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在河南长大的孩子,我与这片土地的关系既亲切又复杂。
千禧年前后,当年我读博士时,我的导师建议我写关于河南文学的题材。当时我心里充满了反抗,因为我那时刚从河南出来,前27年从未离开过河南,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探索诗与远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我眼中的局限。但导师很坚持:“你必须写河南,因为你是河南人。”最后,我还是照他说的去做了。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渐渐看到了在那个时代河南人正经历的巨大生活变动,而这种变动深层次上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变迁。
河南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带,而中原文化又是整个中华文明的源头,所以在21世纪初那个变革时代,中原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新文化的推动下,传统的中原文化处于一种被革新、被质疑,甚至被推翻的状态。
而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核心区的人们,他们又在经历和应对什么?河南人在做什么?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突然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最后,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外省文化空间的嬗变与文学的生成——以20世纪河南文学为中心》。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即外省文化。我所指的中原文化,曾在古代封建时代处于中心地位。然而,进入新文化运动和现代化改革的中国后,它逐渐演变为一种外部文化。
在处理这些素材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他们是作家、哲学家、文化人,以及普通的生活者。在这个变动的时代,他们每个人都面临选择,努力处理内心的本性与当下剧烈变动之间的关系。
中原文化在过去一百年的境遇,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与现代化工业改革之间的巨大征兆。它的变化不仅代表了整个中国的变迁,也映射出我们在探索前行方向时的种种遭遇。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自己触及到了生活的核心,观念改革的本质,以及思想变革的关键所在。
回顾自己的博士研究之路时,我很感谢导师让我选择了这样一个研究主题。在论文后记中我写了这样一句话:“因为写了这篇论文,我好像又重新回到了母亲的子宫,有一种温暖,有一种依恋,那么同时又有一种漫长的岁月的惆怅在里面。”
作为一个从河南普通乡村走出来的孩子,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书写,我才意识到自己和故乡在情感上的关联,我也因此开始用一种柔软的共情去重新思考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件。比如2000年左右的“河南人”现象。
河南人在中国社会中遭遇到的歧视让我感到愤怒和无奈,我自己也亲历其中。当时的我怀着一种愤怒之情写了一篇长长的论文,叫《“河南人”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化精神》。
我试图分析“河南人”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河南人能力不足,还是与深层文化冲突有关。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河南人”现象并不是因为河南人不行。相反,许多人都有河南朋友,这些河南朋友忠诚、热情且坦率,怎么一遇到抽象观念上的“河南人”就不行了。
“河南人”现象反映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危机。尤其在2000年左右,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愈加明显。这种冲突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深入到日常生活中,河南人也因此受到指责。这恰恰显示了文化冲突达到了关键时刻。
本土文化危机意味着传统生活方式和文明正在遭遇全面否定的状态,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尤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不断受到挑战。文化的向心力逐渐衰退,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道德基础也在动摇,重建文化认同将变得极其艰难。
近十年来,乡村改革和文化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传统文化逐渐恢复并焕发活力。我们努力从传统中寻找与当下生活的深刻关联。重新接续文化因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历史感和生命力,而不是无源之水。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多元的中国,而不是千篇一律的乡村。随着传统文化的重新融入生活,我们需要欣然迎接,同时对其进行辨析,努力构建一个心灵洗涤后的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中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