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798 拉德布鲁赫 | 世界观党派的转型

原文为拉德布鲁赫《社会主义文化论》（米健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的“后记”。标题为本号所拟。

鉴于我们曾经历过的灾难，亦即那悲惨不幸的野心，我们当中还有谁能心安理得有勇气说，在经过这世界史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残酷一幕后，他仍然没有从中汲取任何教训！没有任何共同参与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思想的人可以模糊这一人类悲剧早期步履的蛛丝马迹——因此这部在1927年就已发表的著作现在没有做任何改动，不过增加了一个后记，目的在于使为今天和当时思想之间的紧张关系能为人们辨别。我在此表明这种对立当然不是出于传记式的兴趣，相反倒是因为作者意在保持这种作品思想的时代特征。

当然，对于有观察力的读者来说，这种辩证的紧张关系即使是在当时的阐述当中也没有逃过他们的眼睛。作者从当时在社会民主党中占主导地位的世界观出发，力图通过其自身的辩证法来阐发其进步发展。这样一来，在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中，那种固有的理想主义就被凸显出来，于是乎即使对社会主义来说也是内在固有的、无法抹去的个人主义也就在此得以阐发，即使是在无神论的自由思想者那里仍然未知的、隐藏着的宗教虔诚也就得到了证明。因此，这个后记无须改动早期思想的实质内容，相反仅仅是此外设置一些重心，只是将那些当时还在隐隐约约之中的思想拿回到光天化日之下而已。

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有很多条，不是仅仅有“科学的”社会主义，此外还有“乌托邦的”、“意识形态的”和“理想主义的”社会主义。我如今还听说，就像出类拔萃的爱德华·达维在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的一次会议上以令人难忘的口气所说的：“是什么将我们的同志们与党联系在一起？‘是可能给予全体民众的尘世的幸福，太阳的壮美，抑或思想的光辉，知识的力量！’这就是原因，但却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作者本人也必须承认，他不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而参加社会民主党，而是由于追求社会正义而参加社会民主党。

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有多条，其中还有从宗教到社会主义的道路。我们已经阐明，即使最为欲望多样的现实社会也包含着宗教虔诚的内核。但是，宗教的需要只有在上帝那里才能获得其满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克制自己动不动就让上帝的名字轻易地说出口的原因。但是，宗教虔诚只能是在一种积极的宗教中才能包含共同体的构造的，具有传统意义的形态：中世纪的人们，无论他们想或不想，本质上都是基督徒。但基督教绝不可能存在于托尔斯泰对耶稣山顶训诫所作字面理解的那种形态中，这是不可想象的：作为一种兀自重要的人类个别灵魂的形而上学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与现实世界所有社会生活形式对立的无政府主义的无所谓。这里有着基督教式的自然法和基督教式的社会主义。《教皇40年告谕》虽然对社会主义的名字一无所知，但是却宣告了企业经济活动的社会主义化是允许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可以倡导的。就是在清教当中，也出现了对法权的基督教合理化说明以及促进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努力。

这也就是说，如果社会主义可以或者必须以基督教为基础这个立论能够成立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再能够像迄今为止人们一次次说的那样，被视作非基督教的、世俗的或者自成一体的世界观学派，或至少不可能像社会主义学派那样将宗教课程的取消看作是社会主义一个合乎逻辑的立场。任何人都不能够被迫信奉基督教，可任何人也不会远离基督教。基督教共同体学派与世俗的或世界观学派一样都是“我们的”学派，不过，世俗的或世界观的学派另外还必须有一个相应的，用以培育共同体形态的世界观作为前提，而现在看来，这个前提无论如何都还不存在。

任何都不应该教育其孩子以某种特定的宗教、信仰或世界观为必要。我们曾深深痛苦地经历了不顾父母意志而强迫实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强制教育，由于没有认识到一种表述方式的危险，即以“委托的共同体教育”取代了家庭教育。《波恩基本法》（第6条第2款）正确地表述说，儿童的教育当是父母的一种“自然法权”。在某些例外情况下允许对这种权利予以剥夺，但永远不能以父母选择某种宗教、信仰或世界观为依据，也就是说，不能以世界观的理由为依据，相反，只能以教育学的否定理由为依据，不是以目的为依据，而仅仅是以不正当的教育手段和途径，例如以世界观教育的狂热和不容忍为依据。如果父母的教育必须是一种民主的教育的话，那么这种民主既不是一种世界观，也不是用于解决社会中存在的世界观对立的一种程序方式。

社会主义并不受一种特定的世界观制约，它是从各种各样不同的世界观中得出同样类型的推论。因此，社会民主党如今不再是什么世界观党派，而是一种政治上的目的党派，尽管它从各个方面论证自己，但目的只有一个。我当然清楚什么叫做与旧的世界观告别，什么是社会主义劳动者以其整体实质和生存感受到的蕴藏和承担这种世界观，但是发展到一个新的党派形式的过渡已不可逆转地完成了。这种过渡的完成还需以社民党（SPD）停止作为一个纯无产阶级的阶级党派为条件。社会主义现在不只意味着无产阶级的一种要求，而且还意味着针灸社会地位沦落的市民阶层。这个市民阶层在经济地位方面与无产阶级平等，但在精神上却与无产阶级有天壤之别。尽管如此，只要资本的进攻性阶级斗争因其实质仍然要求无产阶级的防御性阶级斗争，人们也就不可以从党派的词典中删除“阶级斗争”这个词。我们不能忘记，民族社会主义的权力攫取实际上就是上述所谓进攻性阶级斗争的一种新的形式，而且这种阶级斗争从一开始就采用了国际的权力操作方式。

政治上的目的党派，不是世界观党派——必然还导致党派不应再受一种以世界观为基础的党派总纲领的拘束。人们大体不会那样去做，将自己绑在一棵树上，就是为了要说：我在这里，我不能另有所为！行动纲领、短期的选举目标足以从不可预见的事情中学习并且去适应新的情况，而一个长期的纲领只能是自己减少自己的机会——假使的确有过不可预见的将来，那么恰恰就是现在。

一部总纲领的阐述还必然误导人们想要去事先解决所有能够遭遇的问题，纵然是一些与总纲领中心要求关系不密切甚至没有任何关联的问题。如果人们将来比迄今为止更经常地在这样一些问题上自由投票的话，那么政治生活和个人责任则会因此得益。

一个总的纲领表明这一个党派有这样的考虑，即按照一党执政的方式在排除其他党派参与的情况下长期地掌握国家权力——而一个必须按照民主—议会党派的实质设置的党派，只能与其他党派轮流进行统治，而且因此只能实现部分改革，于是它仅仅需要一种具体个别的行动纲领。

我们对于自己的目的确实是如此清楚，以至于想要将我们自己在所有时代都受到束缚吗？回答这样的问题首先是要弄清楚，我们是否想坚持一种具有马克思主义烙印的完全的社会主义，或者是否去占领经济统帅的制高点就足矣。譬如说将大银行、原产品、关键性工业予以社会主义化，这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实质是否就是无休止地消除企业利润、剩余价值收取以及剥削，或者只是克服经济的无政府主义。根据已有的经验，我们发现一种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权危险要大于以往，我们必须要考虑通过一种“自由社会主义”（韦伯语）而与之遭遇。集权主义在两个方面都认为法治国家是“自由主义的”，是可以弃之如废铜烂铁的“市民的”——其实这样的后果我们已然有了经历。所以，即使是社会主义者也必须普遍深入地具有这样的信念，即民主的人民国家同样也必须是一个法治国家，也必须按照权力分立的原则建立，并且承担尊重和保护人类基本权利的义务。我们所要的是法治国家，人的自由而不是任何专政，即使是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我们所需要的是科学的自由而不是教条的强制，即使它是一种给定的科学社会主义强制。我们所要的是新闻自由，包括党派新闻自由，因为只有毫无拘束和忌讳的思想表达才能在整个信仰者范围内产生说服力：以往旧的党派新闻没能做到这点，因为它只是作为一种自发的、毫无意志的党派传声筒，未能克服党派团体的特征，并没有获得对于整个社会的公共舆论的影响。我们肯定个人主义的种种自由，因为社会主义自身已然承载着个人主义，无论人们在共同体和自由之间的辩证关系之内是将其表述为前提条件还是最终目的：“个性在共同体之中，共同体在劳动成就之中。” 永远都不可以再说：“你什么都不是，你的人民才是一切” 。这些都是我们通过惨痛的经历所学到的，如果将来有一天个人主义法权又被用于去连根拔除整个个人主义，如果宪法赋予我们的自由又被滥用于最终排斥这些自由本身；总而言之，如果不宽容在此要利用宽容，目的在于能够将其完全灭绝的话，那么我们绝不可以再予以容忍（参见《波恩基本法》第21条第2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