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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身流亡:超级英雄电影如何书写政治隐喻?丨Geopolitics

PoIiticaI理论志  · 公众号  ·  · 2024-09-25 10:34

正文

编者荐语:

超级英雄电影因其炫目的特效和扣人心弦的故事而备受欢迎。然而,这些电影中的冒险故事和英雄战胜邪恶的情节,也常用于诠释政治和历史事件。这篇论文,以难民危机为例,探讨了超级英雄影片如何通过情节发展和美学设计,引导观众对特定政治议题的情感反应,并尝试阐明性别、种族、暴力等因素对特定政治团体形象和叙事的不同影响。鉴于超级英雄电影的广泛流行以及其中蕴含大量政治寓言或隐喻,我们还可以关注这类影片如何引导了公众对更多政治议题的思考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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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身流亡:超级英雄电影如何书写政治隐喻?

摘要

本文探讨超级英雄电影如何通过叙事和情感手法处理难民危机。文章研究采用女权主义政治地理学理论立场和流行地缘政治学分析方法,借助《雷神3:诸神黄昏》和《惊奇队长》来分析主流大片中的难民形象和“难民危机”。文章主要从叙事和情感手法两个方面考察上述影片,旨在理解观影体验如何塑造观众对难民议题的理解。分析结果以1) 流动性权力,2) 帝国建筑与情感反转,以及3) 难民身体三个主题展开。这篇研究有助于广泛理解白人至上主义和难民安全化对全球北方难民叙事影响。

作者简介:

Dina AlAwadhi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多学科和跨文化研究中心
Jason Dittmer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地理系

文献来源

AlAwadhi, D., & Dittmer, J. (2020). The Figure of the Refugee in Superhero Cinema. Geopolitics, 27(2), 604–628.


 

本文作者Dina AlAwadhi和Jason Dittmer



一、引言

难民是全球热议话题。自二次世界大战建立国际难民制度以来,难民政策话语不断变化。在许多全球北方国家,难民群体因不同于当地经济特权阶层,被种族化为“他者”或被视为社会(人口)安全威胁(Hage 2012)。事实上,难民会因为种族和阶级差异受到接收地不同待遇,某些难民高度脆弱,而另一些则受保护和追捧。


本文将探讨《雷神3:诸神黄昏》(2017年)和《惊奇队长》(2019年)中不同难民地缘政治表述。两部影片是呈现难民“危机”中表征及情感政治(representational and affective politics)的两部代表性作品,它们对难民进行人性和情感刻画,让观众与难民共情。但这种“同情”叙事在强调难民安全化的政策和报道中受到话语排挤(Dempsey和McDowell 2019年)。此外两部电影也值得(流行)地缘政治学关注,因为其难民刻画可能与此前相关研究发现不一致(DiPaolo 2011;Dittmer 2013;Hassler-Forest 2012)。另外,对难民问题的公共讨论高度政治化,这两部电影可能与这些讨论截然不同。虽然作者认为漫威电影宇宙(MCU)在难民叙事上具备潜力,但也承认这类电影依然存有消极叙事内容(见Hassler-Forest 2012;Mostafanezhad 2017),尤其是难民种族化问题。


下文将首先讨论超级英雄类型片与安全的关联。再次,本文用《雷神3》和《惊奇队长》两部电影对流动性政治、帝国建筑以及难民身体三个主题做分析。最后文章指出,由于虚构电影在难民话题上具有情感力量,能影响塑造全球北方民众对难民的看法,学界应对荧幕上的难民叙事/话语塑造给予关注。


二、超级英雄与安全叙事

“我们需要一套遍布全球的盔甲”

——《复仇者联盟:终局之战》。


托尼·斯塔克这句台词代表MCU对安全话题关注达到顶峰。超级英雄题材电影起源于二战前纽约,并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崛起。国家在这类影片中既受推崇又带着功能缺陷,需要其他力量支撑。这种力量必须来自超越法律框架的外部力量,因此超级英雄电影主角经常是蒙面、暴力但维护法律的私刑主义超级英雄(通常也是男性)。


Pease(2009, 24)认为冷战中,国家既不在秩序内也不在秩序外。国家将自己置于其秩序中,同时也占据特殊外部性位置为了捍卫它所代表的秩序,国家必先宣告自己是其监管秩序中的例外。也就是说,超级英雄及其社会之间拓扑关系类似于“超级大国”及其世界秩序之间拓扑关系。而超级英雄是国家安全化身。


安全政治越发频繁成为MCU前三阶段影片叙事核心。比如美国队长是美国军工联合体产物,而《钢铁侠》则涉及武器制造伦理问题(Dittmer 2011)。安全议题也出现在后续《复仇者联盟》《美国队长:冬兵》《复仇者联盟:奥创纪元》《美国队长:内战》以及《黑豹》中。


总之,因为超级英雄类型片缘起二战,所以安全是这类电影叙事惯例。同样,暴力及其使用合法化是这类影片另一特殊叙事惯例。英雄身体暴力被用于他们支持但其又未完全融入的国家秩序中。本研究将探讨超级英雄类型片在难民问题上的角色。首先,超级英雄通常被理解为国家安全的化身,而难民形象被视为对国家领土的移动性威胁,那么可以假设超级英雄和难民在同一叙事中相互对立。其次,如果《雷神3》和《惊奇队长》情节不符合上述假设,那么考虑到MCU强调个人英雄主义,这些电影很可能会出现东方主义救援叙事(Hyndman 2019)。



三、研究方法


本文选择《雷神3》和《惊奇队长》作为分析对象是因为其叙事内容和它们上映于难民危机期间。文章首先对两部电影进行视觉和叙事分析,以确认影片利用某些叙事/情感来引导观众与关键角色产生特定情感或观点。同时文章将分析重点放在展示电影制作过程及其预期效果的副文本上。具体文本如下:电影DVD 附加内容(例如幕后花絮,删减画面等),《漫威影业艺术丛书》《漫威影业:角色百科全书》和《漫威影业:图解词典》。


在文本分析中,作者尝试在流行文化全盘否定和全盘接受之间找到平衡。分析基于后殖民主义视角(Hyndman 2019),在关注难民之余评估电影叙事潜力和局限。


实证部分将讨论《雷神3》和《惊奇队长》如何“书写”难民叙事,并考虑镜头和剧情如何引导观众关注难民。实证分析结果被总结为:流动性政治、现代美学与情感反转,以及难民身体与安全化。


四、研究结果


(一)流动性政治表征

流动性研究主张旅行者及其旅行方式是一个政治问题(Domosh和Seager 2001)。在两部电影中,流动性剧情都与权力运作有关。先进技术支撑着流动权力,但这些技术由国家垄断,比如《雷神3》阿斯加德垄断彩虹桥。

《雷神》三部曲中,垄断流动是阿斯加德建立并加强权力的主要工具之一,而彩虹桥就是阿斯加德实现流动垄断的工具。彩虹桥可以穿越九界,其末端与阿斯加德边界连接,因此彩虹桥能够快帮助阿斯加德速应对地缘秩序危机,最终起到边界墙功能。在前两部《雷神》电影中,全知守望者海姆达尔充当全景监视系统,“完全掌控着阿斯加德移民和防御系统”(Roussos 2017, 268)。

在《惊奇队长》中,流动性主要来自光速引擎,其发明者是科学家玛威尔,她曾为克里特工。在意识到自己“助纣为虐”后,玛威尔尝试制造光速引擎来终结克里-斯库鲁战争,并帮助斯库鲁人逃离克里帝国。光速引擎可以帮助克里帝国扩张,也可以让斯库鲁难民远离克里帝国迫害。因此克里帝国为取得技术暗杀玛威尔,随后卡罗尔在摧毁引擎时意外吸收其能量,获得太空翱翔能力。

卡罗尔一直希望自己行动得“更高、更远、更快”,但其能力一直受父权制和克里帝国制约。卡罗尔和斯库鲁难民都被他者化,缺乏自主性和流动性——斯库鲁人因种族受到压迫,而卡罗尔因性别受到压迫。意外获得光速飞行力后,卡罗尔从父权制解放,也使斯库鲁难民得救。但《惊奇队长》中,流动性似乎从始至终都只被白人女性掌握,而卡罗尔带领难民走向自由结局则让电影陷入“白人救世主”和东方主义救援叙事陷阱。

总之,“超流动性”是阿斯加德和克里帝国地缘政治秩序支撑,也在后续故事中被主角们掌握。不过,为了保证超级英雄出场必要性,剧本必须维持不同群体间流动权力的不平等,这是超级英雄电影必然叙事逻辑。

(二)帝国建筑与情感反转

《雷神3》和《惊奇队长》利用现代美学作为情感工具,尤其通过展示阿斯加德和哈拉星的现代化建筑来展现帝国秩序,并引导观众对其产生认同情感。但两部电影都设置重大情感转折点(剧情反转点)。反转中,主要角色和观众都意识到所谓“优越现代”文明身后都隐藏着帝国主义殖民史。通过打破虚伪“温情帝国传说”,故事重新激发观众对片中难民的同情和认同。


《雷神1》和《雷神2》将阿斯加德打造为一个高度发达文明。故事中,阿斯加德是众神之地,沐浴在晨光中,而城市中心为奥丁金宫。阿斯加德设计糅合艺术家杰克·科比、北欧神话以及现代建筑风格,其技术“先进到人类思维无法领悟”(《雷神》短片“地球”)。另外,奥丁还借助演讲来“包装”阿斯加德,他一方面将阿斯加德描述成一座优越的“希望灯塔”,一个“带给宇宙和平”帝国,另一方面又将敌国非人化,粉饰侵略历史。通过战胜“低等”王国,阿斯加德成为九界超级大国。总之,阿斯加德在《雷神1》和《雷神2》中更像中世纪/维京版美国霸权。


《雷神3》中,海拉(奥丁长嗣,死亡女神)突破囚禁,重返阿斯加德。在进入金宫后,她凝望着装饰在穹顶,歌颂奥丁,粉饰和平和阿斯加德历史的壁画。

海拉嘲笑说:“难道就没有人来教教历史吗?”紧接着,她摧毁壁画,揭露出描绘她和奥丁扩张帝国的隐藏穹顶画。特写镜头下,奥丁和海拉掀起战争,奴隶在鞭笞下建立阿斯加德。观众第一次认识到真实“肮脏”的阿斯加德历史,而壁画内容则令人联想到美国奴隶制和西方殖民历史

《雷神3》通过阿斯加德展现帝国主义,而《惊奇队长》则通过克里文明哈拉星来体现。克里人强调技术工业化,自认比其他一切种族都优越。哈拉星地理布局体现这一特征。哈拉星区被分为上下两个城区。上城区与阿斯加德相似,但更具大都会氛围。统领克里文明“至高智慧”也位于哈拉上城区,其总部呈后现代金字塔造型。


哈拉星下城区与上城区风格截然相反,暗示着克里帝国危险而混乱。在下城区,电影通过海报等方式提及斯库鲁人这个种族。斯库鲁人能够变形成他们所见之人,谙熟“打入敌人内部”。克里帝国用仇外心理和难民安全化来维护霸权,向哈拉星公民和观众宣传斯库鲁渗透和入侵克里的恐惧,也用技术和武力优势追击斯库鲁人。熟稔于白人至上主义、无人机、“智能边界”(smart borders)和生物识别这些新闻报道的观众很容易对克里人产生认同。


卡罗尔与斯库鲁人相遇后揭露真相,触发剧情/情感反转。观众对哈拉星以及克里帝国的认同最终坍塌,并意识到自己和斯库鲁人才是受害者。尤其当卡罗尔面对真正斯库鲁难民时,克里帝国才被观众正式“标识”为反派。电影用关键镜头捕捉斯库鲁异性恋家庭关系,这对西方观众来说熟悉亲切,其同情心被画面激活。随后,卡罗尔看着塔洛斯与妻女族人团聚时内疚地道歉说:“对不起。”这一幕,卡罗尔完成自我/他者和英雄/恶棍之间双重反转。可以说,前面剧情对帝国面貌渲染越宏大和高尚,剧情反转之后观众对难民群体的同情就越深切。

(三)难民身体的情感纬度

阿斯加德和哈拉星彼此互为镜像,都曾对外侵略殖民,并建立文化霸权,一贯以先进或现代形象示人。剧情反转后,观众原本对其认同也随之逆转。虽然两部电影在情感手法上相似,但在塑造阿斯加德人和斯库鲁人角色上区别对待。在阿斯加德成为难民前,观众就已对其施以同情乃至认同,但对斯库鲁人早期刻画则力图将其妖魔化和他者化。这种区别是两部影片对各自难民角色进行不同种族编码的结果。


在《雷神3》中,海拉占领阿斯加德后,阿斯加德平民无可抵抗,四散逃亡。阿斯加德人代表更神圣、更美丽和更强大的人类版本,而且由于阿斯加德美学风格来源北欧神话和中世纪欧洲,阿斯加德人被编码为白人,观众容易对其产生同情和认同。《雷神3》中,阿斯加德平民常表现得惊慌无措。这种无行动力平民形象高度性别化(而不是种族化),他们先是依靠海姆达尔来躲避海拉,随后又在高潮部分在雷神及其伙伴帮助下逃生,这两段剧情中,海姆达尔和雷神一致代表男性力量。作为受害者,阿斯加德人虽然无助,但因为其白人身份,所以阿斯加德人看起来“无辜”。


另外,火巨人苏尔特尔复活,触发诸神黄昏后,阿斯加德人成为星际难民。如果诸神黄昏隐喻着气候剧变,那么阿斯加德人就是气候难民。而这群人最终被地球接纳。关键在于,故事中阿斯加德人因为外形肤色可以“冒充”人类,所以他们也没有到难民安全化。他们“政治无辜”,跳过了所谓“种族化过程”(Baldwin, 2013),地球在接纳他们同时还赋予他们自主权力。

与阿斯加德难民不同,斯库鲁人被极大程度种族化和安全化。电影设定力图传递斯库鲁人是“邪恶种族”这一信息。斯库鲁人肤色暗绿、秃头、下巴凸出、耳朵尖长,外形与怪物相近。服装设计师在设计斯库鲁人着装时就表示“让他们尽可能与星际部队和所有其他漫威英雄不同”(Roussos 2018162)。而在打斗场景中,斯库鲁人暴起反抗,咕哝喊叫战争口号。幻想文学和电影总是用种族主义刻板印象来建构“自我”和“他者”(Young 2016, 24),斯库鲁人同样逃不出这个叙事怪圈。其外形特征、语言、服饰、文化和异变能力,甚至被克里文明夺取家园和历史的遭遇都使斯库鲁人被标记为他者,他们在外观上与代表善的“白人自我”不同,象征堕落、杂交和渗透威胁(Young 2016, 86)。

之后,电影通过展现斯库鲁妇幼,以及塔洛斯及家人与主角等人共用晚餐等情节使斯库鲁难民人性化,但《惊奇队长》电影结局依然陷入东方主义救援叙事陷阱。


对难民身体刻画中,还隐含着对暴力使用的潜台词。比如《惊奇队长》中,克里文明才是罪魁祸首,但至高智慧、星际战队,甚至主角本人都曾咬定斯库鲁人是恐怖分子。斯库鲁人相比阿斯加德人更有自主性,也更暴力。虽然影片结尾时塔洛斯有所忏悔,但画面和台词依然提醒观众,很多人因塔洛斯丧命,他和其他斯库鲁战士并不无辜。


与斯库鲁人不同,阿斯加德人是没有抵抗力的受害者,其形象与2014年前媒体对难民的报道接近。阿斯加德人因与地球人类具有相似的“人性”和群体感而被接纳,斯库鲁人却因肤色拒之门外,而且由于其抗争历史,斯库鲁人被安全化,因而他们不能留在地球安家,这与当下媒体对难民立场的反映相符合。然而对斯克鲁尔人抵抗运动和难民问题的处理过于保守,而且《雷神3》中阿斯加德人落居地球情节也过于空洞和简化。



五、结论


研究分析《惊奇队长》和《雷神3》两部超级英雄电影的难民叙述和情感表达。两部电影都采用同一叙事手法,即揭露霸权国家为帝国侵略者。但《惊奇队长》和《雷神3》在难民刻画上大有不同。《雷神3》将阿斯加德人塑造成无辜的白人气候难民。而斯克鲁尔人由于其外貌和抗争行动被种族化为“他者”。

尽管两者最终都呈现正面,但他们却在地球上受到区别对待。这种区别对待始于超级英雄电影二元善恶论。电影中,难民要么被视为他者,要么被纳入“自我”之中,或者两者兼有。鉴于超级英雄电影风靡全球,它们也必然影响难民叙事,因此大众文化里的难民叙事对流行地缘政治学尤为重要。

其次,文章还探讨身体在故事里的中心作用。电影对现代性以及对家庭之爱的描绘会激发情感共鸣。这种情感反应不仅影响观众对角色观点,也强化叙事效果。这不仅适用于电影,也适用于广泛地缘政治。

最后,《惊奇队长》主角卡罗尔和她为克里人的暴行道歉行为之间存在矛盾。这种国家暴力与人类安全之间张力将继续激发难民地缘政治争论。


编译丨马晴雨
审核丨陈靖尧
终审丨蒋文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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