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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毒舌在他面前都是小儿科,电影圈没有他不敢喷的人

虹膜  · 公众号  · 电影  · 2017-08-27 21:00

正文

文丨头大脑仁小



奥逊·威尔斯给亨利·雅格洛随口讲了一个故事,让我乐坏了。


故事是这样的:有个年轻人去参加婚礼,那是全村最重要的一场婚礼,所有人都规规矩矩。就在有人准备讲祝词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宁静被这个年轻人的一个屁打破了,那是有史以来最响亮的一个屁。


他觉得很丢人,于是偷了匹骆驼,逃出了村庄,离开了这个王国,一直逃到了天涯海角。经过一些年后,他在那里发了财。最后,年老而富有的他坐着华丽的大篷车回到了村里。还没进村,几个在地里干活的女人就抬头看着他说:“瞧啊,是那个在婚礼上放屁的人。”


没错,我正在看最近新出的《与奥逊·威尔斯共进午餐》这本书。书中记录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电影导演之一奥逊·威尔斯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和他的朋友亨利·雅格洛在餐桌上的谈话。


《与奥逊·威尔斯共进午餐》文末虹膜有售


亨利·雅格洛是威尔斯的影迷,也是个富二代,好莱坞的独立电影导演、编剧和演员,是威尔斯晚年少数值得信赖的挚友之一。威尔斯终其一生从未停止过拍摄电影的努力,而雅格洛充当了他的经纪人,为其积极运作,有几部作品有了眉目,即将上马,但无奈最后还是横生枝节、天不遂人愿。


这本书里纪录的对话,不同于一般的媒体采访,它是雅格洛在征得威尔斯同意的前提下,把录音设备放在威尔斯看不到的角落里,在轻松不设防的饭局间进行的。正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威尔斯狂傲、偏激的个性自然流露,张口即是八卦爆料,驳杂的学识、丰富的阅历也渗透在字里行间。


即便是在这样随意的交流中,威尔斯也显示出了强大的旁征博引和讲故事的能力。这种能力让我觉得,即便他生活在网络时代,也能让一帮段子手们没饭吃。


奥逊·威尔斯(右)


比如开头那个迷住我的屎尿屁小故事,随意的几句话里威尔斯埋伏着起承转合、悄然把控着人的情绪:有铺垫——最宁静最重要的时刻;有冲突——最响亮的屁;有夸张强化——逃到天涯海角极言其远;有命运反转——坐着华丽的大篷车衣锦还乡;有出其不意的致命一击,情绪从兴奋到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跌落,真是充满了奇葩一样的宿命感。


还有好多这样的小插曲,威尔斯真是老当益壮啊。他的那张大嘴巴,绝对和他的镜头语言一样刻毒、精准。



奥逊·威尔斯和他的《公民凯恩》,我想对很多人包括我来说,都曾经是恶梦一般的存在。因为这部电影被称为是“教科书式的电影”。一旦变成教科书,就很伤感情了。我猜威尔斯也不喜欢这样的局面,因为他老人家最讨厌的就是教科书。


《公民凯恩》(1941)


事情是这样,高中毕业后,我糊里糊涂地考上了一个影视传媒类的大学。在这个艺术范儿十足的学校里,几乎人人都会告诉你,《公民凯恩》有多么牛。而我偏巧是一个没有艺术细菌的人。


比如上“视听语言”课,老师一开始就给我们放《公民凯恩》。一直都是针对高考,接受填鸭式教育的我,哪曾见到这么高深莫测的电影。那时候的教学环境也没现在那么好,全班人几十个人围着个小电视看,连字幕都看不太清楚。然后觉得这部老旧的黑白片如此让人昏昏欲睡,真是有史以来看过最难看的电影(显然当时还没见过世面,艺术闷片多的是)。


《公民凯恩》(1941)


然后《公民凯恩》的各个段落散见于各种杂七杂八的课程。多个老师都讲解过这部片子的主题思想、段落叙事和镜头、画面。


比如,凯恩和第一任妻子吃早餐的段落,导演通过把同一个场景多个不同的时间点剪接起来,非常有效率地反映出凯恩和妻子情感的变化——从开始的浓情蜜意到冷漠和疏离;还有声音与画面的配合,凯恩第二任妻子唱歌剧,声音走高,镜头也跟着一路走高;另外就是著名的长镜头和景深镜头的运用,还有被老师天天挂在嘴上的“低机位天花板镜头”。


《公民凯恩》(1941)


当时我怎么也不明白,一个镜头里面出现了天花板,怎么就很牛了。后来还是葛格(编者注:沙丹,网名奇爱博士,是本文作者的配偶)告诉了我:“一般在摄影棚里拍片,上头都是很多机器设备,露天花板是对空间真实性的一种展现。”


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老师不告诉我,我也不敢问,还是葛格解的惑。那一刻,我觉得这人还挺好的。


然后除了写观后感,各种考试都会涉及到《公民凯恩》……可我印象最深的,只有凯恩第二任妻子小丑一般的夸张表演。


《公民凯恩》(1941)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衰。但当我多年后重新观看这部片子,却发现它并没有那般被神圣化到不可亲近。我喜欢它,它是如此迷人;我也喜欢奥逊·威尔斯,他真的太棒了。


也许我们如今再看它,再也无法感受它在那个时代横空出世的原创性。但即便看过了那么多现代电影,领略了那么多电影叙事与镜头拍摄的奇淫技巧,还是会被这部古典电影所呈现的先进观念和技巧所折服。


《公民凯恩》(1941)


大概如威尔斯所说,如今的电影语言已趋僵化与固定,我们只是在积累一部部的好电影,却再也难以产生革新式的里程碑作品。

 

凯恩这个人物非常打动我。他像莎士比亚悲剧中的人物一样,既刚愎自用,又有着独特的才华与魅力。凯恩像是一枚诱人的毒药,而《公民凯恩》像是一个走不出的迷宫。


《公民凯恩》(1941)


每个人都能从这部电影里各取所需,而最近重看,片子对我最大的提醒竟在于“育儿”方面。


因为电影最重要的谜团在于“玫瑰花蕾”,直到影片最后观众才知道,它原来只不过是凯恩童年时期的一件小玩具。他被父母无情舍弃,童年美好被剥夺,到了后来,即便拥有了万贯家财、建立了庞大的积业,也于事无补。


他有恋物癖与收集癖,但即便建造了恢弘奢侈的仙那都庄园,拼命地收集全世界各地的宝物,也难以填平内心的空虚。亲情缺失、童年磨难成为了他一辈子不幸的心理根源。


《公民凯恩》(1941)


所以,我要好好照顾小宝(编者注:本文作者和奇爱博士的儿子)。因为遗憾和缺失,大多数时候,根本就无法弥补。



很多人都知道,《公民凯恩》中凯恩影射的是美国报业大王赫斯特,而“玫瑰花蕾”在真实中是赫斯特情人某个私密部位的名称。为此,赫斯特利用自己手中掌握的权势,在电影上映时横加阻挠。之后也对奥逊·威尔斯怀恨在心,对其进行封杀,致使威尔斯某段时间一直在欧洲流离。


《公民凯恩》(1941)


但相信不少人和我一样,在脑海里不自觉地将凯恩与威尔斯的身影重叠在一起,而不是通过它对赫斯特的风流韵事想入非非。威尔斯不仅是导演,20多岁的他,依靠绝妙的化妆技术与演技,在片中演绎了凯恩的一生。正如亨利·雅格洛所言,也不知道这部片子是不是也道尽了威尔斯本人一生的秘密。


威尔斯1915年出生于威斯康星州,尽管不像电影里的凯恩一样,从小被父母“变卖”,但他的童年也充满变故。父母性格不合离婚,威尔斯甚至到了晚年还在猜测自己真正的生父是谁(他同样也搞不清楚自己究竟有多少儿子)。他归母亲抚养,但不久之后母亲也英年早逝,她的生前密友兼情人成为了威尔斯的监护人。


奥逊·威尔斯


少年时代的威尔斯就博览群书,熟读各种西方经典。电影中凯恩读了哈佛等好几个大学但都没毕业,说起大学充满了不屑,现实中的威尔斯态度相似。他花两年时间就读完了高中,拿到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但他放弃了。他更信奉“读万卷书、走万里路”,16岁就独自去爱尔兰徒步旅行,后来与戏剧结缘。


他说:“我讨厌学校,非常讨厌!学校的弊病就在于,非要给你灌输各种想法,没完没了。学校就是一个想法工厂。所以我去了剧团,为的就是可以不用去念哈佛!”炒掉哈佛的威尔斯,真是不要太酷。


奥逊·威尔斯


电影里凯恩少年得志、被众人力捧,现实中23岁的威尔斯也已成为《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他是个多面手,戏剧舞台上编、导、演一手包办,在当时流行的广播剧领域也干得风生水起。


在《公民凯恩》之前,威尔斯主导的一桩媒介事件足以被写入传播学的历史:他主持播出万圣节特别节目《世界大战》,绘声绘影地讲述了火星人入侵的消息,效果逼真,真的把人们吓到了,整个城市陷入了恐慌与骚乱。


正是因为这些事件累积之下的声名,威尔斯才能够以一个电影界新人的身份,与当时的大制片厂雷电华签下了一个绝妙的合同:他为雷电华执导两部电影,并拥有最终剪辑权。于是,才有了他自编、自导、自演,完成度最高、最具有“作者电影”属性的《公民凯恩》。


《公民凯恩》(1941)


“我本质上是个冒险家。”在和亨利·雅格洛的交谈中,威尔斯这样描述自己。所以在《公民凯恩》这部处女作里,这个狂傲的毛头小子无视当时好莱坞那一套,更新了电影语言的语法。在他看来,一个“素人”的身份反而有利于创作,免得受别人太多影响,相比较起来,他认为现在的导演问题在于,看电影看得实在太多了。


其实《公民凯恩》之后,奥逊·威尔斯一直没有停止执导电影,拍出了《安培逊大族》、被称为折射了资本主义终极之恶的《历劫佳人》、散文式的试图再一次更新电影语言的《赝品》,以及影评人magasa最喜欢的威尔斯作品《奥赛罗》等。


《奥赛罗》(1951)


这些都称得上是精品。但从第二部作品开始,威尔斯的创作就受到制片厂的横加干涉。他的经历变成了一部导演个人意志与制片厂体制之间的矛盾血泪史。


作为威尔斯个人来说,他的胸怀与气度决定了他的创作题材偏向于一些大制作,独立资本很难撑起。他不得不依赖大制片厂,大制片厂对他的伤害又是如此之深,两者的矛盾愈加让人看着心累。

  


当然奥逊·威尔斯还是个很不错的演员,他还差点拿了戛纳影帝呢。


我曾在电影资料馆的大银幕上看过他演的《第三人》,这部英国电影史佳片评选经常首屈一指的片子。


《第三人》(1949)


这部电影经常被人提及的是斜线构图,战争阴影中的城市放佛失去了平衡感,让人惊慌失措与晕眩。威尔斯在电影中出现的时长不足电影的三分之一,演的还是一个倒卖假药、出卖朋友、伤天害理的恶棍,但当时他的魅力征服了欧洲观众。


我印象深刻的是,电影都快结束了,威尔斯扮演的哈里·莱姆才出场。他站在黑暗的街巷里,楼上有人开窗,一束光忽然打到他脸上。行踪被发现,他不惊慌,反而面露微笑。但他的死而复生,却震惊了他电影里的好友,同样震惊了观众。


《第三人》(1949)


还有一段下水道追逐的戏,非常写实、风格化,又特别符合这个黑市人物及整个城市肮脏的背景。其中有一个镜头,威尔斯被人追逐穷途末路,从下水道里把手伸出阴井盖,然后镜头里呈现的是阴井盖上方极力伸张的手指,这个镜头简直绝了,让人不寒而栗。


《第三人》(1949)


电影名义上是格雷厄姆·格林编剧,格雷厄姆·格林是谁?英国小说界的大拿啊!提名诺奖21次,连马尔克斯都很敬慕。但威尔斯对他不屑一顾。这个人物本来是个格雷厄姆式的精神空虚感伤型的男主角,但奥逊·威尔斯把他拍出了属于自己的气场。


他重新设计了这个人物,台词也都是他自己编的,他嫌格林写的都是陈词滥调。


其中他有一句台词是这么说的:“在意大利,波吉亚家族统治的30年,有战乱、有恐怖、有谋杀、有流血,但也诞生出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和文艺复兴。而在瑞士,有手足情深,有五百年的民主与和平——可那儿又诞生出了什么?布谷鸟钟!”


《第三人》(1949)


威尔斯为反派人物找到自己的理论,他说,哈里·莱姆标志着欧洲人的过去,他们刚经历了地狱、战争、犬儒、黑市,莱姆就是他们黑暗的一面,黑暗,却又那么迷人。


可以说,威尔斯扮演的这个人物是电影的核心。著名影评人大卫·波德威尔就非常喜欢这个形象。他时常拿这部电影来举例,抱怨现在的电影观众已经是心浮气躁,只注重即时的感官刺激。“他们已经无法再好好感受一部古典电影慢慢酝酿高潮的过程,也来不及等待电影里那个神秘又动人的‘第三人’的出现。”



但对于这个“第三人”威尔斯来说,他从来不当表演是工作,“我是业余的,从这个词(amateur)的词根(amo)来说,只能是把它当做一种爱好。”

 


在《与奥逊·威尔斯共进午餐》这本书里,有一次威尔斯和雅格洛吃饭,伊丽莎白·泰勒的前老公、著名演员理查·波顿走了进来,看到威尔斯非常激动,想和他攀谈。威尔斯冷冷回应,碰了个大钉子的波顿只好灰溜溜地走开了。



威尔斯不是个好相处的人。从年轻时候起,他所到之处,名声就伴随着争议。他个性强烈、爱憎分明,从来就不要求自己“德艺双馨”,说起话来,也经常是丝毫不留口德。


比如在这本书里,伍迪·艾伦在他口中就是个小丑,他直言非常讨厌这种类型的男人,从外形到个性,都非常讨厌。威尔斯称他是“自大与怯懦的综合体”“既讨厌自己,又很爱自己,太把自己当回事”“一个男人为摆脱内心焦虑而拼命丑化自己,博人一粲,这真是全世界最难堪的事。他在银幕上做的每一件事,其实都是为了治他的病。”


伍迪·艾伦


而雅格洛非常喜欢的卓别林,在威尔斯看来和伍迪·艾伦属于相似品种。他同样一阵见血地直至他内心怯懦的根源:没有读过什么书,拼命掩饰、怕被别人识破。威尔斯还讲述了一些关于卓别林的花边逸事,冷嘲热讽轻松夹杂之中,不得不说,在损人方面,他真的是非常高段。


对于一些早已被奉之高阁的明星,威尔斯也是刀刀见血。


比如他从外形上就非常讨厌马龙·白兰度,说最受不了的就是他的脖子,“像条巨型香肠,像只用肉做出来的鞋子”;


他爆料摩洛哥王妃格蕾丝·凯丽,在好莱坞片场的时候,真是作风豪放、旁若无人地乱搞;


格蕾丝·凯丽


谈到主演过《北非谍影》等的男星亨弗莱·鲍加,他认为他演技实在不咋滴,他本身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温驯美国人,非要在电影中愣充硬汉,知道他底细的人对于他的角色是一点都看不下去;


再比如女星马琳·黛德丽在葛丽泰·嘉宝面前受到的冷遇;初出道的玛丽莲·梦露如何被当做最寻常的妖艳贱货而漠视……


马琳·黛德丽


威尔斯还直言,自己是个种族主义者,“我可不相信各种族、各国家能做到天下大同、不分你我。”顶着“外貌协会”会员头衔,他对人的外形赤裸裸地指摘:“撒丁岛人全都手指粗短,波斯尼亚人都是短脖子”;另一方面,“我对匈牙利人的爱,已经到了性爱的程度。听到他们的口音,下面就会有反应。”


这样的威尔斯,真实而强悍。他宣称,每个人都该有自己的偏见。但他也并非一味的毒舌。比如他谈到巴斯特·基顿,称他比卓别林牛得多,没有哪部卓别林作品能与基顿的《将军号》媲美。自《将军号》诞生以来,他就一直对人捍卫,那是最具诗意最伟大的作品。


《将军号》(1926)


现在,基顿地位被公认,威尔斯却颇为伤感。曾经他另类与先锋的姿态,如今成为主流与共识,饶是威尔斯这般自大,也深深地担忧,被快速推进的时代之浪无情地抛在后面。


因为在自大和狂傲背后,他早就阅尽人世的冷暖与沧桑。他比谁都明白,这个时代已经不再是属于他的时代,但他仍然做着堂吉诃德式的努力,期待着一个晚年辉煌的“威尔第式结局”。


但他终究壮志未酬,在酒店里心脏病突发而逝,陪伴他的是膝盖上的一台打字机,和十来个尚未启动的项目。他被人们称作电影界的莎士比亚,临了也活出了莎翁悲剧的味道。不过这样的结局,不出他的预料,他对雅格洛说:“舞台地板上的活动门,早已经为我打开。”



在他看来,所有人都是只身来,只身走,而导演更是可怜虫,什么都留不住,什么也带不走。所有的经典都撑不过时间,而他也终将彻底退出人们的视线。


越是天才,越清醒、越冷峻、越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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