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栏针对一线历史教师反馈的、在教材教学研究中遇到的疑难问题，选取专业论文或者请教专家加以解读，以期对教学有所裨益。文章不代表统编教材观点。
在几年的教学工作中，就如何认识“九·一八事变”至抗战全面爆发中国社会矛盾变化的问题，即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标志性事件这一问题，遇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应把“九·一八事变”看作标志性事件，有的认为是“华北事变”，还有学者认为应以“西安事变”为标志，更有学者提出应当以“卢沟桥事变”为标志，等等。其中以“华北事变”的说法为主。一直以来，这种众说纷纭的状况给我们认识上带来了很大的困惑。在此，我冒昧就这一问题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希望能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所帮助，也请方家不吝赐教。
一、“华北事变说”及其依据
在1997年及2003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高中近现代史教材中，都在第一章的第五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中引用了毛泽东同志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的有关内容，并作了如下概括：
“瓦窑堡会议结束以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他指出：目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来领导。共产党和红军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要成为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坚强的台柱子。这个报告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基础，推动了全国各阶层爱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这段文字较为完整地概述了毛泽东同志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及所要表达的思想，准确的指出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但在实践中，许多研究者和教师根据目前“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这一段论述，“自然地”得出这样一种认识：“华北事变”的发生，使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而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了次要地位，“华北事变”标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最主要矛盾。
持这种观点的人，首先认为应该用过程论的眼光看待这一矛盾变化。即社会历史的发展是过程性的，社会矛盾的发展也是一个不断演化的过程。“九·一八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在中国社会诸矛盾中上升的开始，到“华北事变”时中日民族矛盾在中国社会诸矛盾中则上升到了最主要矛盾的地位。因此，这一矛盾变化的标志性事件理应为“华北事变”。其次大致还有以下理由来支持这一观点：
1、“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共两党关系长期没有得到改善，国内阶级矛盾仍然是最主要的。中国社会两大主要政治势力，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关系没有因此发生大的变动。中国国内社会形势，基本上仍以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势力和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领导的反革命势力的对峙和战争为主，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基本内容。1931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坚持贯彻“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从1931年到1934年又连续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两次规模更大的“围剿”。“围剿”与“反围剿”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内容。
2、“华北事变”时，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任务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35年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以此作为党的工作中心，从根本上调整了党的各项政策。同年爆发“一二九运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新高潮，表明中华民族已然觉醒。而“九·一八事变”后中共虽提出抗日主张，却没有做出多少实质性的努力，是策略性的。
3、毛泽东在文中提出的“目前”，指的就是1935年“华北事变”发生后。表面上看来这种说法似乎有理有据，但总不能令人完全信服。如果细细推敲，则有很多方面值得商榷。首先，对作为判断主要依据的毛泽东的相关论述理解不够全面；其次，判断或确立标志的标准不够得当；其三，史实依据不够充分。
二、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全面分析
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除以上引文，还有以下几段具体的论述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
“1922年美国召集的华盛顿九国会议签订了一个公约，又使中国回复到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局面。但是没有很久，这种情况又起了变化。1931年9月18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今天不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最近的冀东事变和外交谈判，显示了这个方向，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就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这一个基本的变化上面，变化了中国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扩大了民族革命营垒的势力，减弱了民族反革命营垒的势力。”
“革命的形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由不平衡状态逐渐地转变到某种平衡状态。”
从这几段文字中我们可以得到以下认识：
1、毛泽东关于当时形势的分析，确为1935年，但并不仅仅限于1935年。恰恰相反，他以宽阔的视野回顾了中国近代以来“差不多一百年”的历史状况，指出长期以来“中国是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的半殖民地国家”，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日本就企图独霸中国，“但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才使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企图没有变成现实。
2、毛泽东认为正是“九·一八事变”使中国社会矛盾的性质又“开始”发生了新的具体的变化，即“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而当历史发展到1935年“华北事变”时，则是“现在形势更加紧迫了”。
3、毛泽东指出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中国各个阶层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危机的感受程度在逐渐发生变化。“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只是日本侵略的范围暂时还限于东北四省，就使人们觉得似乎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一定再前进了的样子”，他认为这时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整个中国的图谋和危险尚缺乏清醒认识，还没有充分感受到民族危机。而华北事变发生时，“日本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本部来了”，亡国灭种，迫在眉睫，使当时的中国人明显地感到了生存的威胁。
4、毛泽东指出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情况下，使得“中国社会各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发生了变化。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这一点上，中国社会各阶级存在着一致的利益，出现了捐弃前嫌，停止内争，团结御侮，实行民族抗战的可能，并且力量不断发展壮大。而这种变化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毛泽东在1937年5月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一文，其中更明确地说明这些变化是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的。
5、毛泽东认为从“九·一八事变”到“华北事变”，是一个“革命的形势是由局部性转变到全国性”的过程。它是一个范围和程度的变化过程，是一个由事物发生质变后的不平衡向新平衡发展的过程。他认为，早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已经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了。”
如果要以毛泽东的论述为依据，就应全面正确地了解和理解毛泽东对这一问题的论述。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以“华北事变”为中国社会矛盾变化标志的看法，对毛泽东对于当时中国社会矛盾变化论述的理解存在很大的片面性和简单化的倾向。在理论上和逻辑上机械套用了所谓“过程理论”来解释这一问题，明显立足不稳。
三、“九·一八事变”是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标志的依据
首先，我认为确定重大历史发展变化标志的标准应以以下几条为主要依据：
（1）作为标志性事件应当具有重大性，即它的发生对当时以及以后的社会历史发展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2）作为标志性事件应当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具有鲜明的转折性，即该事件能够标明由此历史发展进入了一个不同于前一个历史时期的新的发展阶段；
（3）它应该是一个相对较为独立，且具有明确时间性的历史事件。
其次，应以事变发生时和以后历史发展演变的客观事实为证据，能充分予以论证。
在此基础上，我认为以“九·一八事变”作为中日民族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矛盾的标志较为适合。相对于“华北事变”，它更具有作为这一变化标志性事件的特征。
1、“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大危机到来的起点。
1931年，日本军部秘密制订了有关侵略我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在完成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周密准备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揭开了对中国、进而亚洲及太平洋地区进行全面武装侵略的序幕。“九·一八事变”之后，12月下旬，日军以“剿匪”为名，大举进犯锦州，中国军队弃守，日军搜取了辽西地区，直逼山海关。1932年1月，日军进攻哈尔滨特区，2月5日将哈尔滨攻占。自1931年9月18日开始，仅4个月零18天，东北四省全部沦陷，日军随后即在中国领土上制造了一个伪“满洲国”。日军占领沈阳后，接着分兵侵占吉林、黑龙江。从此，日本帝国主义把东北变成它独占的殖民地，全面加强政治压迫、经济掠夺、文化奴役，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惨遭涂炭，陷于水深火热之中。1932年1月28日晚，日军向闸北、江湾、吴凇湾等地大举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1933年1月，日军蓄意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借机攻陷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2月23日，日军调集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等部及部分伪军共10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不到10天的时间就攻陷了热河省会承德。随即，日军分兵向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犯。至5月24日，日军接连侵占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22县，直接威逼平津。《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法西斯并不满足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经过充分酝酿，日本政府和军部于1933年10至11月间，一致提出了“根绝排日”、“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政策。1935年制造“华北事变”一系列事件。1936年6月，广田内阁决定扩大中国驻屯军的编制，由原来的1771人猛增至5774人，兵力增加近3倍。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上述扩充的日军各部队， 6月上旬就急急忙忙地在中国登陆，分别部署于塘沽、深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各战略要点。6月26日到是年冬先后挑起三次“丰台事件”为侵占平津创造条件。直至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
这一过程中，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从开始“大规模侵略”扩大到“全面侵略”，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日益加重。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九·一八事变”是这一历史过程的起点，“华北事变”是一个中间环节。日本长期持续大规模地侵略中国的基本政策，从“九·一八事变”以来是一贯的。从当时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演变过程看，“九·一八事变”更能标明当时中国社会前后时局的巨大差异，更能充分体现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转折性。同时，“九·一八事变”比“华北事变”更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时间上的明确性，更适合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的标志。
2、“九·一八事变”是中华民族抗日斗争意识觉醒的起点。
“九·一八事变”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各地人民纷纷要求抗日，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立即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向全党指出：“立刻发动与组织广大工农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是党的中心任务，特别在满洲应组织武装力量，“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后又连续多次发表宣言，作出决议，声讨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罪行，揭露蒋介石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和独立。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一些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北平、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太原、广州、济南、福州等地的大中学生和市民纷纷集会游行，通电抗日救国，并结队赴南京请愿、示威，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其间，中国共产党迅速派出罗登贤、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李兆麟、魏拯民、冯仲云等重要干部到东北，组建东北抗日联军，与自发组织起来的东北义勇军一道，在白山黑水间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此外，人民自发抵制日货，要求对日经济绝交。一些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以及国民党军中的爱国官兵也开始改变政治态度，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反共，立即抗日。“九·一八”事变后，东北的部分爱国官兵和各阶层群众，不顾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相继组成各种名目的抗日义勇军，抗击日寇。随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和扩大，越来越多的国民党爱国官兵奋起抗战，走上抗日救亡的道路。从此拉开了中国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全国各地翻腾着抗日救亡的怒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