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能治愈吗？
自杀可以预防吗？
脱发真的是“不治之症”？
关于人类身体的各种秘密，一直是医学探究经久不衰的话题。
昨天(4日)，
首届腾讯医学ME大会
（以下简称“ME大会”）提出了自己的“生命之问”。
此次ME大会由腾讯携旗下腾讯医典，联合《NEJM医学前沿》（全球顶级全科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集团旗下期刊）共同打造。
会上，多位全球顶尖医学科学家把癌症、艾滋病等医学领域的最新进展带给了公众，搭建起先锋医学与大众健康之间的桥梁，
向更长的人均寿命、更便捷的治疗方式、更丰富的治疗选择发起挑战。
腾讯医学ME大会划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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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治疗方法的未来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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肝癌可以预防和治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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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患者能有普通人一样的寿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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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预防干预的模型来是如何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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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病之后，谁是人类的头号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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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认知如何能跟上医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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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培养一名癌症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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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科普为什么任重而道远？
David P.Ryan：癌症治疗方法的未来是什么？
David P.Ryan，美国麻省总医院肿瘤中心临床主任、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
他指出，癌症治疗的变革在不断地进行之中。一些癌症，比如结肠癌、肺癌、乳腺癌，由于它们有特定的突变，采用
靶向疗法
可以得到较好的治疗。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患者对靶向药的耐药性逐渐显现，死亡危险又重新回来了，“
基本上没有人的肿瘤对靶向药能够永久有效
”。
有些癌细胞会躲避免疫系统的攻击，根据肿瘤的不同，躲避的程度不一样。后来研究者终于发现了免疫系统是怎么被躲开的，于是有了新的癌症疗法——
免疫疗法
。
现在已经有一些方法可以对癌细胞躲避免疫系统的行为采取措施，比如说大家听的非常多的O药、K药，都能够进行免疫靶点的释放。
还有一种创新的免疫疗法——
CAR-T疗法
，它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从患者的体内提取出这些T细胞，在体外对它进行编辑，给它加进一些嵌合的抗原，之后再把这个T细胞回收到体内。
在一些血液肿瘤，例如白血病和淋巴瘤当中，CAR-T疗法效果非常非常好，对于实体瘤的效果却不是很好，这是它的局限性。在未来的10年里面，研究者会着重解决现有这些疗法的局限性。
有没有办法在癌症早期的时候捕捉到癌症呢？毕竟癌症如果在比较早期的时候，比如一期或者二期就诊断出来了，可以很好地进行治疗，甚至治愈。
幸运的是，癌症诊疗正迎来新的重大进展——
基于血液的癌症诊断方法
，比如说蛋白标志物、循环血液肿瘤细胞、游离DNA，还有一些胚系DNA，就是去观察、检测从父母遗传的DNA中是否有特定的突变（可以帮助发现癌症）。
David P.Ryan认为，未来会有更多治疗癌症的新方法，患者每一年都得到检测，检测之后得到治愈，未来这会成为常见的操作。
朱秀轩是美国麻省总医院肝癌研究主任，哈佛医学院终身教授，国际公认的肝癌和胆管癌专家，他带领团队设计出一系列针对肝癌晚期的靶向治疗方案。
在世界范围，肝癌发病率高居第六位，死亡也排在世界的第四位，中国的肝癌的发病占据全世界一半以上。根据最新的报道，肝癌与中风、缺血性心脏病、肺癌、慢性阻塞性肺病同时成为中国五大疾病死因。
那么，
肝癌可以预防吗？
肝癌有很多致病因素——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过度的酒精摄入，还有脂肪肝，我们
已经有很好的办法来阻断每一个病因。
肝癌可以治愈吗？
可以明确的是，早期诊断的肝癌治愈率非常非常高
，射频消融、手术切除都是对早期肝癌治愈非常好的手段。
如果进入多发性肝癌阶段，可以考虑介入治疗，目前已经有一些非常有效的肝内局部治疗。而一旦肿瘤出现了肝外转移，就要依赖全身治疗。
他表示，
通过有效的、系统的化疗，靶向药物、免疫治疗的开发，医生可以把病人的总存活期逐渐延长。
值得高兴的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肝癌中具有抗肿瘤活性，并已成为治疗标准，也可以用抗血管生成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进行联合应用，并达成了药物史、肝癌史上从未有过的缓解率。
尽管所有靶向药在一定时间内都会出现抗药性，但最新开发的第二代FGFR抑制剂是拥有非常高选择性的、不可逆的广谱抑制剂，可以产生更好的疗效。
目前，精准医学和靶向治疗已经在肿瘤领域开始有很好的应用，现在已经成功探索出抗血管生成抑制剂，这对于提高肝癌总存活期有实际意义。通过对耐药机制和控制耐药机制的新策略的研究，能够使肝癌患者受益。
最后，
朱秀轩
表示，肝癌在早期是有机会治愈的，即使肝癌被诊断在晚期，也要充满希望。
李太生：艾滋病并非超级癌症 通过联合用药已可防可控
李太生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协和医院感染内科主任，清华大学医学院双聘教授。
李太生表示，在上世纪80年代，从感染艾滋病毒到临床6-8年的无症状期，最后到发病期之后的2年病人100%会死亡，那时的艾滋病被人们称为“超级癌症”，因为它不仅会造成死亡，而且还具有传染性。
直到1996年“鸡尾酒疗法”开始被广泛使用，艾滋病病人的寿命才得到了显著的延长，治疗后20-50年的生存期让艾滋病已经变成一种可以治疗的慢性内科病。
此外，2011年时美国教授做的一个研究表明，对艾滋病感染者进行早期治疗可以减少97%的传染性。事实证明，从2010年到现在，艾滋病增长的速度已经下降了16%，死亡率也下降了33%。也就是说，
即使没有艾滋病疫苗，早期治疗也可以大大减少艾滋病的传染性。
而且，艾滋病也曾经有过被治愈的记录，分别是“柏林病人”和“伦敦病人”两个案例，但因为这两个病人同时患了艾滋病和血液病，所以他们的特殊性导致了这种案例的难以复制，不过我们还是能从中看到新的希望。
目前来看，艾滋病最大的问题就是认识上的误区，很多老百姓、医生都仍然认为艾滋病是超级癌症，艾滋病仍然是不可治的疾病，尤其是认为和病人一起吃饭，握手等接触也会被传染，这是错误的。
真相是艾滋病只有通过三种途径传播：
没有保护的高危性行为、母婴传播、血液传播，除此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途径。
虽然中国是艾滋病的低流行区域，但是目前性途径感染已经占到了HIV新报告人群的97%，因此艾滋病科普工作势在必行。而中国政府一直都很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免费治疗政策的实行和抗艾药物的研发都为遏制我国艾滋病的蔓延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太生认为，中国应该进行大规模多中心的临床研究，促进基础研究向临床成果的转化，促进政策方面的进一步改进。
目前，艾滋病攻克的难点除了并发症还有免疫重建障碍，其中对于慢性炎症的控制，是一个新挑战、新热点。而
李太生及其团队在10年前开始了利用中药雷公藤的尝试并受到了国家的批准，有望在今年启动第一例病人入组试验。
费立鹏是世界卫生组织精神卫生处顾问。
自1995年起就开始专门研究中国人的自杀问题，凭着对中国自杀研究与干预工作的成果，他已经成为中国自杀研究领域的权威和领军人物，有“当代白求恩”之美誉。
首先，费立鹏带领大家简单回顾了国内外的自杀率统计情况。他指出，国家间的自杀率有很大差异，差异最大甚至可达100倍。
中国的自杀情况和国外的自杀情况究竟有哪些差异呢？费立鹏总结出中国的自杀有以下几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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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是城市的3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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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年轻女性有很高的自杀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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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的自杀者50岁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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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杀死亡的人里有1/3并没有精神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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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农药自杀占了很大的比例。
值得欣慰的是，从1990年至2016年，中国、印度、美国的年龄标准化的自杀率的变化中可以看出：
中国的自杀率下降很大
。
费立鹏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导致穷人数量下降是一个因素；城市化也是一个因素，农村人口减少了2到3亿，2到3亿人在家里拿不到农药，也导致了自杀率下降。
费立鹏紧接着介绍了当下国内外自杀预防的现状：国外常用传统自杀预防干预的模型来进行干预，国内在这一块却基本是空白。
费立鹏认为，
医疗系统应该重视预防自杀的措施，建立地方和全国综合医院自杀未遂登记系统
他表示，在其他国家自杀未遂经过抢救之后，会由心理医生进行评估，并给一些心理辅导，但是国内不管哪个级别的医院，抢救之后都没有进一步心理辅导，这是很大的遗憾。
肖
瑞平是首位《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JM）华人副主编，转化医学的先行者之一，并将转化医学的概念成功引入中国。
筹建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肖瑞平表示，因为医学历史的不断突破，和对疾病的控制，让人类的生命得以翻倍，大大降低了死亡率。
但也正因为人类控制了传染病，现在慢病已经成为人类的头号杀手，在全球慢病占死亡率的73%，其中心血管是最大的死亡原因。肖教授同时表示，慢病虽然是难以克服的顽疾，但仍然有机会被征服。
她指出，中国心血管疾病的患病率和死亡率恰恰与西方国家逐年下降的情况相反，呈现持续飙升的趋势。在中国，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在城市，心血管疾病的死亡率已经超过40%，是肿瘤的2倍，心脑血管疾病已经成为我国居民甚至是世界人民的头号杀手。
肖瑞平认为
，慢病的发生主要与人们的生活方式息息相关，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了“三高”等严重危害心血管健康的慢性疾病，同
时
也将2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提高5倍，严重影响了人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给医保造成了沉重的负担，40%的透析病人是糖尿病、肾病。
但很幸运的是，
肖瑞平
已经找到了引发2 型糖尿病和心血管并发症的致命因子MG53
。她与团队针对这一发现研发了单克隆抗体，以降低血液中的MG53浓度，起到治疗糖尿病的作用。而
运动也可达到同样的效果
，
肖瑞平
特别呼吁生命在于运动。
肖瑞平
还提到，他们在
研究冠心病的过程中发现，
一种特异性分子能够大大减轻心梗引起的损伤
，为心梗治疗提供了新策略、新手段和新药物。
在新研究方面，
肖瑞平
到她的团队
发现催乳素受体信号传导新原理，并应用其阻断性单抗，治疗脱发和子宫内膜异位症
。
谈到
脱发
问题
，肖教授还讲了一个有趣的动物实验——红面猴案例，用单克隆抗体治疗可以让秃顶的猴长回头发，并在使用抗体的4年后仍然毛发充足，这证明了防脱治疗未来可期。
Tibor Kovacs是伦敦国王学院高级荣誉讲师，欧洲肿瘤外科学会会长，也是国际乳腺癌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在乳房肿瘤治疗、乳房重建和相关外科手术方面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推动了乳腺癌治疗技术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