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书评》丨特朗普如何助长了法西斯右翼势力

来源：原文配图

作者：伯纳德 E. 哈科特（Bernard E. Harcourt）

翻译：龚玲

特朗普频繁运用“新右翼”的概念和蕴含其中的政治逻辑。“新右翼”是一个包含战前白人特权、20世纪的法西斯主义、20世纪70年代欧洲极右运动，以及如今自称为“另类右翼”的反动概念的集合。特朗普的言论和行为激发并促成了白人种族主义和极端组织——从原子人（Atomwaffen）到骄傲男孩（proud boys）再到超脱运动（rise above movement）的崛起——的急剧增加，这些民粹主义和极端组织都有可能把这个国家推入暴力的社会冲突。经社会媒体放大后，这种新右翼虚假言辞正通过邮寄管道炸弹和教堂枪击，煽动不稳定份子实施暴力。正确认识并反对这种激进主义，使国家重回稳定的道路，对于美国人民而言至关重要。

特朗普公开演讲的一切——他的用词，他演讲想要表达的背后含义，地点，方式，次数——都是有意为之，都是为新右翼的消费而设立的。 当特朗普多次指责一名质疑他拥护“民族主义”的记者为“种族主义”时，他故意从白人至上主义话语的毒井中汲取教训，并直接解决这一问题。特朗普在采访和记者招待会上越来越多地使用“全球主义者”这个词，包括用来形容像加里・科恩这样的犹太顾问或像科赫兄弟那样的共和党反对派，这是明知故犯的反犹太诽谤，用反诽谤联盟的话来说，就是“犹太人的密码”。 特朗普自称为 "民族主义者", 特别是与乔治·索罗斯这样的 "全球主义者"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他向全国各地的白人民族主义者伸出了援助之手。他尖锐地使用了 "政治正确" 一词, 特别是在穆斯林禁令的背景下, 直接和极右人物的追随者对话, 诸如《什么是“政治正确”》的作者威廉·林德。

图为本文作者伯纳德 E. 哈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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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有条不紊地进行口头攻击，给他封闭边境、本土主义、社会排斥和惩罚性过度的政治计划火上浇油。例如，在夏洛茨维尔团结右翼集会的致命后果中，或者在针对管道爆炸案嫌疑人的行动中，他甚至刻意保持沉默，而没有谴责右翼暴力份子塞萨尔·萨亚克，直接和极端分子联系。 我们正在实时地看到，一种新的右翼话语开始定义美国总统。当我们面对的新政治形态实际上是新法西斯主义、白人至上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反革命时，“另类右翼”这个词显得太过无关紧要。似乎很少有美国人意识到特朗普总统已经变得多么极端——部分原因是，面对美国和欧洲新右翼的观点是如此令人不安。但我们必须——而且必须呼吁特朗普利用他们来获取权力。

在这个国家白人至上的丑陋历史，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的欧洲极右运动的基础上，美国出现了一个新右翼。 这种新右翼的核心原则是基督教异性恋白人受到威胁，传统核心家庭处于危险之中，“西方文明”正在衰落，白人需要重新证明自己。 乔治·肖，一家著名的新右翼出版社的编辑，同时也是《公平聆讯：其成员和领导者话语中的权利》（2018）的编辑。这本编著旨在为自称“特殊右翼”的人们提供发声渠道，其中包括诸如AltRight.com的创始人查理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进化心理学家凯文・麦克唐纳德(Kevin MacDonald)，美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奠基人贾里德・泰勒(Jared Taylor)，以及2018年美国共和党参议院候选人奥古斯都・因维图斯(Augustus invictus)等知名人物。 “如果另类右翼意识形态可以被总结成一句话，那就是“白人和其他不同的人群一样，拥有合法的群体利益”。

肖解释道， 美国新右派的主要目标是讨论“白人保守派不允许讨论的一个话题”，即“种族”。用他的话说，最近保守派的所有失败都意味着着“权力从白人男性转移到另一个非白人和/或非男性边缘群体”。 斯宾塞在《公平听证会》一书中描述了某些运动员的优越性，这些运动员“不仅有白人，而且包括英格兰人和日耳曼人”，还清楚地提到了雅利安人的优越性。肖强调说，新权利的一个主要指导方针是“犹太人不仅在西方社会拥有邪恶的权力，而且他们利用这种权力来伤害本土白人”。

“白人种族灭绝正在进行中，”肖警告说，“那些应该对此负责的是犹太人、穆斯林、左翼分子和非白人”。 请注意这些白人种族灭绝和犹太权力的主张是如何在特朗普的演讲中引起共鸣的。他在2016年的最后一则竞选广告中诋毁了三位反对者，他们都是犹太人：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前美联储主席珍妮特·叶伦(Janet Yellen)，以及高盛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Goldman Sachs)。去年8月，特朗普在推特上进行白人民族主义宣传，称南非政府正在开展针对白人农民的种族灭绝运动。

在这一切中，美国的新右翼势力大量吸取了欧洲思想家的思想。由于诸如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的《欧洲之行》一书，以及思想和出版物交流的增多， 这种美国新右翼开始成为所谓的“国际民族主义”的一部分 ——尽管由于美国在“种族”问题上的例外论，这一运动的美国分支仍有些与众不同。萧伯纳的文集中有一章是瑞典新右派的知识分子领袖丹尼尔·弗里伯格(Daniel Friberg)写的，这一点很能说明问题，欧洲的影响显而易见。

法国新右翼思想家纪尧姆·费耶(Guillaume Faye)，著有《欧洲新右翼领导宣言》(Why We Fight: manifesto of The European Resistance, 2001；English trans.2011)。他指出， 欧洲文明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人口下降”、“同性恋”和“仇外心理”——他写道，后者“被不恰当地称为‘反种族主义’”。 费耶拥有巴黎政治学院的博士学位，是上世纪60年代末法国新右翼运动的创始人之一。他现在提出了一种极端宗谱主义。 “一个民族的长期活力在于它的生育，”费耶写道，“在于其生物学特征和人口更新的维持，在于其健康的道德观点，在于其文化创造力和个性”。在这两个基础之上，文明才赖以存在。他警告说，忽视这一点的文明或民族“必然灭亡”。正因为如此，费耶不断告诫人们，要提防任何可能分散正面抵抗力量的东西。

同样，弗里伯格在他的宣言《真正的权利回归：真正的反对派手册》（2015年）中写道， 捍卫“欧洲国家相对同质的种族构成”和“不受控制的移民”、“性自由主义”、“控制生育的权利”、激进的女权主义，以及“人道主义”、“自由民主”、“容忍”和“人权”，或者概括为：“平等、女权主义、大规模移民、后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和LGBT利益”。他指出：“犹太人、同性恋者、穆斯林或其他少数族裔”构成了漠视“欧洲本土人口”利益和“欧洲传统价值观”的群体。今年夏天，特朗普访问欧洲时，他谈到欧洲“失去了它的文化”， 他是在直接对建立在白人种族灭绝概念基础上对新政治选区发表讲话。

欧洲新右翼的核心策略之一，是主张反种族主义，甚至多元文化主义本身，实际上仍是种族主义，因为它鼓励“欧洲身份的瓦解”和“欧洲社会的多元种族化”。 正如费耶所言，“反种族主义者利用他们虚假的反种族主义斗争来摧毁欧洲人的身份，因为他们在推进世界主义和外来利益”。弗里伯格补充道，“成为‘反种族主义者’是[……]参与一场与对欧洲及其历史的不计后果的仇恨直接相关的运动”。

这一论点已被纳入美国新右翼语录。正如耶鲁大学历史学家塞缪尔·莫恩（Samuel Moyn）所记载的那样，这一观点和其他新右派思想，比如“文化马克思主义”的比喻，在大西洋两岸来回传播。 多元文化主义者成为现在的种族主义者：“‘多样性’和‘多元文化主义’最终并没有丰富白人的生活，”肖主张，“反而使白人社会更贫穷、更危险，最终使白人无法生活”。 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的观点也建立在这种推理的基础之上。 用他的话说，种族成了“在生活的各个方面用来对付[白人]的武器：平权行动、‘多样性’的呐喊、白人内疚、白人特权等等”。贾里德·泰勒总结道，为了打击这种“双重标准”，承认白人种族自豪感和偏好不是“仇恨”或“种族主义”，而是“健康的种族/民族自豪感”，这尤为重要。用泰勒的话说，必须允许白人“有权利追求自己独特的命运，不受大量与自己不同的人的拥抱”。

图为特朗普上任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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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被H.R.McMaster解雇之前，里奇・希金斯(Rich Higgins)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规划办公室成员，撰写的白皮书《总统与政治战争》（POTUS & Political Warfare）也提出了对反种族主义和多元文化的指控。 希金斯写道：“基于性别或种族的群体权利，是对宪法所规定的个人人权和自然法理念的直接攻击。‘跨性别认知’模因是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对一个人进行攻击，它剥夺一个人宣布自己性别的生理事实的权利。（上周，特朗普政府向最高法院施压，要求其解决禁止跨性别军人参军的问题。）

这种美国新右翼话语的兴起，为唐纳德·特朗普提供了掩护，让他长期存在的部落主义变得激进起来。回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纽约市，特朗普以当地种族战士的身份采取的干预行为——例如，针对在中央公园强奸了一名慢跑者，后被逮捕的五名非洲裔和西班牙裔青少年，特朗普在纽约市的四家报纸刊登了全版的广告，花费了85000美元呼吁“恢复死刑！带回我们的警察！”——被普遍认为是房地产巨头唐突愚蠢的行为。（尽管2002年五名年轻人的DNA被证明无罪，但特朗普从未道歉，反而再次强调恢复死刑。） 然而，今天，特朗普成为新的右翼总统，受到建立在白人至上主义宣传之上的国内基础和日益加强的全球极右运动的支持。

正如许多人所希望的那样，特朗普总统并非仅仅是一位娱乐者或小丑。相反，他小心翼翼，技巧娴熟，始终如一地用强硬的民族主义支持者的原话与他们直接对话，把他们的比喻和迷因变成了他自己的观点。如果你仔细研究他的新闻发布会、竞选演讲和推特，你就会明白这一点。例如，就在本月，特朗普在白宫的新闻发布会上完美地演练了新右翼关于反种族主义种族主义的核心论点。以下对话发生在PBS新闻社的雅米歇·阿尔辛多(Yamiche Alcindor)询问特朗普总统，是否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可以鼓舞白人时。

以下是对话：

阿尔辛多：“在竞选活动中，你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有些人认为这是鼓舞白人民族主义者的行为。现在人们也在说……”

特朗普：“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说，这是一个种族歧视的问题。”

阿尔辛多：“有些人说共和党现在支持白人民族主义者是因为你的言论。”

特朗普：“哦，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为什么我在非洲裔美国人中的民意调查支持率最高？为什么我在非洲裔美国人中拥有最高的支持率?这是一个种族主义的问题”

[阿尔辛多试图插话。]

特朗普：“老实说，我知道你把它写下来了。我告诉你，这是一个种族主义的问题。”

费耶・弗里伯格(fay・friberg)将反种族主义转化为种族主义的自负，很难想象比这更完美的一幕了。特朗普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就像他贬低“全球主义者”或索罗斯，嘲弄“政治正确性”，或者用“暴动”、“动物”、“强奸犯”和“狗窝”等贬低人格的词汇来形容移民和非洲国家一样。这些都是为他的白人民族主义尽心准备的素材。

特朗普和新右翼一样，都深刻意识到语言的重要性。事实上，许多新右派的主要文书的作用就像词典一样，他们重新定义、重铸并在普通语言中注入政治含义——他们称之为“元政治”词典。他们的主要斗争之一就是词语和用法。用弗里伯格的话说，它不仅仅是“塑造人们的思想、世界观以及他们用来理解并定义周围世界的那些概念”。关于这一点，贾森·斯坦利(Jason Stanley)的《法西斯主义是如何运作的》（2018）也是必不可少的阅读材料，它帮助文明从语义上识别出这些新右翼话语是如何沿着法西斯路线发挥作用的。

在特朗普总统的授权下，新右翼正在危险地激进化。萧伯纳《公平听证会》中有一章标题为“反革命”，它阐述了“击溃”左翼的极端方法。其中包括如何“物理移除”左派的章节。语言是暴力和明确的。因维特（Invictus）写道：“从物理上消除左翼势力如此引人注意，因为这个想法在本能上既符合逻辑又具有吸引力”。因维特（Invictus）还写道：

“然而，实际移除左派的手段并不简单。虽然像皮诺切特那样从直升机上扔下共产党员已经成为另类右翼最喜欢的政策建议，但这显然是一个低效的解决方案。皮诺切特政权只以这种方式处决了120名共产党人，而我们面对的是这个数字的数千倍。”

极右极端分子中兴起了一种“免费乘坐直升机”的文化基因，也就并不奇怪了。因此也不奇怪右翼抗议者穿着T恤庆祝皮诺切特(Pinochet)和其他带有“安提法清除队”传说的人。或者，“右翼敢死队”，简称“RWDS”，已经进入了聊天室。因维特（Invictus）写道:“内战已经在我们身上发生了”。这就需要反叛乱策略。在《总统与政治战争》(POTUS & Political Warfare)中， 希金斯明确地将政治斗争与“毛派叛乱模式”联系起来。“结果是我们自9/11以来看到的反革命政治的激进化”。因维特（Invictus）总结道:“在宪法范围内，物质上的清除和秩序的恢复是可能的”“拖延最终摊牌只不过是推迟不可避免的事情，放弃主动权”。

我们对特朗普新的新右翼言论和政治是如何精心策划和有针对性，以及它们是如何有意地鼓励和动员极端分子，以及如何将它们作为关键的政治选区正常化，一直关注不够。特朗普总统正在通过社会学家所说的“有脚本的暴力”主张极端分子。我们倾向于认为，特朗普对白人民族主义者和至上主义者“吹狗哨”，但真实情况远比这严重。特朗普公开向新右翼发表讲话，他正在鼓动并鼓舞反革命政治力量。如果美国人民不尽快采取行动，我们就有可能陷入威权主义恶性循环或暴力内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