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向绿色经济转型是21世纪最大的危和机。转型一方面需要政府引导社会各界制定清晰的绿色目标，另一方面需要让绿色要素可衡量、可交易、可配置的市场化金融机制。数字技术为这一机制的构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对主要穆斯林国家关闭边境的决定，正在受到从美国到世界的质疑。但对很多关注人类命运的专家学者来说，在这个能源气候时代（energy-climate era），即能源的使用在实质性地影响气候和生态的时代，环境相比恐怖主义更是一个全球性的挑战。在中国这样一个典型的新兴国家，环境问题已经不再只是鲸类灭绝的问题，不再只是“孩子的孩子”需要面对的问题，而是与当下每个人每次呼吸、饮水和进食密切相关，迫在眉睫。
根据环境保护部的资料和公报，2015年，在空气方面，全国338个地级以上城市中，78.4％城市的环境空气恶劣程度超标；在水源方面，水质监测点较差级占比42.5％，极差级占比18.8％，中国七条最大河流中的一半以上水资源已经无用；在土壤方面，土壤侵蚀总面积占普查范围总面积的31.1％，超过三分之一的土地有酸雨，可居住、可使用土地在过去50年中已经减半。
如此触目惊心仅仅是开始。人口激增和社会消费增长正在成为这个星球的“不能承受之重”。地球上的人口正从1950年的25亿人膨胀到2050年的预计90亿人，其中21世纪所有的新增人口主要来自新兴发展中国家——即清洁能源使用效率相对低下、生态保护机制尚不健全的国家。另一方面，大众消费、城镇化、中产阶级崛起等社会消费增长现象从经济发展的角度令人兴奋，但也同时带来巨大的生态压力。仅以中国为例，“下一个20年新增的商业建筑面积相当于再造两个今天的美国”（托马斯·弗里德曼所著《世界又热又平又挤》）。
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关乎全球经济未来，是G20杭州峰会最关心的议题。包容性增长意味着所有阶层、所有个体都能够参与增长。但如果不是用绿色环保的方式达到，所有人的增长会变成一场不能承受的灾难，不可持续，甚至带来经济、社会稳定和地缘政治问题。这意味着包容性增长与可持续发展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工业革命以来的数百年间，技术一方面为经济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另一方面也为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新的难题。如何在技术革命的同时协调包容性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而非加剧矛盾，是这一时代经济发展的最大挑战之一。
看似不可逾越的挑战，往往意味着巨大的机遇和风口。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中探讨了能源时代的非包容性增长所带来的问题。可以想见，在能源气候时代，最强大、最稳定的国家是能够高效地使用清洁能源推动经济包容性增长的国家，也是世界经济新秩序的引领者。中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一个能够一边普惠、一边普绿的中国，一个让包容性增长可持续的中国，是世界的福音。
成功的绿色经济至少应包括三要素，即技术创新、生态力量和市场机制。
首先，为支持基于绿色的增长，清洁能源技术的开发应用非常关键。我国煤炭占能源消费的67％，清洁能源只了13％，是发达国家占比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不但能源不够清洁，我国的重工业占比过高，是所有大国中占比最高的，而重工业单位产出的污染量是服务业的9倍。我国还有污染性的交通运输结构，城市地铁出行只占7％，93％是靠公路。同样的距离，汽车对空气的污染是地铁的10倍。
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改变降低对污染型能源的依赖非常关键。同样重要的是，数字技术正在社会经济诸多领域大幅度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从而减少对生态的破坏。
其次，绿色经济需要用生态的方式完成。每年冬天“沁人心脾”的雾霾告诉我们，在环境问题面前，所有利益相关方，包括政府、企业、研究机构、消费者等，都不是独立的孤岛。如果只有政府和大生产机构参与，但占就业和消费大头的小微企业和消费者置身事外，很难想象经济向绿色经济的转型能够成功。
最后，除了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绿色经济成功的关键，是建成一个具有自我驱动力的市场化机制，让经济中所有绿色和污染要素，能够基于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奖惩机制，加以衡量和交易，最终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邓小平曾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棋活，全盘皆活”。金融在绿色经济中的作用，可以体现在三个层面：
第三点的作用尤为关键。回溯人类经济发展史，经济中并非天然就有金融，但是为经济赋予市场化的金融属性是经济得以发展的一个关键条件。在没有货币以前，生产要素的价值无法普遍衡量，劳动者只能进行物物交换；因为交换范围有限，劳动者必须自己生产大部分产品，没有劳动分工，生产率低下。货币最重要的作用，一是使得生产要素的价值能够用普遍接受的标准来衡量，二是促进了生产要素和产品的交易，进而促进了劳动分工和资源配置，让生产要素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行业聚集，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经济发展。这个“衡量→交易→配置”机制的形成过程，就是为经济赋予金融属性的过程。历史还告诉我们，这个配置机制需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才能更好地发挥效果。同理，有效率的绿色经济需要相对应的金融配置机制。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执行主任索尔海姆（Erik Solheim）在2016年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上指出，绿色金融需要问正确的问题——不是政府和金融机构自身为绿色经济融了多少钱，而是金融是否真正起到了推动世界向绿色经济转型的作用。根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报告，为了向绿色经济转型，全球每年需要5万亿-7万亿美元的投入，其中发展中国家需要2.5万亿美元在基础设施、清洁能源、水和卫生体系以及农业方面的投入。但是政府能够提供和主导的资金不到十分之一，超过90％的资金必须通过市场机制解决。如果没有一个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机制，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完成。
数字技术正在深刻地改变普惠金融的成本和效率，它也可以有效地推动绿色金融。
数字技术的第一个作用是“绿化”——让金融及其服务的行业真正低碳节能。“绿化”体现在获取用户的成本、基于信息甄别风险的成本、运营成本和资金成本的降低。以2016年“双十一”当天的数字为例：
以移动互联、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技术驱动力，在改变金融及其服务场景的方式和效率的同时，也帮助金融步入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发展轨道，成为绿色经济的一部分。
数字技术的第二个作用是让绿色金融更“普惠化”。普惠金融的英文原意是包容性金融（inclusive finance），即希望给所有的群体和个人提供平等、丰富、可承担的金融服务，从而推动包容性增长。如果说传统金融不够普惠包容的话，那当下多数绿色金融就更是如此。现在的绿色金融是自上而下模式的典型代表，几乎没有例外地只出现在政府和大机构的话语里面。
这种自上而下的作用虽然重要——大企业是污染性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绿色金融的提供有助其减少污染，但问题是小微企业和个人消费者才构成了就业和消费的绝大部分，也是极重要的污染源。如何让千千万万的小微企业和消费者不但能够获得金融服务，而且能够引导他们的生产和消费向绿色转型，是达到绿色经济的必由之路。普惠和普绿需要同时进行。
数字技术的第三个作用是帮助绿色经济金融化。通过数字技术触达每个绿色生产要素和每次绿色行为，并将其精准量化，使其具有金融属性，形成“衡量→交易→配置”的市场机制。
目前我国已经在七个省市开展了碳排放权交易试点工作，并计划在2017年启动全国碳市场，覆盖1万家以上的碳排放量较大的企业。这个碳市场将采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企业的碳排放量，企业可以从交易所购得一定时期内“合法”排放温室气体的配额，用以抵消实际中的超额排放量，也可以将节约出来的碳配额进行出售。通过交易可衡量的碳排放额度，让低碳企业获得更多市场价值，同时增加污染型企业的运营成本，最终达到用市场机制配置绿色资源的目的，真正对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发挥核心作用。
“蚂蚁森林”是市场配置机制的另外一个实践。蚂蚁森林是蚂蚁金服2016年8月在支付宝推出的一款绿色公益活动项目。在征得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消费者的地铁出行、电子缴费、行走等低碳行为可以被衡量，进而经科学测算积累成一棵棵虚拟成长的树。这棵树“长大”后，愿意投资环保的公益组织和企业可以“买走”，在现实某个地域替用户种下一棵实体的树。“蚂蚁森林”开通四个多月来，已有上亿消费者开通种树计划，每天产生的碳减排量有数千吨。用户每天低碳生活的结果，是促成几万棵新树被种植。目前，“蚂蚁森林”一方面在继续接入更多的低碳消费场景，另一方面也让更多愿意投资低碳经济的机构参与进来。
乍一看，让消费者在一个金融平台上种树似乎是奇怪的现象。但这个案例的本质，是让绿色生活可衡量，进而变成真实的可“交易”的树。可以想象，当数亿消费者和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进来的时候，经济中越来越多的和绿色相关的部分将被赋予金融属性；用户的低碳行为将被鼓励，环保意识将增强；用户的行为反过来也会影响产品和服务，从而推动整个经济向绿色转型。社会各界共同构建的，其实是一片有干净空气、水和土壤的绿色森林。没有数字技术，很难想象会有这种全民参与构建的绿色生态。
树中自有黄金屋。2006年，时任浙江省党委领导的习近平指出，“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十年之后，如何协调开发这几座“山”，成为与全球数十亿人命运休戚相关的命题。能够为国民发掘这几座山中宝藏的经济体，将是21世纪全球经济的引领者。参与解决这些问题，将是企业最高的社会责任。面向绿色经济的结构性转型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转型一方面需要政府引导社会各界制定清晰的绿色目标，另一方面需要让绿色要素可衡量、可交易、可配置的市场化机制。绿色数字金融为这一机制的构建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