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曾纪泽是晚清率先接触并运用西学的官员。既有研究多立足于西学东渐史，论曾纪泽以“西学中源论”消化西学之得失。但鲜为学界所知的是，曾纪泽的出使日记《曾侯日记》在19世纪曾三度英译出版，日记中的“西学中源论”也引起广泛反响。发掘日记的译史脉络可知英文报刊解读曾纪泽此论的三种维度：一类认为“西学中源论”建立在中西文化相通的基础上，赋予现代机械正面的定位；另一类则认为“西学中源论”强调中国文明的优先地位，体现华夷朝贡心理；第三类指出此论的理据是“衰退观”,并借此批判欧美进步哲学。前两类观点与晚清西学东渐史上对“西学中源论”的探讨互为印证，第三类观点虽有违曾纪泽支持引进西方科技的立场，但有助于后世留意工业化在西方所受非议与曾纪泽对工业化的审慎态度。
作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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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奇，武汉大学文学院讲师
原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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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曾侯日记》的三次英译：以曾纪泽“西学中源论”的外传为考察视点
原 载
|《文史哲》2024年第6期，第
124-138
页
曾纪泽是晚清第二任驻欧公使，也是19世纪接触与运用西方知识的先行者。他历任驻英、法、俄三国公使，出使前不仅通习英文，博采西学书籍，出使后更是考察西国政俗，在外交事务上善用国际法律，推动晚清走向国际化。《曾惠敏公手写日记》是曾纪泽1870年至1890年间所写日记，记录了他接触、研习与消化西学的点滴心迹。然而，翻阅曾纪泽的出使记录，他论中学与西学两者关系，仍不出“西学中源论”。“西学中源论”发萌于明末，认为西方历法、算学源自中国古代，此说在清中叶获康熙支持而成为钦定学说,晚清通习西学人士进而将其他西方自然社会科学溯源至中国古代。诚然，“西学中源论”将西方政教与工艺同视为中国己出，有利于洋务官员扩大引进西学的范围；不过，曾纪泽通习中西语言文化，仍服膺此穿凿附会之说，不免引起史学家的关注与反思。
鲜为学界所知的是，曾纪泽的“西学中源论”曾随他的出使日记传入西洋诸国，引发当时读者的广泛关注。曾纪泽抵欧后，一度抄寄驻外日记归国，其中记有“西学中源论”。这本日记1882年为上海《申报》馆刊售，题作《曾侯日记》。英国在华外交官朱迩典（John Newell Jordan, 1852-1925）最早翻译日记刊本。译本于1882年见登在香港汉学期刊《中国评论》（
The China Review
）,修改后复登伦敦的时政文化月刊《19世纪》（
The Nineteenth Century
）。此外，美国在华传教士潘慎文（Alvin Pierson Parker,
D. D., 1850-1924）在曾纪泽病逝次年再译《曾侯日记》,译文登载于上海《教务杂志》（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
三个译本无一例外摘译日记的“西学中源论”,曾纪泽此论也借由译本进入西方公众的视野。那么，为何会出现这三个译本？译者们分别如何译介“西学中源论”？曾纪泽此说在西方被放置在何种讨论框架之中？
本文以英国外交部档案、传教士档案与西文报刊等史料为据，考察《曾侯日记》在19世纪西方的译介。
上海英文报纸《字林西报》（
The North
-
China Daily News
）1882年初已关注到《曾侯日记》的出版。该报1月5日提到《申报》馆昨日已出版一本题作《曾侯日记》的小册子，称不日将会跟进关注。据《申报》登载的售书广告可知，《曾侯日记》确于1月4日销售。不过，字林报社仅于1月10日重登这则新闻于其周报《北华捷报》（
The North
-
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and Consular Gazette
）,未按许诺发表后续报道。
《曾侯日记》引起西文报刊广泛关注始于译本出版。《曾侯日记》首个译本于1882年12月见登香港《中国评论》。译本题为《中国驻英法两国大臣曾侯爷的日记摘录》,译者署名为 J. N. Jordan。
据查证，译者即英国外交部译员“John Newell Jordan”,中文名为朱迩典。朱迩典生于爱尔兰，毕业于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Queen's College, Belfast）,1876年通过外交部考试来华，历任译员、领事、汉文副使、汉务参赞等职，1896至1905年调任朝鲜外交职务，1906至1920年任驻华全权公使。朱迩典1878年10月至1880年3月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服务，1880年3月至1882年6月供职广州领事馆。他翻译《曾侯日记》时，应尚在广州领事馆服务。
据译本前言，朱迩典的翻译底本为上海《申报》馆出版的《曾侯日记》。前言称，《曾侯日记》的独特之处在于作者以“极其坦率甚至直言不讳的语言”写作。前言末段还称，欲借助此次出版来提醒曾纪泽一年前许诺给予“国外经历续篇”之事，希望提前刊登译本不会使他推迟其他日记出版。此语似透露，译者与曾纪泽一年前有出版之约。查阅《曾惠敏公手写日记》,曾纪泽出使前在北京拜访过朱迩典，但他在1879年至1883年间未提及朱迩典，更不曾阅读过译本。曾纪泽1882年2月8日知《申报》馆出版日记后，向总理衙门急发电报称：“泽日记首册稿已毁，忘作何语，闻沪印传甚诧。乞查语有无关系，须禁否。”他1882年3月9日才阅读日记刊本，当天日记上有“看上海所印余之日记”之语,11月21日回复陈俊臣信谈及此事，言“初出洋时，写日记寄译署。不知沪人何由得稿，公然刷印”。
故而，曾纪泽无意公开出版本人公务日记，更何况与译者约定翻译事。据此可知，朱迩典此语极有可能为刻意杜撰，以夸大他与曾纪泽间的关系。
朱迩典所译为摘译，选译日记序言与正文15节，每节自拟小标题概括主要内容。现将译本小节标题罗列，并注明每节日记的写作日期，以透析朱迩典的摘译策略。
前5节为曾纪泽出使途中的记录，后10节为曾纪泽驻欧记事。后10节中7则关涉外交政务，包括婉拒日意格（Prosper Giquel, 1835-1886）请求充驻法领事，与法国政治家刚必达（Léon Gambetta,
1838-1882）论传教，与法国工程师勒色朴斯（Ferdinand de Lesseps, 1805-1894）论巴拿马运河开凿，评英国前首相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 1
st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评左宗棠借外债之举，记英国外交部长盖斯科-因塞西尔（Robert Gascoyne-Cecil, 3
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1830-1903）接待，及与巴西驻英公使白乃多（Baron de Penedo, 生卒年不详）论换约，等等。由表可知，第8节与刚必达论传教，合并了曾纪泽1879年2月9日首次及2月23日第二次会见刚必达的记录，使得小节主题更紧凑。后10节中还有3则日记关涉西方文化，分别论英法两国国民性格、西学中源与西方舞会起源。据表格注明的时间，论英法两国国民性格节为日记1879年2月10日条，译者将之前置于1879年1月条目前，有意提高其关注度。与之相反，1879年2月22日论西方舞会起源节，则置于1879年4月条目后，相较其他条目略显次要。同被后置的条目，还有第14节记盖斯科因塞西尔。此节放在论西方舞会起源节后，或因内容仅记侯爵的茶会款待，与政务关联不大。由此可见，朱迩典译本的摘译重心为政务外交，其次为西方文化；内容排列次序以时间为主要依据，且会根据译者心目中内容重要性与话题间的关联度进行微调。
“西学中源论”为倒数第6节，译者拟题为“Western arts and civilisation derived from China”,未调整小节次序。曾纪泽在此节辩称，中国古代亦有火车、轮船。相关文字中英对照如下，关键处用下划线标记：
或者谓火轮、舟车、奇巧机械为亘古所无，不知机器之巧者视财货之赢绌以为盛衰，财货不足则器皆苦窳，苦窳则巧不如拙。
中国上古，殆亦有无数机器，财货渐绌，则人多偷惰而机括失传。观今日之泰西，可以知上古之中华。观今日之中华，亦可以知后世之泰西
。必有废巧务拙、废精务朴之一日。盖地产有数不足以供宇宙万国之繁费，则由精而入粗者，势使然也。
It may be said that
Steamer, Steam Engines, and such ingenious contrivances were unknown in past
ages. By such an assertion, however, the fact is ignored that mechanical
ingenuity depends upon material resources, thriving best in times of abundance
and falling away in times of scarcity. When material wealth fails, mechanical
appliances fall into neglect, and rude workmanship is then preferred to skilful
handicraft.
In early times, China had no lack of mechanical appliances, but,
as her material prosperity gradually declined, her people fell into idle and
thriftless habits, and the mechanical art was lost in transmission. As, by a
glance at what Europe now is, we may see what China once was, so by noting what
China now is, we may learn what Europe will one day become
. The day will
arrive when Western workcraft, now so deft, will grow inept, and Western
ingenuity give way to homelike simplicity. The fact is, the earth's
productions, being limited, are not sufficient to provide for the manifold
wants of its countless people, and deterioration is one of Nature's laws.
下划线处为曾纪泽“西学中源论”关键语句。他指出，中国古代有类似轮船、火车的机械，只是后来失传。并且，他认为，观西方今世可推知中国古代，观中国今世可推知西方未来。朱迩典几乎照译该则日记，将曾纪泽对中西文明关系的见解传达出来，未作额外增删。曾纪泽此番言论仅为推想，并无证据支撑。至于译者对此论态度如何，赞成抑或反对，香港译本未提供其他线索可供探讨。从整个译本来看，“西学中源论”为曾纪泽出使半载中一日之记录，在译本中亦仅为15小节之一，难以将之视为日记或译本重点，但为何此节内容反而引起报刊的关注？
事实上，“西学中源论”最初并非西报的关注点。在香港出版的英报《孖剌西报》（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
）于译本出版后旋即发表两篇社论。首篇反驳日记第12节举借外债之论，称外债非仅有利于外国人，中国也需外债保障国内就业。次篇旨在介绍《曾侯日记》,认为译本有助于展示中国上层官员的旅欧印象，指出曾纪泽巧对香港、新加坡两地总督的怠慢，显示其明智与包容。这两则评论关注的是外交政务，而非“西学中源论”。
译本出版的消息流传到英国后，曾纪泽“西学中源论”方引起更多讨论。伦敦《帕尔默尔公报》（
The Pall Mall Gazette
）于1883年3月10日、19日先后登载两篇长评。《帕尔默尔公报》持自由政治立场,这两篇评论述及除第3、7与15节之外的所有日记小节。首篇评论题为《中国公使驻伦敦日记》,认为《曾侯日记》是曾纪泽为本人及几位私友而作，这些“非正式的记录”有助于理解一位中国政治家突然从北京来到西方文明首都后的看法。评论枚举日记第1节对于出使路途艰辛的回应、第2节关于英文学习的心得及第5节应对两地总督均未鸣炮答拜之事，以展示曾纪泽的聪慧之处。此外，评论还援引了日记第8节论法国传教、第11节对迪斯累利的印象和第12节英法介入埃及借款用途，以表明曾纪泽对英法两国良好的印象。
第二篇评论题为《中国人眼中的英国人》,旨在辨析曾纪泽“西学中源论”与首任驻英副使刘锡鸿“中本西末论”的异同。就两人观念之别，评论称，刘锡鸿认为中国“仁义”远胜西方“杂技”,而曾纪泽认为当下西方与中国古代相似。评论补充道，曾纪泽坚信西方流行的管理与文明移植自中国周代老子，并认为中国上古亦有类似西方的蒸汽机和轮船，但“财货渐绌，则人多偷惰而机括失传”。评论指出，两人的中国文明观亦有差异，因为刘锡鸿称“中国自天开地辟以来，历年最多，百数十大圣继起其间”,而曾纪泽则称“中国皇帝圣明者，史不绝书”是个玩笑。
就两人观念相似处，评论指出曾纪泽与刘锡鸿均发现西方物价过高及英国“拜金主义”的弊病；但提到曾纪泽援引孟子“与民同乐，则民不怨”之言，解释西人在地价高昂的都市中广修林苑的合理之处。评论作结称，曾纪泽日记译本展现出远东使者正逐步深入理解西方文明。
严格来看，第二篇评论所转引曾纪泽的“西学中源论”不甚准确：曾纪泽戏谑处在于将中国千古唯尧舜与西方伯理玺天德（president）并论，而非中华“史不绝书”;又如使团参赞陈远济而非曾纪泽，将西方文明追溯于周朝老子。论者批判“西学中源论”赋予中国文明优先地位，但认为曾纪泽此论更准确地理解西方文明，这一评价是对比刘锡鸿的“中本西末论”而来。刘锡鸿将西方科技贬视为杂技，中国学习西方科技便成为舍本逐末、以夷变夏之举;曾纪泽“西学中源论”视机械为中国古有之学，因而无须抵制西学，赋予西学更正面的定位。
相较于登载在远东期刊《中国评论》的译文，《帕尔默尔公报》的评论更易为英国读者购阅，成为他们了解《曾侯日记》的主要渠道。特别是第二篇辨析曾、刘两人文化观异同之文，成为英国报刊评论《曾侯日记》的依据。例如，英国《伯明翰每日邮报》（
The Birmingham Daily Post
）的评论，即延续了《帕尔默尔公报》的论述。这份报纸1883年4月6日作评称，中国公使“公开称欧洲的现代哲学、艺术以及科学均偷自中国某一个时期”令人吃惊。《帕尔默尔公报》对比刘锡鸿与曾纪泽两人日记，意在肯定后者推崇西方科技与管理的开明态度。针砭“西学中源论”尊华抑西之意，并非《帕尔默尔公报》评论重点，却引起其他报刊关注。
伦敦月刊《19世纪》于1883年12月始刊登曾纪泽日记译文，题为《曾侯的日记摘录》,译者注明是广州朱迩典。朱迩典1882年6月已调往儋州，重译本不可能作于广州，较合理的解释是译本经由广州寄发。朱迩典在前言中称，《曾侯日记》为曾纪泽出使半年的记载，译本仅选译他对公众事务的部分看法。前言还称，曾纪泽是中国著名政治家曾国藩之子，他既经历过本国官场生活，又熟悉外国语言习俗，“或许现在没有哪位中国人能比这位作者更有资格发表关于外国问题的看法”。可知，朱迩典在伦敦刊载日记译本，意在使英国公众获悉清廷公使关于公众事务特别是外国问题的看法。
不过，对比香港译本可知，重译本传达曾纪泽的见解实有侧重。从节选章节来看，香港译本有15节，而伦敦译本仅11节。其中，重译本10节内容与香港译本相同，另新增一节。为便于分析朱迩典的重译，表2将罗列两译本小节差异，用下划线和日期标记分析：
表2 伦敦译本与香港译本的差异
伦敦译本诞生于中法谈判期间,朱迩典的重译有意突出曾纪泽的法国印象，淡化与英国有关的记录。所删减的5节中，第2节论英文习得、第3节回应北京街道脏污、第7节婉拒日意格充驻外领事与第14节英国侯爵接待，或因无关外国政务而删减。第5节回应殖民地总督失礼，或因与批判英国政务有关而遭删减。此外，朱迩典将第9节评前英国首相放置文末，与原译本末节巴西驻英公使论换约相对调。与之相对，重译本关于法国的记录则有增无减。译者新增法国酷好中国古董一节，未删减与法国政务有关的小节。
表中下划线处为原译本论西方文化三节。朱迩典再次前置论英法国民性格节，将之从第3节移至第2节。论舞会起源一节原被后置，伦敦译本将之提前，置于2月23日论巴拿马运河开凿一节后。西学中源论亦无次序调整。值得注意的是，朱迩典新增一节于论舞会一节后。新增一节与论舞会同属《曾侯日记》1879年2月22日条。不过，中文本记法国酷好中国古董在前，舞会在后。曾纪泽记法国酷好中国古董时，称法国官员重视商业制造，有《周官·考工》之遗意。朱迩典将此节置后，应欲与后节“西学中源论”建立关联。与香港译本相比，朱迩典重译时或更重视曾纪泽的“西学中源论”。
除增删小节外，朱迩典还细致修改每节译文。以本文关注的“西学中源论”为例，重译本述中国古代帝王“尧舜”处，增注“中国早期的两位帝王，他们被视作所有智慧与君德的楷模”。这一增译使得译本更贴近英国读者的认知水平。为便于分析曾纪泽“西学中源论”的关键译语，表3提供两个译本的译法，用下划线注明译语差异，并罗列中文底本以供对照。
表3 朱迩典关于“西学中源论”的翻译
对比两译本可知，朱迩典删减了“苦窳则巧不如拙”的翻译，并更替了译本的文辞。
表格中波浪线处显示重译涉及两个关键词“机械”与“财货”。
曾纪泽辩称中国古代亦有机械，与机械相关用词为翻译曾纪泽此论的关键。
《曾侯日记》此段5处提到“机械”,依次为“奇巧机械”“机器之巧者”“器”“无数机器”与“机括”。
香港译本依次译作“ingenious
contrivances”“mechanical ingenuity”“mechanical appliances”“no
lack of mechanical appliances”与“mechanical art”。
伦敦译本基本未改变“机械”译词含义，仅将原译本首个“
mechanical appliances”替换成“mechanical arts”,强调工艺，其余处沿用原译词。
伦敦译本另一变动的译词为“财货”。中文本此段三处提及“财货”,香港译本先后译为“material resources”“material wealth”与“material prosperity”。伦敦译本相应译成“material resources/a nation”“material resources”与“national prosperity”。伦敦译本翻译第一处与第三处“财货”时，限定为一国之财货，分别增加“nation”与“national”修饰，未违日记原意。“财货不足则器皆苦窳”中“财货”,朱迩典原译成“material wealth”,从字面看，似比改译为“material resources”更准确；然而，结合此段末句“地产有数不足以供宇宙万国之繁费，则精而入粗者，势使然也”可知，“财货”与“地产”含义相近。因此，第二处“财货”译成“material resources”更清楚地解释了机械由精返朴之变。朱迩典的重译调整原有译词，更准确地传达出曾纪泽“西学中源论”的内涵。那么，重译本里的“西学中源论”又引起哪些反响？
伦敦译本出版后，旋即为欧美报刊转载评论。值得关注的是，美国《圣路易斯环球民主党报》（
St
.
Louis Globe
-
Democrat
）刊载长论，专评曾纪泽“西学中源论”。该报奉行政治独立理念,是最早推介伦敦译本的美国报刊之一。《圣路易斯环球民主党报》1884年1月13日登载长评《反方向的哲人》,重点分析译本第8节“西学中源论”。评论首段称，欧美现代思想对“人类进化满怀信心”,这种思想认为只要人类智力发展，自然终将为人类所用，政治与社会也愈显公平。评论次段称曾纪泽在西方现代文明中看不到任何新奇，他笑看时人“沉溺于探索未知领域和引导进步的幻想中”。评论第三段引译本“盖地产有数不足以供宇宙万国之繁费，则由精而入粗者，势使然也”,指出他将本国衰败解释成理所当然之事，其他国家也理应迈向衰退道路。末段引曾纪泽推断中国古代掌握了蒸汽力量而后失传之论，称他的思考原则与西方当代乐观哲学家完全相反。论者最末称：“我们当然不打算斥责他。他可能都是错的，但我们可以如此肯定吗？”
与香港译本相比，伦敦译本诞生于中法谈判期间，重在传译曾纪泽关于法国的看法，且更重视对曾纪泽“西学中源论”的译介。美国《圣路易斯环球民主党报》的关注点却仅在曾纪泽的“西学中源论”。该报将曾纪泽此论放置在与欧美进步哲学对话的语境中，强调曾纪泽的衰退演变观。当然，《圣路易斯环球民主党报》的评论亦有失偏颇，它过度诠释曾纪泽批判工业化的意图，无视他接受西方科技的开明立场。这种诠释侧重可能与报社批判当地过快推进工业化的态度相关。不过，评论让读者留意到，曾纪泽“西学中源论”中所包含的对西方科技的审慎态度。
曾纪泽1890年4月12日病逝于北京，年仅42岁。上海《教务杂志》1891年分两期登载曾纪泽的日记译本，译文题名均为“The Dairy of Marquis Tsêng”,译者署名为“Rev. A. P. Parker,
D. D”,即美国监理会（The 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South）在华传教士潘慎文。标题有注称此文曾在“苏州传道会”（The Soochow Missionary Association）上宣读。译者潘慎文出生于美国，1875年由监理会派往中国传教。潘慎文在华传教之余，参与组建苏州博习学院与上海中西书院，并为学院编写教科书。
潘慎文生前的日记手稿收藏于美国耶鲁大学档案馆。日记手稿涵盖1879、1887-1894、1896-1909、1912-1915、1917、1920-1924等时段，其中亦有他阅读翻译《曾侯日记》的记录。英国学术出版公司亚当·马修（Adam Matthew）2000年将耶鲁大学馆藏潘慎文手稿制成胶卷，收录在“西人眼中的中国：商人、旅者、传教士与外交官的手稿记录”（“China Through Western Eyes：Manuscript Records
of Traders, Travellers, Missionaries and Diplomats”）系列第4部分。由于日记手稿笔迹深浅不一，许多字迹在黑白胶卷中难以辨认，这批手稿至今鲜为学界利用。查阅1891年的日记可知，潘慎文述及《曾侯日记》虽有10处之多，但每处仅寥寥数言。不过，透过这些言简意赅的记录，可管窥潘慎文阅读与翻译的大体情形，旁证译本注明在“苏州传道会”宣读的细节，为考察译者的翻译动机提供了一些宝贵线索。
潘慎文1891年2月27日从美国返回苏州授课与传教。他每日在校教授物理、化学、自然神学以及神学基础。他依次在4月6日、7日、9日、14日与15日阅读曾纪泽日记。潘慎文4月15日完成阅读并在日记中写下“这份有趣的日记记录了他在英法两国的访察”。潘慎文翻译《曾侯日记》始于4月25日，其日记中记有“为传道会译介《曾侯日记》”。日记4月28日、5月6日条目亦有数言语及译介工作。他5月7日完成译介，提到“完成我关于《曾侯日记》的文章，并在苏州传道会会议上宣讲它”。此后，日记在7月8日提及译文，记有“《教务杂志》出版了我关于《曾侯日记》文章的第一部分”,参见图1。潘慎文在苏州传教与教学之余，阅读《曾侯日记》,从阅读到翻译，用时不足一月。潘慎文5月7日的日记透露，他的翻译工作甚为急促，与会当日才完成译稿。潘慎文日记未提及他从何处获得《曾侯日记》,宣读译文后有何反馈。这些记录透露，他的翻译最初为苏州教会团体交流而作，尔后才发表于《教务杂志》。
图
1
潘慎文日记
根据潘慎文的日记与译文可知，他的翻译底本应为《申报》馆版《曾侯日记》,且翻译时并未参考香港与伦敦译本。潘慎文的译本前还附有前言，共2页8小段。译者将曾纪泽日记放在中国对外关系转变的脉络中来审视。他称中国过去20年取得的最重大进步即改变旧有朝贡秩序，学会以“平等”之道对待欧美诸国，而曾纪泽是推动中国对外关系转变最得力的中国外交官。
潘慎文称赞道，曾纪泽“温和而坚定，对欧洲事务了如指掌，保守与开明兼备”,因而深受本国信任，又得到派驻国的尊重与礼遇。潘慎文认为曾纪泽驻外期间的贡献始终在“开明与进步”方面。他特意强调，这种“开明与进步”专指推动中外平等关系，不涵盖曾纪泽反对中国进步派领袖李鸿章引进西方科技的方案，也不包括曾纪泽主张收回外国人在华租界的提议。
潘慎文的译本近乎涵盖日记全文，他事无巨细地翻译《曾侯日记》,以表明曾纪泽以平等之心看待西方事物。不过，潘慎文在前言中将曾纪泽视作洋务自强运动的反对者，指责他反对李鸿章引进西方科技的方案。这种误会可能与他译介曾纪泽的“西学中源论”有关。表4罗列潘慎文翻译的“西学中源论”,并用下划线注明关键词的英译：
表4 潘慎文关于“西学中源论”的翻译
潘慎文用方括号注明增译处，多为分句的主语或宾语。
从表4下划线处可知，潘慎文将与机械相关之词均译成“machine”与“machinery”。
前两处“财货”译作“material wealth”,最后一处译为“material production”。
与朱迩典的处理类似，潘慎文未统一“财货”的译法，而是选择将第二处译作“material production”。
这一做法应参考末句“盖地产有数”处，此调整亦符合曾纪泽“西学中源论”之意。
朱迩典选择“resource”,强调资源之有限，而潘慎文选择“production”,则侧重生产之限度。
从译词的使用上，可推知潘慎文在翻译时，已理解“西学中源论”里论及生产限度之意。
不过，潘慎文指出这则日记阐明“中国人如何尝试解释新事物，保存他们对西方的优越感”。潘慎文的译评与他主张的平等观息息相关。
潘慎文在译本前言中称，中国学会平等对待西方国家不仅体现为与之建立外交关系，还体现在接受西方“工艺与科学、文官与军事制度、宗教与社会习俗”。依潘慎文之见，曾纪泽虽极力维持同其他国家平等的外交关系，但他的“西学中源论”却倒置当时中西双方的科技实力，宣称中国的现状是西方未来的发展图景。从这个角度来看，“西学中源论”推测机械终将由精入朴之语，反映的不是曾纪泽对科技的审谨态度，而是他扭曲现实、意图贬低西方文化、拒绝学习先进科技的倾向。
值得注意的是，潘慎文不赞同曾纪泽此论，这不仅由于他观察到中国当时在科技上已落后于正开展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西方国家，而且与他对于中国历史起源的看法密切相关。潘慎文在生前未公开刊印的《中国历史》（
History of China
）首章中，撰文表达了他对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看法（首页参见图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