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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 刘戈,本文原载于正和岛(ID:zhenghedao)
2017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年。此次经济结构调整波及到的工作,无论从数量、地区和行业上比以往都要广泛。很多曾经高速发展的行业中的一些岗位可能永远消失不在,而新的高薪岗位的技术门槛要高的多,一些白领将不得不从事低技能服务业岗位的工作。这种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将密集出现。这是大挑战,也是大机遇。互联网应用在中国的后来居上,使经济转型中原本要失业的人有了新的选择。
最近因为拍摄一个电视节目,和几位在北京打工的花卉园艺工人吃饭聊天,他们都来自河北,有好几个人的上一份工作是在钢铁厂。在我经常使用网约专车的司机中,有制鞋厂的老板,有大红门服装市场的个体户,有房地产公司的中层,还有工程公司的客户经理。快递小哥上门的时候,我也会问问他们之前的工作,在制造业工厂上班的占比很高。他们工作的转换路径和中国经济转型方向高度合拍。
从传统的工业化发展历史来看,中国正在完成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型。经济主战场正在从矿业、冶炼、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等重工业向消费、服务、金融、高科技领域转型。同时,由于综合成本的不断上升,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正在撤出中国转向更低成本或更贴近市场的国家。双重变化叠加在一起,会有大量劳动者失去原来的工作岗位。
但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工业化路径不同的是,互联网带来的新经济与这种传统转型相叠加,给中国的经济转型带来了更多的有利条件,但也让身处这种转型中的每一个个体可能面临更加剧烈、更加复杂的变化。
什么是经济危机?就是很多人丢工作。什么是经济转型?就是很多人换工作。
美国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和70年代的经济滞涨,本质上都是经济转型产生的阵痛,在这个过程中,很多人丢掉了已经干了很多年得心应手的工作。从整体上说,中国经济用一次艰难的转型代替发达国家在经济转型中所必然要碰到的一次大规模危机是大概率事件。
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适应这种变化,一些人会在新的工作岗位上获得更高的收入和更好的成就感,而另外一部分人则由此跌落到更低的社会阶层,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成为“失败者”。
本次经济转型有这样几个趋势:
一是大量的工矿、制造业企业的蓝领工人将转型到服务行业,工厂员工转型为快递小哥,就是典型代表;
二是大量的小企业主和个体户将退出经营,成为食利者或半就业者,一些人成为自雇体力劳动者,比如开网约车;
三是不少在过剩产业中就业的白领阶层将转向服务领域的蓝领工作。
第一种情况涉及的人群最多,整体年纪比较轻,丢工作对他们来说是好事,经过短暂的适应之后,他们获得的是比原来的劳动强度更低、赚钱更多、福利和保障更高的职业;
第二种情况的这个群体大多有较为丰厚的家底,一般来说年纪较大,面对这种变化虽然有一定心理失落,但稍加调整便可提前进入退休状态;
心理上产生最大冲击的第三种情况,他们大多正处在中年阶段,上有老下有小,日常开销很大。丢工作对他们来说是晴天霹雳,对于白领,尤其是大龄资深白领来说,被解雇的时候可能是他在一生中最灰暗的一天。
在美国上世纪80年代所开始的那次产业结构调整中,很多中产阶级失去了原来的白领工作,从制造业、金融业、传媒业、房地产业等高薪工作转向零售、餐饮、旅游等低薪蓝领工作。所有人在失去原来工作的时候,都以为这一次只不过和以前的历次跳槽一样,只是从这家公司跳到同行业的另外一家公司,说不定还会升职加薪。
《纽约时报》对美国劳工部的统计分析表明,从1979年到1995年美国有超过4300万个工作岗位被撤销。其中虽然有更多的岗位被创造出来,但消失的岗位越来越多的是那些白领员工丢掉的,其中许多人是为大公司服务的,而且处于他们职业生涯的巅峰期。一项民意调查,自1980年以来有四分之三的家庭中接触过裁员,有三分之一的家庭中有成员丢掉过工作。
与以前的情况相反,那些至少具有大学教育程度的员工构成了被裁员工的主体,其数字超过了至多只有高中文聘的员工。而且薪水较高的员工丢掉饭碗的比例是80年代的两倍。其痛苦之处在于,以前绝大多数被裁员工都能找到薪水同他们原来工作差不多的岗位,而后来仅有35%的被裁职员找到了同等报酬或者薪水更高的工作。
在过去的历次经济周期中,中国人才总体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各行业从事技术、管理、销售等岗位的白领们即使有短暂的失业也几乎都会很快在自己拿手的领域中重新找到就业或创业的机会。而这一次不同的是,很多曾经高速发展的行业中的一些岗位可能永远消失不在,而新的高薪岗位的技术门槛要高的多,因此和美国所经历的那样,一些白领将不得不从事低技能服务业岗位的工作。
从白领进入蓝领,这种过去几十年在中国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将密集出现,这种变化,对当事人是相当残酷的。因此未雨绸缪,要么让自己在调整中屹立不倒,要么让自己尽早的进行知识和技能的储备以便能够平滑转型,是放在白领们面前的新要求。另外,利用自己的年龄、经验、人脉方面的优势进入创业通道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中国正在进行的是又一次规模巨大的产业结构调整,只是此次经济结构调整所涉及的工作岗位,无论从数量、地区和行业上都要比上一次结构调整更加广泛。
互联网应用在中国的后来居上,也让中国加入了“零工经济”的大潮。在经济转型中丢掉工作的人有了新的选择,现在他们有了获得更高收入、更多自由工作的机会,当然,也增加了更多的压力。
“零工经济”和“共享经济”有很大的重合度,但又不完全重叠。“零工经济”的畅想要比“共享经济”的概念早得多。互联网技术和商业模式催生了新的商业环境,越来越多的全职职工将变成打零工。越来越多大公司为了开展一些短期项目,也更愿意雇佣一些签约制的独立员工。这种“零工经济”会成为就业大主流吗?
从《摩登时代》乃至更早的时代开始,人们就痛恨,在工业社会,工作将人变成组织、机器、和工资的奴隶。人们一直在试图探索新的组织模式和工作方式。让工作能够以人为本。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具有非凡的想像力的管理大师查尔斯·汉迪就在他的著作《未来的工作》一书中描述出了他想象出的组织与个人工作方法的变革方向。
汉迪预言,在未来会出现三类新的组织类型。
第一类是一种以重要管理人员为核心建立起来的组织形式,其外围是公司外的承包商和兼职人员,取名为“三叶草组织”。汉迪当时想象以这种组织形式组建的未来公司将主要出现在类似于现在的咨询公司、广告公司、设计公司等领域中。互联网带来的便捷沟通方式,只是让那些原本就适合于“自雇”就业的就业领域实现了去组织化。
第二类组织方式是联邦式结构,中心部门只考虑长期战略问题,单位和部门在保持共同团结的前提下各自独立。第二种组织实际上已经成为目前很多大企业的通常组织方式,在一些企业中被称为事业部制。但这种变革对于员工的工作方式没有任何变化和影响。
第三种组织类型将是“3I”型组织,“3I”指信息(Information)、智慧 (Intelligence)和想法(Ideas),在这种新的组织核心中,每个人都必须担负起经理的职责,同时,谁也不能仅仅做个经理。核心的人数越少,越需要灵活性,需要成员承担更多责任。每个人不单要有某一方面的专长,还要尽快担负起财务、人事或项目的职责,甚至要三者兼具。换句话说,这是管理任务。将来组织核心中的每个人都应该是管理者,不仅要有能力,还要会管理。张瑞敏在海尔尝试的实际上就是这种组织方式,但能否成功,是否变为未来的趋势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
汉迪不可能预见到如今互联网全面普及对人们工作方式的改变,但他的预测从大趋势上是对的——越来越多的人在去中心化、去科层化的体系中工作。由于互联网的普及,这种体系不再是一种典型意义上的组织,而是某个网站、某个APP、某个公众号。
因此,白领们如果没有能力在大公司里保住自己的高薪饭碗,又不甘心掉入到蓝领阶层,那么必须抓紧时间做两件事:一是尽可能的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和专业影响力,二是全力的熟悉互联网工具的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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