撕下周同志画皮，还需胡总编出手

经过这样的比对，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同样都是坚定的表扬派，也还是有高级与低级、理性与癫狂、节制与放纵之分；从提醒人们留意中国取得的进步、不要只看问题不看成绩的角度说，胡总编是更富有说服力的；而以一个错误反对另一个错误的周同志，是不是他所要维护对象的高级黑不要紧，要紧的是，借助于钦点，他固化和扩大了中国的底层思维群体，这对中国真正的进步，破坏力不可小看。                          

一、

发完批驳周同志的文章后，看到一个观点，说他其实是深谙“分众营销”之道，手法与电信诈骗相似，从标题到内容，直白地荒谬，就是要把有识别能力的人自动过滤掉，直接锁定其目标群体，以提高忽悠效率。

这让我颇有些气馁：该被骗的，始终会被骗，再苦口婆心也帮不上忙。之前就看过一个科普，电信诈骗虽然手法低级得不能再低级，之所以还能屡屡得手，其奥秘就在于，弱智短信可以有效地筛选出能确保他们行骗成功所需要的“最傻的傻子”。

而任何一个社会，“最傻的傻子”始终会维持在一定数量。特别是，当被骗的不是血汗钱，而是免费的思想之时，更是一座富矿，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看来，你既叫不醒一个装睡的人，也叫不醒一个沉睡在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但正如媒体对电信诈骗连篇累牍的警示，还是能唤醒一些人一样，我相信，对周同志的批驳多一些，被他忽悠的底层思维群体，还是会减少一些的，假如这些批驳能得到流传的话。

所以，该好为人医，还是要好为人医。

今天，我们准备请大名鼎鼎的环球报胡总编出手，看能不能帮忙撕下他小兄弟的画皮。

很多人可能会疑惑，这些年名声在外的胡总编，身份虽然要比周同志显赫，但就取向而言，他们归属于同一阵营，要他来手撕周同志，怎么可能？

主动出手当然希望渺茫，但通过比对他们之间的差异，进而凸显出周同志的荒谬，还是可行的。

这就好比，黑斥白太浅，白骂黑太深，它们固然立场迥异爱憎分明，却容易被指为屁股决定脑袋的相互栽脏；现在，让灰来映衬白，让蓝来映衬黑，总该有说服力了吧？

二、

朝鲜半岛最近炙手可热，那就先从他们对六十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被我们命名为“抗美援朝”的战争的态度说起。

对这场战争，他们态度的共同之处，用胡总编的话说，首先在于“无论持什么价值观的中国人，他们都应对抗美援朝中的志愿军牺牲者表达敬意”。这个观点，我完全赞同。在任何一场不是明白无误的非正义战争里，为国捐躯者，永远都值得尊敬。

另一个共同点，是他们都肯定了这场战争的积极意义。只不过，他们的立论及立论方式，大相径庭。

周同志是一如既往的随心随性大开大合。他拿来甲午战争前夕清政府“抗日援朝”的失败作类比，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我们“对美国入侵朝鲜半岛视而不见”，美国将与当年的日本一样，以朝鲜为跳板入侵中国，烧杀掳掠，因此，抗美援朝“拯救了中国人，拯救了我们这个民族”。

且不去争论半岛战争的真正起因，单单这种美国“入侵”完朝鲜后必然又“入侵”中国的假定，就足以让人惊诧不已了；而以从天外飞来的假定为基础，进而得出中国不参战就必然亡国亡种的危言耸听，更是充分说明了周同志具备了一个优秀小说家所需要的非凡想像力。

相形之下，胡总编的观点，就太过平淡无奇了。在他看来，抗美援朝的意义，在于“奠定了新中国的国威，塑造了之后很多年世界对中国的战略敬畏，它是中国走上大国之路的特殊起点”。

这个说法，没有神经逻辑，也没有耸人听闻，平和严谨，其可信度，是周同志努力一辈子可能也未必能达到的，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没有问题——它的问题在于，它假定了面对朝鲜战争，我们只有“参战”一个选项，然后以参战后获得的正面作用，回过头来论证参战的合理性。

至于我们为什么要参战、能不能不参战、不参战是不是更好、参战后所获得的正面作用的代价是不是太大等关键问题，被他悄无声息地Pass掉了。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尽管都存在问题，但很明显，在胡总编面前，周同志的信口开河，实在是低级得不能再低级了。

这个低级，在他们对前段时间香港七警员案的看法的对比中，变本加厉地得到了演绎。

三、

对于七警员因涉嫌殴打示威者而被一审宣告有罪的结果，周同志先是为差不多同时被判有罪的曾荫权叫屈，说他被指控的“收受二手跑步机一台”、“低价租房”等行为，根本就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算不上什么贪腐；如果这都叫贪腐，首先应该把“那些贪赃枉法，脑满肠肥的英国国籍法官给全部抓起来枪毙八百次”。

接着，他又义愤填膺地质问，“难道香港又割让给英国了？”如果英国籍法官能够将中国籍特首判处有期徒刑，那么我们的中纪委，“是否也可以对那个过生日开支超过海军年度开支的英国腐败女王进行双规呢？”

这个充满动感和喜感的顾左右而言他，落脚点当然在于，香港法院一向腐败，因此七警员案是确凿无疑的冤案。

这应该是最为经典的周氏风格了，经典得连它究竟有多荒谬多可笑都不用多说。唯一忍不住要啰嗦下的就是，大概在他看来，为与中央保持一致，我们这边腐还是要反的，但千万千万别用力过猛得了香港病，哪一天中国也晋身全球最清廉地区之一，哪一天中国的法律和司法系统就烂掉了。

对于本案，胡总编当然也是质疑的，其核心观点就在文章的标题：对香港七警员的判决是一声“偏哨”。因为，维护秩序的警员入罪，而扰乱秩序的示威者，却“大部分被放过，或者只是轻判了事”。

面对这个“偏哨”，该怎么办？他十分冷静地说，没办法，大家就算再有意见，也“只能寻求更高级别的仲裁，人们都有意把裁判制度的权威保持下去”。

关于他对“偏哨”的指责，可以商榷的是，在占中发生后，香港警方就逮捕了955名与事件有关的涉嫌各种罪行的人士，“占中”三个发起人戴耀廷、陈健民、朱耀明也向警方自首，这些是否算是向扰乱秩序者“吹哨”？如果算，这个“偏哨”又从何而来？

但即使这就是桩“冤案”，他的态度也是理性的。在他看来，要“洗冤”，还必须依靠香港的司法制度，而不是把香港法官“枪毙八百次”。

比对到这里，我相信，尽管之前胡总编发文力挺过周同志和花千芳，但时至今日，如果他真的了解他的这位“同行者”，居然为了既定立场而胡言乱语状若癫狂远远偏离他的“理性”，他很可能会感到失望，甚至是耻辱。

四、 

当然，这个对比，并不是为了撕下周同志的画皮而简单地向胡总编送上鲜花。

在“如何看中国”这个问题上，胡总编同样是坚定的表扬者，但他和周同志的区别在于，总体上，他是理性和讲逻辑的；他让人诟病的，在于他对存在的问题，要么回避，要么春秋笔法，不回避不春秋笔法的话，就以“存在即合理”的世界观为之辩护。

这套做法，可以叫做“复杂中国论”。

“复杂中国论”具有两面性。在陈述问题上，它有时是坦诚的，能够从官媒的角度，公开承认现实的不合理。

比如，当初在论及薛蛮子嫖娼事件时，他说“不能完全排除官方是在通过抓嫖娼‘整’薛蛮子。通过性丑闻、偷漏税等‘整’政治对手，这是全世界政府通行的‘潜规则’。”

这样的言论，可以说，其坦诚尺度，超乎想像。可惜的是，与这个坦诚属于同一硬币的另一面的，是他在陈述“复杂中国”是“什么样”之时，没有再往前走一步，勇敢地回答出我们“应当是什么样”，“存在即合理”这样了无新意的盾牌，阻隔了他和普适或普世理念的交融。

但无论如何，经过这样的比对，我们可以清楚地得出结论，同样都是坚定的表扬派，也还是有高级与低级、理性与癫狂、节制与放纵之分；从提醒人们留意中国取得的进步、不要只看问题不看成绩的角度说，胡总编是更富有说服力的；而以一个错误反对另一个错误的周同志，是不是他所要维护对象的“高级黑”不要紧，要紧的是，借助于钦点，他固化和扩大了中国的底层思维群体，这对中国真正的进步，破坏力不可小看。

当然，如果有人质疑说，胡总编的高段位，实际杀伤力是不是更大，甚至不无阴谋论地推测，他们是不是革命分工不同而已，一个负责搞掂低收入低学历群体，一个负责收编中产及以上人士。对此，我只能回答：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今天，如果我们借胡总编之手，能撕下周同志的画皮，叫醒一二个沉睡在另一个世界的人，就足够了。

来源：微信公众号  陀读     作者：陀飞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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