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社会学视阈下的中国城市中间阶层

近年来，城市中间阶层逐渐进入国内学者的学术视野。政治分层标准的变化、体制演变的冲突，导致中间阶层在结构、意识和行动层面上存在“多层面的内在冲突”，进而使其政治取向存在保守与活跃的两面性。结构上，中间阶层所包含的各群体之间在资源获得上存在“传统体制一市场机制”二元模式，每个中间阶层群体都处在这种二元分配模式之间的某个位置，从而形成中间阶层内部异质性的根本特征。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社会的中间阶层开始出现，与中间阶层相关的名词不断涌现，如中产阶级、中间群体、白领、小资等，许多时尚杂志声称定位于中间阶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开始被人艳羡，通过个人努力进入中间阶层成为青年人的奋斗目标等。近年来，“ 中间阶层现象 ”更是引起了学界的讨论，许多学者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对中间阶层作了各种探讨，经济学者期望中间阶层能拉动疲软的消费市场，文学批评者期望中间阶层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政治学者期望中间阶层能带来社会稳定从而缓和各种社会矛盾等，这些都说明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构类型的确切出现，对其开展专业研究随即成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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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分层与体制冲突：城市中间阶层的结构化特征

政治分层 是指根据家庭背景、政治信仰等标准将人们区分成不同的社会共同体。对于此类政治分层的社会结构是否存在问题，学界普遍认为，在改革开放前，政治分层是毫无疑问存在的，但当涉及改革开放之后政治分层所起的作用问题时，部分学者对政治分层在中国是否真的存在直接产生了疑问，但也有学者在对此进行深入细致地研究之后，提出了政治分层与经济分层理论，认为在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 这段时间，中国社会主要的分层形式就是政治分层，这表现为，在经济收入水平差异不大的情况下， 不同人群在政治平等程度上差异巨大 ；而 改革开放后 ，这种情况则出现反向趋势，即 较高的经济不平等和较低的政治不平等 。因此，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演变可以描述为 经济方面的不平等逐渐代替了政治领域的不平等 。

美国学者维克多·尼在研究新制度主义时提出，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新的社会分层是不可避免的，改革开放前，以权力和政治意识作为分层标准；改革开放后，市场将作为社会分层的主要机制得以实现。由此，他还拓展出了“ 权力贬值”假设 。但维克多的理论受到许多学者的质疑。首先，他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农村，20世纪80年代后的中国农村确实出现过明显的“权力贬值”现象，但这种权力贬值随着地方党政部门对农村控制的加强而逐渐弱化，而且，农村的现象不可以推而广之到整个中国社会，城市不一定存在同样的权力贬值。其次，现实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也反驳了权力贬值理论，曾经的价格双轨制给权力影响资源分配提供了充分的施展空间，造就了一大批经济上的社会上层，但政治分层只是受到弱化，并没有完全消失。更重要的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虽然社会现实中意识形态化的政治分层明显弱化，但“政治分层”的影响转化为以体制权力参与社会资源分配为基础的“体制分层”形式，体制权力在相当程度上参与甚至控制了社会资源的再分配，和相对意义上的“市场分层”共存，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之形成竞争甚至抗衡，从而形成了新的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平等格局，在阶层分化起到了关键作用。这就是阶层分化中 体制权力与市场机制同时 发挥社会资源分配的“ 传统体制一市场机制”模式 。

“市场机制一传统体制”模式下的社会资源就像“奶油一巧克力”双色蛋糕，奶油相当于市场机制下所分享到的社会资源，而巧克力相当于传统体制延续中所分享到的社会资源，中间阶层就是双色蛋糕烹制过程中的一个分享阶层。社会中每个人都会从社会资源中分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蛋糕，中间阶层就是获得的 社会资源蛋糕大小类似 的若干社会群体的集合。同时，蛋糕里奶油与巧克力成分比例的大小，相当于中间阶层各社会群体之间 获得社会资源方式的差异 ，有的更依赖体制权力，有的更依赖市场机制。如果把权力和市场作为一条线的两端，其中每一点同时对应于某个中间阶层群体获得的社会资源来源于权力和市场的份额，所有的点所代表的这两种份额的加和相似。城市中间阶层所内含的各个群体的 “双色蛋糕”各有特色：(1)基层公务员最接近权力，也最远离市场；(2)中小规模自营者资金来源纯粹市场化；(3)企业白领更接近市场；(4)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占据了大面积的模糊带，同时拥有体制内的资源和市场化资源；(5)“城市新地主”完全依靠传统体制获得原始房产资本。在体制依赖和市场竞争各占一端的利益资源线形结构中，他们分别占有不同的位置。虽然他们的社会资源的拥有形式与来源方式不同，综合体现在职业稳定性、社会保障、市场收益、上升空间、资源寻租等多个方面的差异，但他们所得到的 社会资源含金量 却大体相似 。在体制资源和市场配置之间，无论是偏执于一侧，还是左右逢源，中间阶层总能够抓住一块属于自己的蛋糕。

此外，中间阶层内部各群体在资源获取上也存在冲突，因为体制分配与市场分配并不是相安无事、和睦共处的两种分配机制，而是存在着博弈式的竞争与冲突，这种 资源分配的冲突 体现在三个方面： (1)体制分配下和市场分配机制下的中间阶层所获得的资源极为不平等，比如北京的许多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单位占有了大量房产，并且占用了市区中价值最高的地段，“城市新地主”、机关公务员和“事业人”凭借体制优势无偿或低价格获得了这些房产资源，就使得流通到市场上的房产资源减少，并拉动了商品房产价格的大幅上涨，其他中阉阶层群体，如企业白领、自营者要购买商品房产，只能选择远离市区的地段。(2)体制分配下和市场分配机制下的中间阶层，在社会资源二次分配的过程中也不平等，体制内的中间阶层有相对优势，比如隐性收入成为当前中国的一大特色，这些隐性收入有些直接来自市场主体，而且这些隐性收入是不缴纳个人所得税的，而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白领几乎要缴纳全额的个人所得税，因为他们的收入主要来自工资薪酬，是显性的。 (3)权力体制直接介入市场分配中，与市场主体争夺资源，比如许多事业单位及其个人显性或隐性地进入市场化，他们不光在参与市场分配的对候依然享受体制内的资源。而且在参与市场分配的 时候能够充分利用体制内的垄断或优势，在与市场主体的竞争中处于明显优势。

中间阶层在意识与态度上的冲突表现在三个层面：(1) 阶层意识 ，在中间阶层内部彼此认同属于同一个社会层次，并在交往中相互可以接受；然而，主要依靠市场分配机制的中间阶层对主要依靠不合理体制分配的中间阶层并不认同，并存在利益上的实际冲突。(2) 政治认同 ，对 政治明显冷漠 ，缺乏政治认知，对公共部门持保留态度，然而，中间阶层的 国家观念强烈 ，可以在一些场合与契机中很容易被激发出爱国热情，甚至有民族主义倾向。(3) 利益观念 ，怀有 社会责任感 ，无论显性地表现出来，还是隐含在骨子里，但在个人利益面前，往往会坚决地维护个人利益，并表现出 理性人 特有的精明与妥协特征。

中间阶层在意识上存在的这种 二元分裂 ，其根源在于传统知识分子性格与市场转型的特殊社会环境之间的冲突。中间阶层处在市场转型的社会变革这一特殊环境中，从传统意识形态走出来，很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 个人利益至上 逐渐占据了他们的头脑。而且，中间阶层作为一个整体被分散到 不同的职业领域 ，在利益分配上存在 角色冲突 。而政治领域又与经济领域分离，相对处于一种封闭状态，中间阶层 缺乏政治参与热情 ，只有在经济领域施展自己的才智。中间阶层正是 混合 了市场转型与传统知识分子这两种特征，导致了一种意识领域的分裂与冲突，这里将之称为 “中间阶层的市场知识分子”情结 。

经济主义的 “理性人”概念基于“人性恶”论，在古今中外都遭遇到了“人性善”论的挑战。前现代中国社会尊崇儒家文化．特别是传统知识分子，其“与人为善”的道德底线在市场转型中被冲击得七零八落，但其影响至今在，“胸怀天下”的社会责任感潜移默化地深入中间阶层的骨子中。教育程度较高的中间阶层已经不是传统的知识分子，而是被新的社会职业结构分散到各个领域，特别是曾被传统文化所不屑的商业领域。但是，他们的精神世界仍然继承了传统知识分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许多性格内涵。缪勒曾经对理性选择主义做出评价：“政治学家对作为选民和政客的人的看法总的来说与公共选择中所假定的很不一样。这些角色在其中相互作用的环境通常被假定拥有某种制度上的丰富内容，这些内容也许远远超出了这些抽象模型所隐含的意义。在许多政治学家看来，公共 选择的这种模型不过是一幅天真的政治行为漫画罢了。”如果说各种社会群体都存在理性人与非理性人的内在冲突，那么中间阶层是这种冲突的集中体现者。

因此，中间阶层这种意识上的冲突与分裂也可以看做一种 交织融合 ，只不过有时候一方受到压抑，另一方得到伸展甚至膨胀。当前中国， 市场的力量 使得中间阶层理性人的一面得到舒张，并在道义上空前地得到了社会认同，而知识分子的传统情节受到抑制，这种抑制来自生存竞争的压力、社会价值观念的冲击和政治上缺乏参与途径的失落。但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文明程度逐渐得到提升，中间阶层的这种二元意识的冲突将得到缓解，达到一种和谐共存的平衡状态。笔者不认为中间阶层的社会责任感是虚伪，也不认为中间阶层的理性是丑陋，否则就很容易陷入意识形态的传统思维逻辑。我们只是把中间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和现实面前的理性看作是一个事物同时存在的两个侧面，而这两个侧面是相互冲突的，如果要在这种冲突中必须有所选择，有些中间阶层的偏执者可能选择理想和社会责任感，但更多的普通中间阶层会选择现实中的利益所在和明哲保身。选择前者可以被作为 “ 偏执者 ”， 它是一个带有贬义的说法，另一个带有褒义的说法是“ 精英分子 ”，他们是同样的一批人，只是在不同眼睛注视下呈现出不同形象。

此外，中间阶层层理性的一面占到主流，社会责任感往往在现实利益面前退缩。但有几点不能忽视：(1)“偏执者”在任何社会状态下都是社会中的少数，中间阶层中的偏执者也不例外，任何社会中都是少数“偏执者”引导或者激发社会变迁，其后则是追随者、普通中间阶层、冷漠者和抗拒变化者。值得探讨的是，中间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是否是这种“偏执者”最集中的阶层。(2)中间阶层的社会责任感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处于隐性状态，一旦为之提供相应的社会环境和条件，这种社会责任感就能够展现出来。(3)中间阶层拥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和职业竞争锻炼，其判断能力和行动能力较强，他们可以让社会责任感放大到社会底层所不能企及的高度与范围。

现有研究表明。中闯阶层对民主选举普遍表现出消极态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对民主选举的意义持消极态度，中间阶层并不认为民主选举可以对他们的社会生活产生明显的影响；另一个原因在于他们对民主选举程序的公正性持保留态度。但更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中间阶层 对民主建设本身也持消极态度 ，这难免让人感到意外。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几个方面。

首先，这种消极态度全面体现出 国内长期舆论引导 的效果，即使对于那些具有较高文化层次和分辨能力的中间阶层也不例外。比如，在稳定与民主的关系问题上，至今没有任何国内经验证明民主必然带来不稳定；在国民素质和民主的关系问题上，当前国内的民主恰恰是 从“素质最差”的农村开始建设的，素质高得多的城市并没有比农村多很多民主内容，素质较高的中间阶层也不比工人阶层在民主建设上有什么优势。

其次，与其说中间阶层不需要民主，不如说中间阶层已经 习惯了没有民主的社会生活 。在受到不公正待遇时，有足够申诉途径的人群仍然是有限的，中间阶层可以有一些社会资源，但其他较低的阶层就不一定有。即使现在有一些民主之外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但民主机制也许更行之有效、更加制度化。如果说生存问题比民主问题更重要，那么建立起有效的民主机制，可能使得生存问题更容易解决，让中间阶层的生活更加自由、舒展。关键在于，民主机制对于中间阶层来说仍然是一个很陌生的事物，绝大部分人并没有真切地体验过。中间阶层对民主的看法往往是矛盾的，他们 在原则上认同民主这个“理念”，同时对民主建设采取消极态度，但对于民主的内涵却一般都缺乏更深入的理解。对于中间阶层来说，民主“好像”是个好东西，但现在不需要；至于民主到底是什么东西，却语焉不详，也没有人经历过。

相对于中间阶层对民主选举和民主建设所持的消极态度，他们 对于社会运动的态度 则显得并不明朗。在社会运动中，有各种参与角色，包括冷漠者、独善其身者、冷静者、观望者、一般参与者与热情参与者等。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在运动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事后的中间阶层越来越表现出 冷静 的态度。同时，相对于社会运动参与中的理想色彩，中间阶层更加 注重实效和直接的利益得失 。对于一些可以带来实实在在的社会效益的社会活动，中间阶层仍然愿意参与。

业主维权运动 成为当前新出现的中间阶层特有的社会参与形式。除了体制内的政治选举等传统政治参与，其他类型的群体性社会参与空间非常狭小，很难发现其他中间阶层特有的社会与政治参与形式。即使政治选举，中间阶层表现出的消极态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各阶层所共有的特征。而业主运动的主力是中间阶层，更多地体现出了中间阶层所独具的特征。在业主维权运动中，中间阶层集中体现了 利益一致性、行动一致性和争取权益的坚决性 。更重要的是，中间阶层在维权运动中体现了其特有的获取斗争效益的策略和组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