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总量越高，经济越发达的省，确诊人数越多，反之则越少。
经济学中有一个说法叫：一切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城市化、大城市化、城市群化，是下一步中国城市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不会因为一次疫情有任何改变或者中断。今年1月以来，新型冠状病毒从湖北武汉突然爆发并迅速蔓延，在给全国人民春节添堵的同时，也给国民经济发展带了巨大挑战。
对于病毒的出现、传播和防疫，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等众多的权威学者、专家、院士已经通过各种渠道给全国人民进行了宣传和科普，相关治疗药物和手段也在研发中，相信疫情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得到很好的控制并最终消除。作为长期关注宏观经济的人，今天我们准备换一个角度，深入分析疫情之下所隐藏的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和个性特点。
上面两张图表是截止2月12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确诊人数分布图和具体的确诊人数统计表。从分布图来看，湖北之外，全国各省市按照确诊人数的多少，可以分为五个梯队（港澳台和海南相对特殊，不在此次分析之列）。第三梯队是：江苏、重庆、山东、四川、北京、黑龙江、上海、福建、河北、陕西、广西、云南、海南、山西、贵州、辽宁；第四梯队是：天津、甘肃、吉林、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由于河南、安徽、湖南、江西、陕西、重庆都是紧挨着湖北的，因此从病毒传播规律角度来看，这六个省市发病人数较高在预料之中，也符合基本逻辑。如果我们把环湖北的“五省一市”剔除的话，按照确诊人数重新排序，可以发现确诊人数最多的5个省是：广东、浙江、江苏、山东、四川。确诊人数最少的5个省（自治区）是内蒙古、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其他省市位于“中间”。上面这张图是2019年上半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GDP总量图，由于有些省还未公布年度数据，因此用上半年的数据乘以2，基本就能推断全年，虽然和实际情况有一点出入，但误差不会太大，排名也基本不影响。从各省的GDP排名图和此次疫情确诊人数图对比可以发现：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GDP排前五名的这五个省，确诊人数也全部排在前五，无一例外；同时，新疆、甘肃、宁夏、青海、西藏GDP排名倒数的五个省（自治区），确诊人数也全部排在倒数五位。也即是说， GDP总量越高，经济越发达的省，确诊人数越多，反之则越少。两者高度吻合，几乎没有例外。那为什么GDP指数和疫情指数如此的高度吻合成正比呢？经济学中有一个说法叫：一切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虽然这句话有点绝对，但是不可否认，这个理论可以解释目前人类社会90%以上的生产活动和人际交往行为。此次疫情确诊人数的全国分布规律，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的话，几乎可以得到“接近完美”的答案。在社会分工高度发展的今天，交换是几乎所有商品实现价值的基础。经济越发达，分工越细，则这种交换的需求就越大、频率就越高。当然，伴随着商品的交换，随之而来的必然就是人口的快速流动。广东作为中国经济总量最大，市场活力最强的省，无论是湖北武汉的人到广东采购商品，还是到广东工作，抑或是到广东出游，人员数量必定远远高于到内蒙、贵州等这些经济欠发达的地区。交换是双方的，经济活动当然也都是双向的。所以，在湖北人口大量进入广东的同时，是广东人口大量进入湖北，一来一往，广东和湖北的省际之间人口的双向流动自然就更大、更频繁。而此次冠状病毒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传人”。因此，作为经济活力最强的广东、江苏、山东、浙江、四川五个省，确诊人数最多，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反观西藏，宁夏、甘肃、新疆、内蒙古，除了从其他省市购买商品之外，这些省（自治区）向外几乎不输出像样的深加工过的工业产品。西藏除了灵芝，宁夏除了枸杞，人们似乎很难想起他们还能产出什么商品。新疆、内蒙稍微好一点，新疆除了葡萄干、哈密瓜之外，还有石油和煤炭，内蒙古也有煤、铁矿石、稀土，但这些基本都是矿产资源，属于工业初级原材料，几列火车皮就能解决所有的交换需求和流通问题，如此一来，也就谈不上大规模的人员交往流动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全国冠状病毒确诊感染人数分布图看成是一张中国经济活力图或者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发达程度图。正所谓凡事皆有代价。这次新型冠状病毒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快速传播和感染人数明显偏多，就是经济发展和人口聚居之后，不可避免的、必定要承受的损失和代价。就像生活于大城市中的人们，在享受城市中优质的教育、医疗、娱乐、文化等资源，感受现代社会便利美好生活的同时，必定也要忍受交通堵塞、空气污染、人口拥挤、房价高企等大城市病一样，仅此而已。因此，没必要过度恐慌，也不必过分解读，更不必因此而怀疑目前集中力量发展大城市的大战略。城市化、大城市化、城市群化，是下一步中国城市发展的趋势和方向，不会因为一次疫情有任何改变或者中断。
当然，在得出经济发达程度和病毒感染人数成正比这个最大的、也是最根本的规律之外，有几个细节问题，也值得我们深入思考。这几个问题，概括起来就是“大逻辑”之下的“小异常”。
从地理位置上看，江苏、浙江两省和湖北都不接壤，中间都隔着同一个省，安徽，而且都位于华东，临海，自然环境也相差无几，因此客观条件上来说，二者的疫情风险指数基本是一样的。从经济发展程度上看，江苏和浙江在全国都是第一梯队，江苏GDP全国第二，浙江第四，中间隔着一个山东，二者差距也很小。再者，从人口基数上看，江苏省是8051万，浙江省是5737万，江苏比浙江多了2300万，前者是后者的1.4倍，几乎多出一个上海。因此，综合以上几点，如果按照正常逻辑推断的话，此次冠状病毒感染人数，江苏应该比浙江多出不少才对。而且，浙江还是全国第一个启动一级响应、集中治疗的省，应该说警惕度最高、准备也是最充分的。但实际情况是什么呢？截止2月11日，浙江确诊人数是1117人，江苏是515人。总人口比江苏少2300万的浙江，确诊人数反倒是江苏的2.2倍。现实情况和理论推导完全相反。这，又是为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依然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寻找。我们以浙江感染人数最多的温州为例，目前浙江确诊的1117人中，温州一个城市就占了大约一半，远远多于省会杭州以及宁波，几乎是杭州、宁波的3倍，而温州常驻人口是925万，杭州是980万，宁波市820万。温州之所以确诊数人如此之多，答案就藏在温州的经济结构中，这一点，温州市长在对话白岩松的节目中明确提出过，就是温州的民营经济极其发达，尤其是民用小商品。对温州而言，民营经济发达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就是温州人在外经商的非常多，这其中当然包括华中地区经济最发达的武汉，比如武汉华南海鲜市场旁边的眼镜城，商户绝大多数都是温州人。第二就是外地人（包括武汉人）到温州就业、采购商品的人数多。大量的人口频繁流动，必然导致温州确诊感染人数明显多于省内其他城市。而温州经济又是整个浙江经济的一个缩影。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浙江确诊人数之所以明显多于江苏，主要原因就是在于两省经济结构的不同。浙江的民营经济比江苏更发达更活跃。这一点从两省的民营经济占比也可以得到验证。截止2018年底，浙江民营经济占全省经济的比重是65.4%，而江苏是55.4%。浙江比江苏高出了10个百分点。同时，从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也可以看出浙江和江苏两者之间的差异。截止2018年底，有93家企业是来自浙江，接近20%，高居全国第一，超过经济最强的广东。江苏当然也不弱，有86家，但是总数上确实不如浙江。而且，从民营企业数量和占比也可以发现，截止2018年底，浙江共有各类企业654万户，其中民营企业627万户，占比高达95.9%，也就是100个企业中，民企就有96个。目前，在浙江，可谓是“户户经商、人人言商”，商业氛围极其浓厚，民营经济活力指数在全国名列前茅。截止2月11日，黑龙江的确诊人数是360人，是非湖北周边省份中，疫情最严重的省之一。从人口数量上看，黑龙江全省3773万人，上海是2424万人，上海确诊人数是302。从比例上看，黑龙江与上海相当。但从地理位置上看，黑龙江是距离湖北最远的省，黑龙江经济也不算发达，人口的迁徙流动远不及经济更活跃、离湖北也更近的上海。仔细分析会发现，这里面主要有两个深层次的原因，第一是民众隐瞒武汉密切接触史的比较多，第二是聚集性感染多。对于第一点，不做过多分析，容易引起争议。我们重点分析一下第二点，为什么黑龙江确诊的多为聚集性人员。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传染力很强，主要途径是飞沫传播。这一点很早就普及了，几乎人人皆知。既然如此，那为什么黑龙江还是爆发了很多聚集性的疫情呢？很多人都知道，越是大城市、越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人情味”相对来说更淡一些。反之人际关系更复杂一些。黑龙江人民知道这个时候聚集最容易传染，但大家也知道，眼下正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春节，很多亲戚、同事、朋友关系需要走动维持，因此在惯性作用下，依然冒着很大风险前往了。这一点在平时也就是大家普遍讨论的，在东北三省办事，很多时候要靠人际关系去推动。2003年的非典发源地在广州，但是发展到后期最严重的反而是北京。根本原因就在于北京处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人口流动迁徙全国第一，交叉感染最厉害。因此，在现代交通极为便利的今天，任何一次疫情，无论在哪里爆发，北京都属于最胆战心惊的哪一个。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发源地在武汉，但发展到目前，北京不算是最严重的，但北京也绝对不能放松，更不能掉以轻心。比如北京人口虽然只有河北的三分之一，但是确诊人数比河北还多了大约100人，因此，北京的防疫压力，在整个北方城市中，应该是最大的。毕竟，制定政策的国家部委全部聚在北京，捏着钱袋子的一行（央行）三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全在北京，甚至最财大气粗的央企，超半数总部也在北京，全国各省市想要的最优惠的政策、最好的项目，都还得挤破头到北京去争取。如果说2月10日之前，疫情的关注点在湖北的话，那么2月10日之后，随着复工潮的到来，全国各地的人将再次汇聚北京，最应该关注的城市毫无疑问是北京。其次是经济中心上海、以及创业中心深圳，当然还有广州、杭州、南京、成都等这些全国性的产业聚集和人口流动迁徙巨大的城市。可以说，未来两周，才是全国性的防疫大考验，才是检验各个城市治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关键时期。孰强孰弱，孰优孰劣，一场疫情将是最好的“测试剂”。
1988年1月，上海市爆发了大面积的急性病毒性甲型肝炎，简称甲肝。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甲肝也被定义为一类传染性疾病，感染者主要出现发热、恶心、呕吐、肝疼、肝肿大，还伴有黄疸症。甲肝的传染力极强，两个月内上海有近30万人被感染，甚至有16天，连续每天报告感染病例超过1万人。由此，上海人也在全国各地受到区别性对待，在外地住旅馆，得到回复基本都是对不起“满客”，上海人到北京开会，会场都会单独划出一片区域出来，甚至一些上海生产的食品，也被当做有病毒而丢弃。和今日的武汉一样，当时的上海，也陷入巨大的恐慌之中。人们曾经向往的、流光溢彩的大上海，成为避之不及的“病毒之城”。但是回过头来看，三十年过去了，关于上海那次凶猛的甲肝疫情，全国已经没有多少人还记得了，哪怕是亲身经历的上海人民，能够记得这场疫情的也所剩无几，1990年之后出生的上海人，更是完全没有印象。今天的上海，是全国经济实力最强的城市，是城市管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最好的城市，是人们最向往的城市之一，也是中国在全世界为数不多的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城市。曾经异常凶猛的甲肝病毒，没有改变上海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相信，此次新型冠状病毒也一样，它不会改变武汉的城运，更不会改变中国的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