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选择中东大国沙特作为自己首次出访的对象，这引发了舆论的热议。
在现代世俗社会的舆论之中，沙特王室无疑是一个令人普遍生厌的政权。一方面，在左翼进步舆论眼里，沙特的君主世袭独裁政治体制乃是早该被历史所淘汰的古董；另外，在右翼的世俗或者基督教文化保守主义者眼里，沙特实行的伊斯兰教法统治体系，是其意识形态所不能容忍的亵渎。
近年来，随着恐怖袭击的频发，现代世俗社会对于沙特王室的感情，慢慢从厌恶演变成了仇视。很多左翼进步主义者认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繁盛的原因在于伊斯兰社会的落后，而沙特的体制则被视为伊斯兰社会落后的一部分；而相当数量的右翼世俗保守主义者，则将沙里亚法视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表征之一，并予以坚决反对。在这些人眼里，沙特王室及其体制的存在，乃是反恐战争不断失利的重要原因。
然而，反恐战争的事实并不能证明这种认知。过去的经验表明，在伊斯兰社会，无论是现代化的民主制度，还是世俗文化的推广，不但不能消弭恐怖主义，反而加剧了伊斯兰恐怖主义的蔓延。
美国在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推广的民主实验，1991年的阿尔及利亚选举（该国历史上唯一的真正选举），2012年的埃及选举，以及凯末尔土耳其的民主理想，已经用事实表明了一个无可辩驳的道理：一旦在伊斯兰社会施行民主，政治权力只会迅速滑落到对世俗社会甚至民主体制本身怀有恨意的宗教领袖手中。
事实上，为了在残酷的选举中争取更高的宗教道德制高点，伊斯兰社会的竞选者不得不诉诸于最极端的宗教口号，2012年成功当选、穆斯林兄弟会的埃及总统穆尔西之所以如此仇恨西方，巴勒斯坦的哈马斯之所以能够在选战中屡次击败巴解组织，就是因为只有激进的宗教意识形态秉持者才会更容易通过先天正确的宗教道德在伊斯兰社会的选举中获胜，而这种激进化的宗教意识形态，很难谈得上对世俗社会的友好。
所以，在伊斯兰社会中，最大的忌讳就是进行民主和选举（世俗体制下的选举将尤为致命，甚至不可能建立稳定的政府，如民主主导的伊拉克和阿富汗世俗民主化进程）。因为选举不但削弱了政府对伊斯兰社会本已薄弱的控制力，而且更使得伊斯兰社会的底层大众主宰政治生态，并产生秉持极端意识形态的政府。实际上，1996年之后的车臣政府之所以屡屡发动对俄罗斯的攻击，就是因为其政府和反对派处于选举政治的氛围，为了不失去困苦的车臣民众的支持，不得不诉诸于民意拥护的激进对俄政策甚至恐怖主义军事行动；同样，号称拥有世界上最好福利之最完善的西方民主，也不能对本国穆斯林群体中的极端伊斯兰主义泛滥有丝毫阻遏。
从这个角度来看，沙特的独裁体制，恰恰是防范伊斯兰社会大众情绪中不可遏制的激进宗教意识形态走向政治舞台的最佳保障。因此，沙特的独裁，乃是世俗世界的福音。
另外，伊斯兰社会的世俗体制，同样会加剧极端伊斯兰的崛起。回溯历史，就会发现：现代伊斯兰极端主义作为一种单独的意识形态走向政治舞台的中心，得益于世俗主义最为激烈的伊朗巴列维统治；当代伊斯兰极端意识形态的发酵，离不开苏联布尔什维克侵略阿富汗时奉行的激烈世俗化改革；中国西域的金树仁当局上世纪三十年代在南疆和哈密奉行的激进世俗改革，同样激发了伊斯兰主义的泛起。
造成这种结局的原因并不复杂，世俗道德有悖于伊斯兰社会的传统，削弱了世俗政体在伊斯兰社会的道德基础，造成其合法性的先天不足，这将为伊斯兰社会的宗教革命者（也就是世俗社会眼里的圣战者）提供最好的革命动员籍口。
就像历史事实所验证的那样，从最早的伊斯兰国家倭马亚王朝到今天的中东各国，只有实行了沙利亚法的伊斯兰国家才有可能实现长治久安。在残酷无情的阿拉伯之春革命风暴中，只有那些实现了沙利亚法的中东伊斯兰国家才保持了稳定，并由此杜绝了大规模恐怖组织在这些国家的成型。革命是最残酷的裁判官，她无情地剔除了一切不能适应挑战的政体，并再次验证了只有沙利亚法才是统治穆斯林的最佳手法，更是消弭伊斯兰社会动荡的无上政治利器。
而一切伊斯兰激进组织之所以无法彻底根除的原因，就在于伊斯兰社会在世俗体制下的无政府状态（参考阅读：《巴黎恐袭的反思：反恐为何如此困难？》）。世俗政府难以在伊斯兰社区无法建立有效的基层管理机构（正常开支下十几个人的基层管理机构无法对抗拥有成千上万民众动员力的军事化宗教组织），使得这些地区事实上处于混乱状态，这为各种灰色势力的滋生提供了秩序真空（恐怖组织只是其中一种）；同样，美苏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恐怖组织面前的战略性挫败，以及这些国家的恐怖组织迅速繁殖，也恰恰得益于无法在首都以外的地方各省建立有效的政府。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沙特伊斯兰教法统治，为沙特的伊斯兰社会提供了稳定的秩序，这一点本身就是对反恐战争的最大，也是最根本的贡献（事实也表明，在逊尼派的沙特，除了什叶派地区以外，几乎不曾发生过多少恐暴袭击）。
更重要的是，沙特王室不同于塔利班、马哈斯多夫和巴格拉迪，这些富丽堂皇的王孙公子，本身就是与世俗世界交好的地缘秩序下之最大受益者。
一方面，沙特王室的专制权力是世袭罔替的，作为一个政治阶层，其权力欲望，已经得到了最大程度的满足，这使得沙特王室绝不会有任何不必要激进的宗教意识形态冒险冲动（当然不排除萨勒曼有传子的想法，但这并不会引发大真正的冒险）；另一方面，沙特王室对美好生活的期望，在与世俗世界的友好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作为世界上奢侈品的最大购买群体和世俗世界最重要的投资商之一，决定了沙特王族绝不可能是世俗世界的真正反对者。
实际上，与一切世袭专制者一样，沙特王室唯一关心的，就是自己的权力是否稳固，并据此对抗一切潜在的反叛者。无论是纳赛尔的阿拉伯的民族主义，还是莫斯科曾经的布尔什维克思想，抑或是霍梅尼的什叶派革命意识形态，以及本拉登的激进伊斯兰主义，甚至是美国盟友不断推销的民主思想，沙特王室都深恶痛绝。沙特王室标榜古拉经意识形态的初衷，事实上与那些圣战者的目标完全背道而驰，其目标在于维护现有秩序而非破坏之。
是以，就像过去的无数事实所呈现的那样，尽管亲近以色列的伊朗巴列维国王在穆斯林眼里是一位不择不扣的叛教者，但沙特费萨尔国王依然与之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尽管极度反以色列的埃及纳赛尔在阿拉伯穆斯林眼里是一位当之无愧的伟人，但沙特费萨尔国王却对其严立堤防；同样，在沙特对待本拉登、扎卡维和以色列的问题上，也呈现出类似却微妙的互动——因为前两者将直接威胁沙特王室的统治，后者只是伤害伊斯兰世界的利益。
作为当今世界地缘秩序最大利益即得群体的事实本身，决定了沙特王室是一个世俗世界可以打交道的对象，甚至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可以被世俗强国胁迫的体制统治者。
以上三点，决定了腐败、独裁、教法、世袭的沙特王室，乃是世俗世界反恐战争的最好盟友之一。尽管这个王室有着各种各样令人生厌的缺陷（如通过投资输出瓦哈比的宗教意识形态，但这是世俗政府完全可以拒绝的），做出过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统治作为，但是，这些只是沙特人的苦恼，而非世俗世界必须解决的问题。
这一点，在赢得反恐战争的过程中，务必需要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