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脚步丈量土地，唤醒风土中沉睡的诗篇

董梅

回到《诗经》的土地上，重寻诗性

从2012年起，我决定用脚步丈量中国古典文学，将行走作为一种“阅读”的方式，用目光去重新发现那些文字背后的情感和历史，由此开始了为期十余年的探索。

河南是《诗经》中分量最重的地域，也是我选择的第一个行走地。《诗经》十五国风之中，孕育生发在河南这片土地上的就占八国风之多，可见这片风土之胜，诗性含量之高。

从洛阳、郑州到新郑，我走过了诗经中的许多“国风”的发源地，穿越了古代郑国的国土。郑州为何得名？正是因为诗经中的郑国。这个历史上的重要诸侯国，在《诗经》中占据了二十一篇之多，篇目数量居十五国风之冠。这也可以从《诗经》的角度印证这片土地之为“中原”。

当我站在郑州和新郑的大地上，仿佛能够听到来自远古的吟唱。因为我们的族群史的漫长，所以其实我们的每一块国士都有着在时间维度上的积淀，所以唤醒沉睡于时间之中的作品，也是唤醒我们脚下这片国土的诗性。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这样一句话：《诗经》是一枝花。在行走的过程中，我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视角：《诗经》不仅仅是文学作品，它更像一幅庞大的文化地图。通过地理分布和空间形态，我们可以看到诗经中的三百零五篇作品，像一枝盛开的花朵。其主干从黄河流域延伸而出，分布在汾河谷地和江汉平原上，两片绿叶般的区域象征着《诗经》重要作品所覆盖的地域。

中央美术学院⼈⽂学院教授，

中国⽂学史研究专家董梅在论坛现场

行走在这片土地上，让我重新体会到诗经时代的节庆和习俗。春天的上巳节，古人在河流边采集芳香植物、祈福辟邪。那时的男女在春天里相识相恋，芍药和牡丹成为爱情的象征。而这些浪漫的场景，都被记录在《诗经》的篇章中。

在实地考察中，我亲眼看到了两条在诗经中被多次吟咏的河流——溱水和洧水。春天的河畔，古人采集植物、举行祭祀，这些活动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文化场景。从中我看到了古人的生活方式，也理解了《诗经》中自然与人文的结合。

在行走中，我也遇见了比《诗经》历史更久远的、由中华先民创造的裴李岗文化。从裴李岗到仰韶、龙山、轩辕文化再到“诗经时代”，仅仅是溱洧这两条小河流域就已经形成了不间断的中国文化史，构成了未曾断流的文化之河。

在我做实地行走调查之前，所有的那些名词，不管是龙山、仰韶还是裴李岗，在我的头脑中都是单独存在的。但是因为行走，我看到了它们连接在一片土地上，是有机一体的文化存在，这给我非常大的震撼。

当我们听到田野上的歌声，意识到这片土地曾经回荡着同样的旋律，那歌声仿佛穿越了时间而来，让我们心生向往。通过行走，我们能够打开时间的维度，不仅存在于空间中，也存在于民族的文化史之中。我们会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个体，逐渐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一个更大的文化坐标，并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行走的意义不仅在于探寻过去，更在于唤醒脚下这片土地的文化记忆。每寸国土都沉淀着时间的痕迹，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与情感。通过行走进入这些文化脉络，也是在重新发现自己作为中国人的身份与归属感。当我们用脚步丈量这片土地，还原那些沉睡的诗篇，便是在重新唤醒属于我们的文化根脉。

每次来到河南，我都会被这片土地上承载的厚重历史和它独特的文化氛围所吸引。今年年初，我又踏上了这片熟悉的土地，探访了历史上著名的官渡之战。

这曾经是决定了中国命运的一场大决战。在官渡之战中，曹操作为弱小的一方战胜了强大的袁绍势力，奠定了他统一整个中国北方和后来三国三分天下的基础。

作为当时势力较弱的曹操，他需要一个根据地，一个立足之地，于是他环顾四方，最终选择了河南。为什么是河南？从军事角度看，河南并不是理想的根据地。我们都知道河南是中国的农业大省，这里养育了无数中华文明，地势广阔平坦，缺乏险峻的天然屏障，因此在军事上不易守卫。

然而，曹操意识到，那些在军事上价值极高的地方，对他这样一个弱小势力并不适合。因此，他毅然决然离开了袁绍，来到河南。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他最终基本平定了河南，重新掌握了这片中原大地。

曹操的崛起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启发：面对艰难的形势，选对地方、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至关重要，这也是河南给我最深的启示。我们不必一味追求完美的条件，世界上没有所谓“最好”的东西，只有最适合你的。适合你的，就是最好的。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韩昇在论坛现场

当我来到官渡，站在黄河边的那片泥沙地上，我终于理解了袁绍的惨败，原来是黄河中段泥沙地对他的骑兵形成了巨大阻碍。他凭借强大的军事优势，却因对地理环境的误判而功亏一篑。这让我想起了一个成语“利令智昏”，当一个人拥有过多的优势时，往往会忽视现实的复杂性，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历史再怎么讲解，也不如亲身经历。许多事情你在书本里无法完全理解，只有到了实地，与这片土地产生联系，才能真正领悟其中的奥秘。

2100年前的司马迁从家乡出发，几乎走遍整个中国，他在行走中为我们梳理出了中华民族的脉络。从黄帝到汉武帝，司马迁不仅为我们找到了民族认同的根基，还通过他的《史记》向我们展示了如何理解和治理这个辽阔复杂的国家。没有亲身的体验，司马迁不可能写出如此不朽的史书。

中国太大，各地的风俗、地貌和人文差异极其明显。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真正把这片复杂的土地融为一体，形成今天的中华民族。

这让我想起更古老的一个故事。有个叫伯牙的人学琴，始终觉得无法弹出自己心中的声音，怎么办？他的老师带他到海岛上，让他倾听海浪的冲刷与回响。在这自然的启发下，他突然领悟，原来可以把大地作为一张古琴，在大地上弹奏自己的心声。最终伯牙在他的行走中，创作出了《高山流水》这部传世之作。

在今天，我们依然需要这种行走，我相信我们在行走中，还一定能创造出属于新时代的“高山流水”。

梁鸿

作为故乡的河南

作为一个在河南长大的孩子，我与这片土地的关系既亲切又复杂。

千禧年前后，当年我读博士时，我的导师建议我写关于河南文学的题材。当时我心里充满了反抗，因为我那时刚从河南出来，前27年从未离开过河南，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探索诗与远方，觉得只有这样才能打破我眼中的局限。但导师很坚持：“你必须写河南，因为你是河南人。”最后，我还是照他说的去做了。

随着研究的深入，我渐渐看到了在那个时代河南人正经历的巨大生活变动，而这种变动深层次上其实是一种文化的变迁。

河南作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地带，而中原文化又是整个中华文明的源头，所以在21世纪初那个变革时代，中原文化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新文化的推动下，传统的中原文化处于一种被革新、被质疑，甚至被推翻的状态。

而生活在这样一个文化核心区的人们，他们又在经历和应对什么？河南人在做什么？随着研究的深入，我突然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最后，我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外省文化空间的嬗变与文学的生成——以20世纪河南文学为中心》。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核心概念，即外省文化。我所指的中原文化，曾在古代封建时代处于中心地位。然而，进入新文化运动和现代化改革的中国后，它逐渐演变为一种外部文化。

在处理这些素材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他们是作家、哲学家、文化人，以及普通的生活者。在这个变动的时代，他们每个人都面临选择，努力处理内心的本性与当下剧烈变动之间的关系。

中原文化在过去一百年的境遇，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与现代化工业改革之间的巨大征兆。它的变化不仅代表了整个中国的变迁，也映射出我们在探索前行方向时的种种遭遇。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自己触及到了生活的核心，观念改革的本质，以及思想变革的关键所在。

回顾自己的博士研究之路时，我很感谢导师让我选择了这样一个研究主题。在论文后记中我写了这样一句话：“因为写了这篇论文，我好像又重新回到了母亲的子宫，有一种温暖，有一种依恋，那么同时又有一种漫长的岁月的惆怅在里面。”

学者、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梁鸿在论坛现场

作为一个从河南普通乡村走出来的孩子，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书写，我才意识到自己和故乡在情感上的关联，我也因此开始用一种柔软的共情去重新思考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件。比如2000年左右的“河南人”现象。

河南人在中国社会中遭遇到的歧视让我感到愤怒和无奈，我自己也亲历其中。当时的我怀着一种愤怒之情写了一篇长长的论文，叫《“河南人”现象与中国当代文化精神》。

我试图分析“河南人”现象的根本原因：是河南人能力不足，还是与深层文化冲突有关。我查阅了大量资料，发现“河南人”现象并不是因为河南人不行。相反，许多人都有河南朋友，这些河南朋友忠诚、热情且坦率，怎么一遇到抽象观念上的“河南人”就不行了。

“河南人”现象反映了中国本土文化的危机。尤其在2000年左右，中国社会经历了剧烈的变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愈加明显。这种冲突不仅停留在理论层面，更深入到日常生活中，河南人也因此受到指责。这恰恰显示了文化冲突达到了关键时刻。

本土文化危机意味着传统生活方式和文明正在遭遇全面否定的状态，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尤其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传统文化不断受到挑战。文化的向心力逐渐衰退，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的道德基础也在动摇，重建文化认同将变得极其艰难。

近十年来，乡村改革和文化项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传统文化逐渐恢复并焕发活力。我们努力从传统中寻找与当下生活的深刻关联。重新接续文化因子，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有历史感和生命力，而不是无源之水。

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多元的中国，而不是千篇一律的乡村。随着传统文化的重新融入生活，我们需要欣然迎接，同时对其进行辨析，努力构建一个心灵洗涤后的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中国生活。

黄印武

我在小城修古建：时间的力量

20年前，我从瑞士来到云南的沙溪古镇，开始了一段长达二十年的遗产修复与保护工作。

在那个城市化进程如火如荼的时代，我更喜欢留在这个小镇，因为我相信慢工出细活，只有尊重时间，才能真正理解历史。

沙溪曾经是茶马古道上一处繁华的驿站，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它逐渐衰落。当我第一次站在古镇中心的四方街广场时，眼前的戏台早已失去生气，周边的建筑也被时光剥蚀成了残垣断壁。但在这些残存的建筑遗产中，我看到了时间的痕迹，看到了过去的辉煌与沧桑。

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院建筑学系主任、副教授黄印武在论坛现场

我们常听到“修旧如旧”这个词，但我并不认同，遗产保护不是简单地追求形式上的复原。真正的修缮不仅仅是再现历史，而是要让新与旧之间构建一种协调的整体，保留建筑与时间的对话关系。

我们需要清晰地记录时间的变化，使所有记忆得以保存。通过设计把村民的公共记忆融入其中，让这些记忆得以延续，让村民仍然感受到这是他们的空间，建筑也因此与众不同。

修缮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原封不动地恢复历史的原貌，而是通过对历史的解读，让时间得以延续。我们在修复四方街时，不仅保留了遗产建筑，还刻意留下了分散各处的标语、工分表这些代表不同时代的元素。我们不只是再现了茶马古道的历史空间，更是保留了沙溪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痕迹。

修复的目的不是为了区分新与旧，而是让建筑真正融入到建成环境里，让它成为建成环境的一部分，使新的建筑跟老的建筑能够形成一种对话，不分你我。

与时间同行，就是要突显建筑的一脉相承，生生不息。我们的发展观不是天马行空，而是立足于此时此地，通过设计阐释传统，积极的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价值。

我们常常理所当然地认为“保护”是保守的，而“发展”是积极的，看似一对非黑即白的矛盾，所以我们经常听到“要兼顾保护与发展”的说法。但我认为这是一个误会。

意大利历史学家兼哲学家克罗齐有一句话：“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那什么是真历史呢？真历史是与现实生活紧密相关的“活的历史”，它并非简单的编年记载，而是对编年史的理解与阐释。所有的历史都是由我们这些生活在当代的人来解读的，因此，历史天然地具有某种片面性和主观性。无论历史环境和空间是怎样的，都有待设计的阐释。

保护是一种阐释，发展同样是一种阐释。而这些阐释的背后都指向一个核心，那就是价值。我们的保护，是为了保存和展现那些有价值的内容；我们的发展，是为了更好地延续和强化这些价值。如果我们能保持这些价值的一致性、传承性，那么保护和发展便不再是对立的，保护即是发展。

我的讲述从一只皮影戏箱开始。

这戏箱看上去像个保险箱，里面不仅保存了珍贵的财物，也装着许多与神怪传说有关的皮影道具。比如，在《白蛇传》里水漫金山时，会有一条黑鱼精现身，皮影中这种夸张的人物造型非常有趣且充满象征意义。

中国的神怪造型系统有着独特的逻辑。你看到的皮影人物头上有鱼的形象，这意味着他的原型是鱼；头上还有月牙，尽管月牙与道教没有直接联系，却体现了民间信仰的混搭。这种造型不仅仅在皮影中出现，它还渗透到了中国古代寺庙壁画中，皮影的设计师们往往也参与这些壁画的绘制，因此两者共享了同一套造型系统。

皮影戏中的跨物种拼贴造型也是非常吸引人的，比如鱼与鸟、哺乳动物的结合，这种想象力在古代神话中时常见到，尤其是在《山海经》里。虽然这些形象的具体来源已不可考，但它们被戏剧和传说沿用，常常用于打斗和变形的戏码，如《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与牛魔王的对战。

有趣的是，皮影不仅仅在中国流传，还可能随着蒙古西征传入了欧洲，影响了《安徒生童话》中“海的女儿”的形象。这种神怪的迁徙与交流，揭示了不同文化之间深刻的联系。

艺术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邬建安在论坛现场

第二个想给大家分享的，是《九重天》这个作品。它的创作与我对传统皮影和镂空技法的兴趣有很大关系。这种技法不仅仅是一种工艺，它其实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独特的造型语言。中国有剪纸、皮影，都是通过镂空完成的造型，表现出我们文化中对这种造型能力的高度掌握。

现代的艺术学院教育更多依托光来完成造型，这套方法在西方发展了五百年，有它自身的逻辑和历史背景，尤其是与基督教光的象征紧密相连。但在中国，我们的造型意识并不那么依赖光，相反，我们更强调黑白、阴阳的关系。这种对阴阳的深刻理解，反过来推动了我们在镂空造型和技术语言上的发展。

《九重天》完全是用牛皮制作的，创作规模很大，是我和皮影大师光天合作完成的。这件作品包含了许多层次的动物拼贴，最中心是一只鸟咬着一条鱼，接着一层层扩展，有各种神话动物，好像是一个箭靶一样，从中心向外层层递进。

最外层的设计有意思地回到了鸟和鱼的关系，只不过外层是鱼咬鸟。这个相互咬合的结构贯穿了整个作品，每一层的动物互相纠缠，第一层咬第九层，第二层咬第八层，依此类推，展现了一种循环与反转的意象。通过这个作品，我想表达一个小小的道理：也许不存在所谓固定的命运或者永恒的食物链关系。不是说兔子永远要被狐狸吃，或狐狸永远要吃兔子，通过努力，每个“存在”都有改变自己位置的可能。

我曾经做过一个展览，用70吨沙子建造了一个巨大的沙丘，在中间堆起了接近8米高的沙丘，像一座金字塔，《九重天》是其中的核心作品。

展厅内有一面巨大的镜子，几乎能复制整个空间。沙丘顶上还开了天窗，通过镜子反射光线，营造出奇妙的光影效果。沙丘上布满了《山海经》中的奇异动物形象，像是天降的预兆，带着神秘的象征意义。

整个展览让我有种意外的感悟，它似乎讲述了一个自发的神话故事。我们通常认为自己是主动的创造者，使用神话故事进行艺术表达，而其他事物则是客观的、被动的，受到我们的驱使或使用。然而，我们是否真正是完全的主导者？

或许，神话故事的文本本身就具有某种主动性，向我们传达应该做什么，或者驱动我们进行创作。它们为我们注入激情、能量和灵感，从而促使我们完成各种表达。我想，这种视角可以为我们理解艺术创作和神话故事之间的关系提供一些新思考。

“高高山上一清泉，流来流去几千年；

人人都吃泉中水，愚的愚来贤的贤。”

这首花儿，源于我2013年去青海采风时结识的民间艺人刘延彪。

他是一个盲人，我之前就在网上听过他唱歌。当时听闻他在湟中，我心中特别高兴，便决定亲自去拜访他。到了他家之后，我刚唱出“高山上一清泉，流来流去几千年”这前两句，他立刻接上了后两句。就像我们之间的一个暗语，这种默契让我们很快熟悉起来。我们一起聊了很多，他也教了我很多民间的歌曲。

在前年，我得知他去世了。于是他当时教我的那些歌儿，也就永远记在了我心里。

我从小在黄河边长大，名字叫张尕怂，原本是句调侃我调皮的骂名，我爷爷从小就“尕怂、尕怂”地叫我。上大学时，我决定把这两个字起成我的名字。回到村子时，连那些小孩都追着我叫“尕怂”，那时我心里还挺骄傲的。

张尕怂在论坛现场

我每年有三个月的时间用来采风。基本上西北的所有的民间音乐，全部都在我心里面。通过这十几年采风，我拜访了几百个民间艺人，基本上把能学的全部学到了。

我刚开始采风的时候，就是去打听是哪里有民间老艺人，然后就录下来学习，这样学了有个三四年，然后慢慢的，我发现民间音乐不只有旋律，它更在于那些真实的人生经历与情感。

有时候我正坐着车，感觉来了，我就下来，走在农村的乡间小路上，你会闻到一些邻居家葱花香油花香。我感觉闻到的那味道，也是民歌；有一些阿姨然后拉着你的手，她手上有茧，说着她儿子今年过年没有回来，说她的家长里短，我摸着她的手，感觉那个是民歌；我喜欢去农村，看很多大商店门前有很多老头在那里聊天，我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和皱纹，他们抽着旱烟冒出的烟圈，我感觉那也是民歌。

今年过年时，我到田里去唱歌。伴着春耕的旋律，我感受到那些飞过的麻雀、远处驴蹄声、聊天的村民，到处都是民歌。我唱着唱着就忘了自己唱的是什么，好像突然感觉“民歌”也不重要了。

现在我出去演出，看的观众大多数都是我的老乡。演完之后，他们就像很久没见的发小那样抱着我，跟我说他们已经忘了小时候听过的这个旋律，有20年没听到过，没想到现在还有人在唱着。他们好像一瞬间回到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我能感觉到，音乐让我们再次相连。我的歌声在哪里，家乡就在哪里。

现在，我开始教村里的小孩子们唱我创作的童谣，这些童谣本身也是来自那些民间音乐，我希望这些旋律能在他们的生活中延续下去。每当想到他们长大后会还会把这些歌谣唱给他们的孩子听，我就觉得特别高兴。

风土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文化遗产，而是活生生的、可以通过创新、艺术、数字技术等手段与当代生活相结合的。正如论坛主题“此时此地”所强调的那样，地方文化不仅是历史的遗存，更是当下我们构建未来文化的一部分。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城市和生活方式的标准化趋势日益加剧，地方性和独特性逐渐被忽视甚至遗忘。此次论坛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地方文化的契机，提醒我们风土的价值不仅在于过去的传承，还在于它在当代社会中的再创造与再定义。

三联人文城市执行总编辑贾冬婷在论坛中提到，一个地方的“风土”就是地方文化的最直观呈现，用现代的产业和空间、媒介、技术，让风土重新活跃、流动，让地方风土与我们的现代生活发生结合，才能让风土真正“活”起来，才能由此激发更多的当代共鸣。

三联人文风土论坛嘉宾与主办方合影

通过对历史、文学、建筑、艺术和音乐的跨领域讨论，论坛展示了地方风土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为未来的文化复兴提供了思路。

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推动地方文化复兴的力量，而地方文化的复兴也将为我们提供抵抗单一化、标准化生活方式的文化根基。

首届三联人文风土季论坛已经圆满结束，但关于风土的讨论并未止步。我们期待这场文化讨论能够延续，并在更多地方激发起对地方文化的关注与复兴行动，为地方特色与现代生活的融合提供更多可能性。

三联人文风土季项目团队

总策划：贾冬婷

项目统筹：吴小霜

商务：董曼

活动：潘鸿、宋洋

策划：吴小霜、袁潇雪、俞冰如、吴佩珊

传播：沈雨潇、蒋瑞华、刘瑞丝

视觉设计：another desig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