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读：陈永平）
1990年2月9日，台北《联合报》副刊刊登了一篇散文《草炉饼》，作者张爱玲。居美多年的张爱玲劈头就说：
“前两年看到一篇大陆小说《八千岁》，里面写一个节俭的富翁，老是吃一种无油烧饼，叫做草炉饼。我这才恍然大悟，四五十年前的一个闷葫芦终于打破了。”
张爱玲记得的，是抗战上海沦陷后窗外天天有小贩叫卖“马……炒炉饼！”“马”是吴语的“卖”。这食品的主顾“不是沿街住户，而是路过的人力车三轮车夫，拉塌车的，骑脚踏车送货的，以及各种小贩”，所以张爱玲也只在白天的马路上看过一眼，另有两次，一次是房客的女佣，一次是她姑姑，买了一角回来，“不是薄饼，有一寸多高，上面也许略洒了点芝麻”，“干敷敷地吃不出什么来”。只是想不通为何叫“炒炉饼”，《八千岁》帮她解开了半个世纪的疑团：原来是“草炉饼”。
其实张爱玲还是狐疑的，毕竟她不曾从正在叫喊“马……炒炉饼！”的小贩手里买过饼，而她看到的所谓草炉饼，是“一尺阔的大圆烙饼上切下来的”，这跟《八千岁》里写的可不太一样：
“这种烧饼是一箩到底的粗面做的，做蒂子只涂很少一点油，没有什么层，因为是贴在吊炉里用一把稻草烘熟的，故名草炉烧饼。”
一尺阔的大圆烙饼当然没法“贴在吊炉里”烘熟，所以张爱玲只好想当然地解释说，《八千岁》里的苏北草炉饼大概是“原来的形式，较小而薄”，而上海的草炉饼是“近代的新发展”。
后来《草炉饼》收入《对照记》，传回大陆。有人说，张爱玲看到的，是上海的大饼，并非草炉饼。
但这些差别，于张爱玲来说，或许没那么重要，诱使她在四五十年后追忆当年沪上这种“贫民食品”的，主要是那“马……炒炉饼！”的叫卖声：
“卖饼的歌喉嘹亮，‘马’字拖得极长，下一个字拔高，末了‘炉饼’二字清脆迸跳，然后突然噎住。是一个年轻健壮的声音，与卖臭豆腐干的苍老沙哑的喉咙遥遥相对，都是好嗓子……此后听见‘马……草炉饼’的呼声，还是单纯地甜润悦耳，完全忘了那黑瘦得异样的人。至少就我而言，这是那时代的‘上海之音’，周璇、姚莉的流行歌只是邻家无线电的噪音，背景音乐，不是主题歌。”
那是张爱玲最贪恋的上海的市声。有意思的是，在草炉饼的苏北老家，至少在汪曾祺的笔下高邮，这物事没有人去叫卖，八千岁坐在店堂里，“闻得见右边传来的一阵一阵烧饼出炉时的香味，听得见打烧饼的槌子击案的有节奏的声音：定定郭，定定郭，定郭定郭定定郭，定，定，定……”
据说《八千岁》里的烧饼店有其原型，是汪曾祺家附近的一家“吴大和尚烧饼店”，想必汪曾祺十九岁离开高邮前，每日都会听见那“定定郭，定定郭，定郭定郭定定郭，定，定，定”的打烧饼声。
这烧饼店开在高邮县城的草巷口。汪曾祺回忆道：
“吴家的格局有点特别。住家在巷东，即我家后门之外，店堂却在对面。店堂里除了烤烧饼的桶炉，有锅台，安了大锅，煮面及饺子用；另有一张（只一张）供顾客吃面的方桌。都收拾得很干净。”（《吴大和尚和七拳半》）
汪家开的药店“保全堂”（《异秉》的故事也发生于斯）就在草巷口，据比汪曾祺小几岁的高邮人储元仿回忆，这条极短的街市东头有一家草炉烧饼店，西头有一家插酥烧饼店，每天储元仿都在烧饼声中醒来：
“那声音，每天在朦胧晨光中，像闹钟一样将我唤醒，睁着眼睛在床上听着那有节奏的噼啪之声，听得出今天是东家卖草炉烧饼的先开炉了。因为草炉烧饼一炉做得多，总是噼噼啪啪一阵子停下来。到了第二天，准是西家插酥烧饼先开炉，做插酥烧饼颇要一点功夫。噼啪声有高有低，有长有短，神似非洲人擅长的击鼓之声，听得十分悦耳。这两家烧饼店似乎有了默契，今天东家早开炉，明天必是西家，你卖你的草炉，我卖我的插酥，真是河水不犯井水，从未见他们为抢生意吵骂。后来我稍微注意一点，发现两家的顾客不同，草炉烧饼的买主多数是苦力或农村上城的人；吃插酥烧饼的多数是吃早点的老人家、读学堂的学生、沿街店铺子里的老板和那些身份稍高的店员。”（《草巷口杂记》，《高邮文史资料》第九辑）
不管是上海夜间的叫卖声，还是高邮清晨的打饼声，这市声里都有着世态与人情。张爱玲听声猜测这卖草炉饼的是“乡下人为了现在乡下有日本兵与和平军，无法存活才上城来，一天卖一篮子饼，聊胜于无的营生”。储元仿到抗战大后方读书，在流亡中学里“每天吃两顿干高粱做的黑中带红的馒头，肠胃不适，确是苦恼”，总是想起做草炉烧饼的噼啪声。汪曾祺则让八千岁每天听完做烧饼的“定定郭”，叫两个乡下人才吃的草炉烧饼——而不是合乎他米店老板身份的插酥烧饼。
高邮的乡人说，草炉烧饼上世纪六十年代即已绝迹。1983年，汪曾祺将这种平民吃食写入《八千岁》里，1990年，张爱玲因之写出了《草炉饼》。汪曾祺与张爱玲同生于1920年，1995年张爱玲在纽约去世，1997年汪曾祺病逝于北京。
一只再也吃不到的草炉饼，沾染着各种乡思，就这样飘飘悠悠地掉进了文学史。
世事真是说不清。据说近年有出身扬州的大领导回乡，点名要吃草炉烧饼。当时还很难觅得。可是这几年又回炉升温啦，有的店还入选了扬州市级非遗。《扬州晚报》2016年4月23日有《草炉烧饼》（作者陈金龙）介绍曰：
做草炉烧饼的炉子是用一只锅腔子“嵌”在墙壁内，砌好，约一人高。做烧饼是很辛苦的，烟熏火燎、炝鼻刺眼。寒冬炎夏，都光着个膀子，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灰。
先用草把在锅腔里燃烧，炉壁烧烫了，面坯子才贴得上去。有句俗语说：“上不疼，子不孝；锅不热，饼不靠”，就是这个意思。待炊帚刷过水后，将生面坯贴上去。接着再用小火把慢熏细烤。反复烘焙，烧饼炕熟了，铲的时候也很麻烦，因为是“壁炉”，必须左手持一根长柄搭罩子，右手抓一把扁嘴火钳，铲一只，等一只；等一只，铲一只。目前无人做草炉烧饼，也许与费工费时有关。
如此操作做出来的草炉烧饼，内瓤松柔花白，外壳油亮金黄，饼底状如薄脆。
这种“三层楼”的草炉烧饼，香喷喷，软绵绵，口感极佳，老少咸宜。想起那个草炉烧饼还挺馋人的。
别小看这草炉烧饼，在当时，凡妇女做月子，人家“送汤”还非它不可呢。据说营养很高，一送就是三五十块，老母鸡汤泡草炉烧饼，打三个嘴巴子舍不得丢手。
如果汪曾祺笔下的八千岁每天吃的是这样的高级食品，他还会因为悭吝而不招乡人待见？只能说：名同而实异。文学是文学，生活是生活，大家像张爱玲那样，悬想一下旧时风情，也就罢了。
不能申请原创，但喜欢的人可以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