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现代沟通与公共舆论：民主社会的组织机制
库利非常熟悉从柏拉图、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共和政治传统，所以他深知这些先贤的教诲：自由的国家必须是小规模的（
Cooley ，1909：86
）。因此，从首属群体中孕育的人性和社会理想如何在一个规模更大也更为复杂的现代世界中生根发芽，是库利必须直面的问题。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的结尾处，库利期待能够借助现代生活日益发达的社会组织力量，来帮助获得更大自由的现代个体走出“退化”并迈向“更高层次的生活”。而在《社会组织》中，库利更明确地指出，“适当的沟通和组织机制”无论是对现代个体的人格健康发展还是民主社会的巩固扩大，都具有重要意义。这种组织机制的载体就是作为媒介的现代沟通，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组织化公共舆论（
public opinion
）就是首属群体孕育的民主理想在现代社会中的新载体。在这个意义上，《社会组织》中对现代沟通革命的研究可以看作对《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关于儿童自我发展的社会心理学研究在社会组织的宏观层面上的拓展。
事实上，“南北战争”之后的美国在“镀金时代”快速迈向现代生活，与工商业和城市化大发展同步的正是以铁路、邮政为代表的交通技术和以印刷、电报为代表的传播技术的大发展。交通和传播技术的进步使美国社会逐渐从新英格兰小镇和分散化的地方州际联系走向一个包含大型市场、大型政治有机体和大型共同体的整体（
凯瑞，2005：6
）。库利学术研究的起点正是对美国交通系统的研究。在密歇根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博士期间，库利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交通理论》，提出了要从物质和心理的双重维度去理解现代交通系统，而现代社会组织扩展自身的机制在最广泛意义上的就是实物、商品的运输和思想、情感的沟通（
Simonson，2012
）。这种理论视角直接延续到库利在《社会组织》中对现代沟通革命的研究。库利（
Cooley，1909：61
）将“沟通”界定为“人类关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机制——所有心灵的符号，以及通过空间传递它们并在时间中保存它们的手段”。对库利来说，真正的沟通一定是与人类的内心生活密切相关，没有彼此的心灵沟通是无法发展出真正的人性的。原初的沟通正是来自首属群体亲密的面对面互动，此时的沟通媒介主要限于声音、表情、手势和语言。在对儿童的观察中，库利（
1999：63-70
）就认为交流的需要是人性最首要的特征，儿童正是不断通过“想象中的对话”（
imaginary dialogue
）发展出对自我和社会更完满的思考，即便当儿童独处时，他也可以通过想象和伙伴一起玩耍而继续享受交往的快乐，并构成了儿童的同情能力的基础。库利（
Cooley，1909：82-83
）认识到，直到18世纪末的美国，任何活跃的公众意识都局限于小地区范围，在传统的乡村和农场往往派系林立，人们因为缺乏了解而无法容忍彼此。库利在《社会组织》中拓展了《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对儿童的人际交往本性与自我具有的向外扩充潜能的观察，进一步勾勒出人类沟通的一个总体演化史：从最初的声音、表情手势的前语言阶段，到语言和文字的阶段，再到印刷和艺术的发展，最后到以铁路和电报、电话代表的现代沟通革命。因此，现代沟通革命的重大意义不仅是机械层面的，更是对人类心灵的扩大，它作为一种重要的媒介将儿童社交的天性通过同情和想象的机制从首属群体中进一步扩展出去：
它们使得社会能够越来越多地根据人类的高级才能、智识和同情心而不是权威、等级和惯例来组织。它们意味着自由、前景和无限的可能性。公众意识不再将它更为活跃的形态仅仅局限在地方群体中，而是随着新的交往所带来的各种意见的相互交流逐步扩展，甚至扩展到整个国家乃至世界，所有这些都有可能被纳入同一个鲜活的精神整体。
（
Cooley ，1909：81
）
那么，这一切变化对于美国人的民主理想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库利（
Cooley，1909：85
）指出，美国建国的宪法精神并不是一个普遍的民主精神，国父们推崇的代议制政体保留了贵族制的因素。因此，一方面，正是沟通技术的发展使得现代社会的组织规模远远超过了旧欧洲的日耳曼部落和传统美国的新英格兰乡镇，从而使不同地域、阶级和族群都能通过思想的沟通和想象重新连接为一个新的整体，另一方面，人类的意识也随之扩大到更高级、更自由的阶段，每个人都能广泛运用自己的智慧、同情心和良知，而这种普遍扩大的意识进而形成一种有组织的公共舆论，由此奠定了现代民主的新形式（
Cooley，1909：118
）。因此，尽管现代沟通超出了面对面的互动而变得更为间接，但也正是借助这些现代沟通媒介，库利在《人类本性与社会秩序》中所揭示的个体自我意识内在的活力能够由此转变成一种“扩大的社会意识”，进而为日益扩大的现代美国民主提供了心灵的基础，这也正是《社会组织》一书的副标题“对扩大心灵的研究”指涉的含义。由此，库利积极地设想在交通运输已经将美国人从物理空间上联系起来的基础上，现代沟通技术的发展将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有机会走出狭隘的自我，与更大的社会群体与社会制度之间产生一种更为自觉的心灵联系，由此，个体人格的成长和社会有机体的壮大找到了共同的媒介，这就是库利从现代沟通的发展趋势中展望的民主社会新图景。
（二）
学校教育与新型文化：民主理想的现代生长
然而，库利也认识到，单纯依靠交通和传播技术这些机械力量并不足以使从首属群体中孕育而来的人性和民主理想在现代社会真正扎根。在现实世界中，传播手段的快速发展也使得现代人变得肤浅、急躁、焦虑和高度的精神紧张。当昔日的儿童成长为小镇青年，离开家乡进入乏味而充满竞争的都市生活时，又会面对漂泊不定的大众舆论，往往容易迷失自我，出现“退化”。在库利看来，快速发达的传播带来的不断变化的刺激使现代人很难持续地集中注意力，无法在纷繁迷乱的大众舆论中形成稳定的判断，但是，即便个体只是在这种新秩序中健康地参与，也要强于在旧秩序中培育心智功能（
Cooley，1909：98-99
）。为了成为现代民主社会的真正主人，使首属群体中孕育的民主理想在组织化的现代世界之中落地生根，库利（
Cooley，1909：53-54
）试图将学校教育作为连接二者的关键中介：
无论什么民族，只有在自然能力之上增加一种适应于当前处境中不断增长的需要的教育——这种教育兼具广泛性和特殊性、技术性和人道性，才能实现大范围的正义。
因此，面对一个工商业激烈竞争和社会组织化快速发展的现代世界，学校教育是儿童从首属群体走向现代社会的一个准备阶段，承载了对学生进行文化教育和技能训练的双重任务。在一个机会开放且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中，首先要有独立谋生的能力才能履行公民义务，因此个体必须要接受专业技术知识的训练。然而，面对“进步时代”美国的“退化危机”，库利认为对青年学生进行文化教育更为迫切。库利（
Cooley，1909：388
）认为，如果当代美国的民主要走出物质主义，就必须要有文化理想作为支撑，因为“古典传统不仅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广泛、最充实的高等思想潮流，而且还是一个象征和联想的宝库，旨在建立一种共同的理想生活”。在与斯宾塞学说的对话中，库利（
2000：55
）认识到，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有机论视角下的技能训练和文化教育并不是对立的，“一个只有技能训练而没有文化的社会正如一架机械装置，只能靠外在的力量来创建和维持；而一个只有文化没有技能训练的社会将缺乏赖以存在的技术性设施”。由此，通过双重教育的配合，社会生活和个体成长的有机性和整体性得以共同发展。
除了通过技能训练和文化教育之外，库利（
2000：59
）认为学校教育还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引导青年学生对共同生活热心参与，因为只有融入更大的社会整体，个人才能获得人性的升华。通过库利对首属群体的论述，我们知道儿童对于他人和社会的理解始于面对面的交往，要进一步拓展儿童的理解能力，就需要一个超出首属群体的更为丰富和多元的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学校正是一个建立理想群体类型的社会模型。所以，库利（
2000：59
）对学校教育寄予厚望：“正如家庭在爱和兄弟情意方面是一个缩小了的理想社会，学校和运动场则应该是一个人们进行自律和适应社会组织的场所”。通过对学校生活的共同参与，青年学生的社区意识被唤起，首属群体孕育的人性和民主理想得以进一步生长。面对“进步时代”美国的乡村溃败，库利认为，当务之急就是重建乡村社区和城镇社区的中小学校，并围绕学校形成一个新的社会文化中心，将公共图书馆、艺术品陈列室、政治和社会聚会大厅等文化设施都环绕周围，这既能让乡村和城镇重新恢复更为活跃的精神生活，也能为小镇青年走向更为广阔而组织化的现代社会提供坚实的人格基础。
当从乡村学校毕业的小镇青年进入现代都市成为流浪的边缘人时，不管是面对现代职业生活里伴随竞争压力而来的枯燥乏味，还是变幻莫测的社会潮流给个体心灵带来的紧张焦虑，在这些生活中的至暗时刻里，他们如何能够保持美好的品格和丰富的精神生活而不至于陷入“退化”？对此，库利（
1999：275
）首先在他的社会心理学分析中给出了回答:“所有的善行和正义，所有较深刻的正确的观念都取决于一种积极的想象，这是因为我们需要回想已经消失的人。不这样，我们就会成为直接环境和较低层次生物有机体暗示的囚徒”。因此，在学校中通过古典文化的学习使青年学生在心中树立了“榜样人格”和“伟大理想”，让他们可以在离开学校之后还能通过想象的机制来获得生命赋予的美好形式，并以优秀的影响去抵制恶劣的影响（
库利，1999：275
）。一方面，库利（
1999：168
）甚至设想到，即便青年人走出校园遭遇一个让人堕落的现实环境，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回到书籍或借助记忆建立一个存在高尚人物的想象环境来保持自己的标准不至于陷入“退化”；另一方面，库利认为，无论毕业于什么学校，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母校情节”（
alma mate
r
），学校群体生活留下的关于母校的精神价值也能激励和唤醒人们青年时代的理想，努力通过积极的人际交往面向具有希望和进步的未来。库利（
2000：59-60
）乐观地设想，“虽然世界充满着混乱和冲突，但友情、美好的场景、仪式及远大理想，却在他心目中构筑起母校崇高的位置”。
事实上，古典文化的学习本身也是与前文所谈到的从首属群体孕育而来的对他人和周围世界的同情密不可分。库利（
1999：87-88
）认为，儿童的同情能力不仅通过面对面的人际交往而得以养育，也能通过对文学和艺术中所展现的人物形象的想象而得到丰富。小说和戏剧中的角色虽然没有肉体，却也是真实存在的人，因为这些人物形象能够真切唤醒儿童心中强烈的情感。因此，库利设想的社会世界不仅仅有当下的家人、朋友和同胞，还有文学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世界历史上的伟人，乃至于不可见的上帝，通过同情和想象的机制，它们将与我们共存于同一个生活世界。库利正是在首属群体中就奠定了以同情、交往和想象的机制来扩充自我的可能性。
然而，在当时美国人的观念中，文化被视为旧欧洲封建传统和等级社会的遗存，是与民主社会的美国民情对立的。为此，除了借助沟通革命形成的公共舆论作为新型民主社会的载体，库利还设想了一种公民共同参与创造的“新型民主文化”。这一概念较早出现在《社会组织》一书（
Cooley，1909：389
），并在库利1918年就任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的演讲《民主的首要文化》一文中得到系统阐发（
Cooley，1918b
）。库利认为，“进步时代”的美国人虽然创造了令世人称羡的经济体系和自然科学体系，但这两大成就并没有将目光聚焦在人类自身，反而加剧了现实中竞争性的商业主义对美国人精神生活的威胁。与此同时，社会的上层阶级虽然享受闲暇带来的文化，却因为没有与更广泛的社会联系起来而变得极其狭隘。在观察“进步时代”日益兴盛的人道主义情绪及其背后模糊的民主与基督教精神后，库利所设想的“新型民主文化”就是要使其变得更清晰并赋予更大的力量。库利（
Cooley，1918b
）认为，美国的“基本文化”有两个重要来源，一是来自传统和旧文化，一是来自学校和社区生活中的鲜活经验，因此，“新型民主文化”的创造恰恰需要将二者结合起来：
文化是源自更广阔生活中的扩大的心智，而最直接和通常的通向文化的途径是与他人的联合与合作……当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社会交往和讨论中心，都有对自身的过去和未来理想的意识，都有公共音乐、体育和庆典，都配备高雅的架构、绘画和雕塑的市政建筑，且当地方组织准备自愿承担国家或民族可能施加的责任时，那么，那些学会分享这些事情的孩子一定会从中获得一种社会性和精神性的扩充。
也就是说，在库利（
2000：57
）看来，文化与生活不是割裂的，只有通过积极参与并投入和他人共同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文化。库利认为，“进步时代”的美国人正在通过这种联合行动来创造“新型民主文化”，“这种文化将修正而不是抛弃旧的传统”，它一方面需要对人类生活的原则及其在历史、艺术、慈善和宗教中的表现进行大量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地参与基层社会创造一种有意义的共同生活。这种“新型民主文化”将不再与上层社会的财富和等级绑定，而是代表了一种集体培养的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生活方式，为现代人走出首属群体和学校社区之后的日常生活注入了一种民主美学和公民精神（
Simonson，2012
）。为此，库利（
Cooley，1918b
）进一步谈到：
学校尤其且应该尽可能地在形式和精神方面提供一种理想的群体生活，参与其中的人将能以最自然的方式接触到来自社会、道德甚至宗教文化层面的各种要素。
作为人类精神的表现，民主、正义和信仰有很多共同点，都可以通过同样的方式来培养，也即通过学校的集体活动，比如社会化的班级活动、体育运动、自我管理、戏剧表演等等，让男孩和女孩都热切地投身其中，并从中获得为更广阔生活准备的训练。这种扩大的心智决不应随着毕业而消失，而应该在当地母校的聚会和节日中受到珍视。
因此，作为介于原初的首属群体和现代都市社会之间的一个重要社会组织，学校能够帮助个体将崇高文化理想与具体的学校社区生活结合在一起。就像首属群体中的儿童可以在游戏过程中体会莎士比亚的文学形象一样，在学校的群体生活中，学生可以在与他人的相处中去感受古典文化中的伟大理想，并习得忠诚、纪律、奉献和民主合作的精神。通过技能训练、文化学习以及积极参与学校的共同生活，一个既具有现代适应力和专业判断力，同时又拥有忠诚、纪律、奉献和民主合作精神的现代公民才能逐渐成长起来，也只有这样的行动者才有可能真正将首属群体所孕育的人性和民主理想拓展到现代社会，成为健康有序的公共舆论与新型民主文化的积极创造者和担纲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