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商业评论》:童总,今天采访您是在一个特殊时刻。听说您昨天那番话讲得特别动情,能给我讲讲昨天的情况吗?
童东城:昨天时间很短,也是在一个非常时候。(在东风)46年,人生有很多感悟,只有过了或者到那个点上才能悟到,过程当中不一定能悟到,也许圣人能做到(笑),可惜我们都是凡人。
事实上,用很短的时间,很短的语言,把46年去讲透讲完,那是不可能的。
那应该是您这46年来的肺腑之言。
是这样。超期已经有一段日子,没下(退休)文件前,总是天天盼文件早点下来。一旦正式通知,激动之情还是按捺不住,是发自内心的一些想法。
从1971年5月1日到2017年4月6日,差24天46年,从时间跨度看是这样。从职场看就只做了一件事:干汽车,也没什么特别。
尽管在工作上,或者某个阶段,或者一些事情,有轰轰烈烈的一面。2019年是东风建厂50周年,这个过程中,事业的轰轰烈烈,和个人职场的轰轰烈烈,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
所谓一致,就是你参与了轰轰烈烈的过程。所谓不一致,是指在这个过程中,你有所感悟,有所体会。如果把这看成是对自己的一种锤炼,一种帮助,一种升华,可能就是轰轰烈烈。反之则不是。
对我来说,这46年有三个最基本条件。
第一,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响应老人家上山下乡的号召,这是我们那个时代青年面对的现实:不是上山,就是下乡;不是留城,就是留乡。留城的基本是家有困难,或者父母有病,或者几兄弟只能留一人等。
首先应该感谢组织对我这个农民儿子的培养,没有这个大前提,就算进了工厂,可能永远就是一个工人。就像刚才说的,在轰轰烈烈的事业中,没有感情的升华,可能永远都很平淡,虽然身在其中。所以要感谢组织的培养,让我一步一步地从工人到一般管理者,到共青团,一直走到今天。
第二,感谢东风这个大平台。这个平台有老一代建设者们,老一代领导者们,他们的精神财富、智慧财富和物质财富,为我们几代人留下很大空间。
在这个平台上,我是受益者。尤其是一些重大问题出现后,老领导们表现出那种化解危机的决心和智慧,令我深刻印象。比如1980年代二汽要搬家,要下马……
▲2003年,东风有限商用车公司揭牌。
那是二汽第二次下马?
对。当时二汽还没建设完,就说山里条件不行,要搬家。但国家已经投了12亿资金,那时候12个亿可不得了啊。李先念同志讲,国库里就那么点资金,给二汽12亿,还剩不多了,北京还有一大批人要吃饭,还有好多军工企业要开锅,所以非常不容易。
但老领导们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以及化解危机的高超智慧,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比如以黄正夏同志为代表的班子提出量入为出、自筹资金、续建二汽,得到中央肯定,化解了二汽史上一次重大危机。
再比如1998年、1999年后,以苗圩同志为代表的班子,当然我也是班子成员之一,在二汽生产经营面临崩溃时,又一次化解危机。所谓崩溃,员工6个月没发工资,供应商8个月没付款……
也就是二汽生死存亡的时刻。
对。2005年长江酒店会议上,苗圩同志代表领导班子正式提出“重聚辉煌”三大战略:一定要整体上市;一定要把轻型轿车作为战略支点;一定要走出大山。接着又提出三个东风,这都是连贯动作,这三步棋走出去后,往后就是百年东风。
可以说,我经历过建设时期的热情。建设二汽时,周恩来提出“聚宝”。就机械行业而言,一是人才之宝,二是装备之宝,三是技术之宝。我曾经讲过,当时到二汽来的都是好人。为什么?毛主席老人家把人分成两派:保皇派和造反派。造反派不愿意吃苦,不愿意到山里去。
保皇派基本都是知识分子、技术专家和老工人,这些人被赶到“牛棚”里。像马跃是清华大学高才生,本来要留校当老师,但学校不办了,就让他到江西五七干校劳动。等老人家发出建设第二汽车厂指示后,这些人闻风而动,纷纷回学校请战,我们要去山里,这是我们自己的汽车厂。
长春、北京、济南等很多人都来支援二汽建设。这些有经验的老工人拖家带口往山里赶,进山的孩子分好几种情况:有拎着来的,刚会走路;有背着来的,才两三岁;有抱在怀里的,只有半岁大;还有怀在肚里的。
同样,我经历过成长时期的自豪。自豪有两个标志:第一,东风的小伙子找媳妇,一般不找外边的;外边姑娘打破头,也要找东风的小伙子。
当时有种说法,除了不发枪支弹药,不发毒品,东风什么都发,有时候还发媳妇。什么叫发媳妇?组织出面,到某个棉纺厂搞联谊活动,其实也是一种情感。
我也经历过发展时期的骄傲。正赶上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实际是物质短缺经济,最缺的是运输物流。由于需求旺盛,东风出现爆发式增长。我们收购了全国几十个联营厂,有松散联营,也有紧密联营……
▲2008年12月,童东城(图右四)带队试驾东风极限野越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