的。金融稳定是市场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金融稳定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从1978年算起也有近40年了，目前正处在一个痛苦的转型阶段，实体经济举步维艰。利率和汇率市场化的提速、金融科技的兴起、固定收益产品市场的发展等等都使得中国金融体系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大力发展金融业应该是促进经济转型的关键举措，但这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影响了金融稳定甚至会触发金融危机。最近几年局部的较大的金融波动时有发生，例如2013年的“钱荒”，2015年的“股灾”，最近的债务“旋涡”等，这和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也有关系。随着中国的改革越来越艰难，这种波动发生的频率会增加，振幅也会增加。研究中国金融稳定发展是具有重大意义的课题，由于这个问题涉及金融方方面面的问题，包括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创新、金融开放、金融监管、央行货币政策等，其复杂程度也是相当高的。
国际上对于金融稳定的考虑主要是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以及巴塞尔资本协议的基本措施。中国是一个新型加转轨的经济体并采用了渐进性改革的方略，中国金融稳定的特殊性一直是我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笔者对这一特殊性展开了比较系统的研究。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的金融体系在本质上是一个不稳定的体系，因此中国金融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金融的创新和监管是在一个不稳定的金融体系上展开的。在这个不稳定的基础上，很多改革开放或发展举措以及创新和监管行为都可能进一步加剧金融体系的不稳定。这是由于我们的金融体系不稳定源于金融定价体系的缺失，根据现代金融科学的奠基石金融学基本原理：金融定价体系存在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没有套利机会，因此定价体系的缺失等价于我们经济体系中存在的套利机会。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17年“稳健中性”货币政策的总基调，而此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到“要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处理好稳增长、调结构、控总量的关系”。李克强总理提到“继续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货币信贷适度增长和流动性基本稳定，不断改善对实体经济的金融服务。”
有业内人士认为，金融严监管可能造成经济增长速度下滑。2013年以来金融自由化思潮下，管制放松，人民币利率市场化加快推进，影子银行体系和非持牌金融业务出现爆发式增长，一方面是金融体系膨胀，金融资产普遍经历了一轮上涨；一方面是经济虽然经历了“钱荒”、货币紧缩，在2013年下半年和2014年上半年基本保持了稳定，经济增速并未出现大幅下行，即金融资产的扩张对冲了一部分经济下降的压力。但是2017年以来，金融治理思维已经从推进金融改革创新回归到治理“金融空转”，推动金融去杠杆，金融体系面临一定收缩压力。由于本轮金融体系收缩叠加经济去杠杆压力，所以本次经济增速的下降将更快、更猛。2013年是金融加杠杆配合实体去杠杆，2017年是金融去杠杆叠加实体去库存，中央银行应对经济在强监管下出现超预期下行的风险提前应对。
2020年，金融机构迎来一轮史无前例的大洗牌，过去躺在牌照上赚钱的时代，将一去不返！
金融监管套利的机遇正在远去，资金“脱实向虚”或将进一步遏制。
7月14日至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
本次会议给出了金融监管体系改革明确的答案，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
新的监管框架明确了“一行三会”的职责分工：央行专注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三会进一步强化和落实专业化的行业监管职责。
“金融稳定实质就是防范金融风险，尤其是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就实现了金融稳定。金融发展，一是金融业自己的发展与改革，要往前走，大中小金融机构都要发展起来；二是金融发展是为了服从服务好实体经济，这是本源，过去几年金融脱实向虚，脱离了这个本源，所以现在要回归本源。”
综合经营、产融结合、互联网金融以及“僵尸企业”处置是现阶段防控风险的几个重点领域。
预计综合经营规范的重点将是统筹监管金融控股公司，特别是近年来一哄而上、大小不一、参差不齐、有潜在风险隐患的各类地方金控、民营金控。事实上，产融结合的绝大部分表现形式就是金控公司。未来由央行牵头、“三会”配合的金控公司监管架构体系有望获得实质性突破。互联网金融监管和整治仍会按照既有的部署继续加以推进。此次会议再提“僵尸企业”处置，并指出“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未来 “僵尸企业”处置可能会呈现力度加大、节奏加快、手段创新的特征。
人们对于中国金融监管和金融创新提出了不少问题，例如：为什么虽然对金融市场的外部监管条例繁多，有时甚至是过度监管，但是其内生的稳定性总是缺位?为什么金融创新常常游离于实体经济之外？中国金融机构创新的主要动力和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中国金融监管的措施和创新环境经常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宏观审慎的监管理念和措施主要应该针对哪些问题？为什么中国的金融创新往往是以跨界和跨境为标志？这些问题从本质上讲就是中国金融稳定和金融政策是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如何理解和刻画这种动态关系。
首先,“金融政策推动创新—创新出现问题—加强监管”的循环可能会导致金融不稳定的情况进一步加剧。通过这些循环，我们的金融体系在不断完善和壮大、金融产品在不断增多的同时也积累了越来越多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直接和金融稳定相关联，每经历一次这样的循环所付出的成本也是相当高的。其次，在风险定价机制缺失的情况下，一般来讲，以刚性兑付为基础的金融政策是正确的选择，但是也可能会对金融稳定造成更大的影响。风险定价机制的缺失严重影响了中国金融系统的稳定发展，并成为中国金融系统大幅波动的主要原因。一些长期存在的套利机会和金融体系的杠杆加大，使“影子银行”迅速扩大，从而增加了金融体系的波动性。同时，金融监管部门进退两难，干预不合适，不干预也不合适。最后，各类金融政策的可预测性也可能加剧金融不稳定性。金融政策尤其是强势监管政策的可预见性可能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根据利文斯顿（Livingston）教义，这种可预测的干预会带来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问题；二是这种可预测的干预，与我们分析渐进性改革路径可预测一样，会在中国造成更多的套利机会，从而引发更多的套利行为，使得本来已经波动率很高的市场更加波动，对风险已经不敏感的资产价格对风险更加不敏感，导致不稳定的金融体系更加不稳定。
中国的金融创新与监管逻辑和成熟市场有着明显的不同(其实与一般的新兴市场也不一样)，研究中国金融稳定问题必须考虑，中国是一个转型经济体且采取了渐进性改革策略。中国渐进性改革带来的套利机会和定价体系的极度扭曲是一对孪生兄弟，导致金融创新偏向跨界和跨境的套利，导致投资者风险自负的原则失效，导致政府过度干预（监管），导致定价体系进一步扭曲，这个循环是中国金融体系不稳定的主要原因。在这个循环中，金融创新和金融监管都有可能进一步加剧金融的不稳定性。多次重复这种循环就有可能导致中国爆发金融危机，这也许就是中国最终爆发金融危机的一种模式，因为用存款保险制度（刚性兑付银行存款者）去防止银行挤兑是可行的，而用刚性兑付应对整个金融体系风险是不可行的。而所谓的高杠杆，资产泡沫破裂都只是表象，并不是导致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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