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米尔人主要信奉湿婆，马杜赖市中心的巨大牛像
乌托邦与地狱仅仅一线之隔的情景，大概也只会出现在印度。我甚至觉得，两者的并行不悖，各自的理所当然，才是这个国度的现实。
1
泰米尔纳德邦是印度最南方的邦，与印度北方的差异，就像广东之于华北平原。这种差异感，我在走出马杜赖火车站的一刻，就分明感受到了——那是一种置身“南印深处”的感觉。
泰米尔人属于达罗毗荼人种——肤黑、鼻塌、唇厚，身材要比印度北方人矮小。他们所说的语言是泰米尔语，与印地语没有任何亲缘关系。达罗毗荼人是印度次大陆的土著，在雅利安人入侵后，逐渐向南迁徙，并且流散到斯里兰卡和斐济等地。
几年前，我去过一次泰米尔人的领地。那是泰米尔猛虎组织活跃的斯里兰卡贾夫纳地区。常年的战乱早就将那里撕裂得千疮百孔。我至今记得自己坐在大巴上，窗外只有大片大片的荒地和战火中遗弃的村庄。
贾夫纳是泰米尔人的边疆，而马杜赖则是“泰米尔的灵魂”。这里自古就是重要的泰米尔贸易站，如今仍然有贸易站的繁荣和忙乱。
街道两侧尘土飞扬，店铺林立。走过去发现，同一条街上卖的都是大致相同的东西。有一条街卖的全是印度教法器，另一条街卖的是五金，还有一条街是卫浴用品……想做批发的商人必须逐店询价，而老板的重要工作就是陪客人在店里喝茶。我不时看到跑腿的小孩，提着奶茶外卖在街上飞奔。
店铺的名字起得很有特色，大都是“某某人和他的儿子”这样的名字。可见，店铺已经开了漫长的岁月，而门面也充满了破败感。我怀疑有些店铺自打开业，就没再装修过。招牌的字体十分古老，柜台的每一寸表面都沾满了陈年的污渍。
马杜赖就像一座没有屋顶的巴扎，处处喧嚣。惟一拥有静谧之感的只有米纳克希神庙——马杜赖的象征。
米纳克希神庙的细节
从北到南，我看过不少印度教的神庙，但至今难忘的无疑是米纳克希神庙。如果做一个不太恰当的类比，米纳克希神庙拥有哥特式的高大尖顶、洛可可式的繁复雕饰、拜占庭湿壁画的鲜艳色彩。这一切都将印度教的建筑美学表现到了极致。
鸽子在神庙的尖顶四周盘旋，鹰则在更高处的天空。风吹过庭院中的池塘，晃动着塔影。很多人在转塔。男人裹着围腰布，女人穿着纱丽，几乎包括了所有年龄层。
一个白衣老者告诉我，他就住在一街之隔的庙外，每天都会来庙里坐坐，“已经大半个世纪”了。
我问他是否会说印地语。
“不会，先生，”他有点自豪地表示，“只会泰米尔语和英语。”
2
泰米尔人主要信奉湿婆，这在马杜赖的街头可以看出。在老城闲逛时，我不时在路边的墙上看到小小的神龛，里面供奉的要么是湿婆，要么是他的胖儿子——象鼻神毗那也迦。
路边神龛往往非常简陋，神像前点着一盏油灯。夜幕降临后，油灯的火苗会像蛇信子一般跳动。
简陋的神龛有时也会发展成小庙。当人们相信某个神龛周边存在着强大的力量时，就会集资修建起相对正式一些的小庙。小庙没有大庙的奢华，但是安装了电灯、电扇和自来水。为了便于清洁，墙上铺着常在厕所中使用的白色瓷砖。有些时候，还会有一位婆罗门僧侣负责照看。
婆罗门僧侣留着特别的发髻，戴着传统的金耳环，一条神圣的棉线斜穿过赤裸的胸前。额头上画着某种图案，象征着对湿婆的忠贞。我与路边小庙里的一位婆罗门僧侣耶尔聊了几句。出乎意料的是，作为最高种姓婆罗门，他也有不少烦恼。
耶尔告诉我，如今越来越多的婆罗门需要掩饰自己的种姓。他们或许暗地里还保持着对饮食的挑剔，但是上街时更愿意穿上普通人的衣服，避免被外人看出身份。
“因为种姓制度取消后，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反婆罗门的情绪，”耶尔说，“人们甚至会因为你留着这样的发髻、穿着这样的衣服而嘲笑你。”
作为婆罗门僧侣，耶尔不能吃任何根茎类植物，包括洋葱、大蒜和豆类。饮用水必须从井里或地下打出，不能喝自来水。旅行中，水不能放在塑料或不锈钢的容器里，而只能放在银器或黄铜器皿里，并以丝绸包裹。假如他在白天睡觉，那么进入神庙前必须沐浴；假如他乘坐了公共汽车，回家后必须沐浴。
实际上，耶尔尽量避免乘坐公共汽车，因为“坐在旁边的人可能刚参加完葬礼”。从宗教的角度讲，那是不洁净的。显然，现代交通方式没有给婆罗门僧侣带来任何便利。除非他有钱买一辆汽车，或者像耶尔那样退而求其次——买一辆自行车。
耶尔的自行车停在街角，他每天骑着前往不同的神庙。他没有工资，没有医保，主要的收入来源是信徒的捐赠。他每月能拿到一万多卢比，合人民币一千多块钱，但很大一部分要用来交付房租。他需要宗教意义上的洁净住所，无法同别人合租。
“很多婆罗门不再做僧侣了，”耶尔说，“他们会上大学，找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平时穿着衬衫和裤子。”
“你呢？”
“我的一生，”他用执着的口气强调，“就是侍奉神明。”
黄昏降临了。从路边经过顺便进来的信徒开始增多。耶尔也将白瓷砖和湿婆像擦拭干净，点燃了油灯，坐下来等待供奉。他小声地念着咒语，摇着铃铛，空气中荡漾着灯油和檀香的味道，有一种神秘而昏暗的气氛。
整个马杜赖，整个印度，信徒们都在大大小小的神庙中进行着类似的礼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千年来，不曾改变。即便写这篇文章时，我似乎仍能闻到小庙中那股檀香的味道，看到在风中舞蹈的火苗，舔舐着耶尔的轮廓。那几乎成为了马杜赖留给我的明信片一般的印象。
3
来到印度后，我开始用手吃饭。
印度人告诉我，用手吃饭才能尝出咖喱的本味，否则吃进嘴里的只是“勺子的不锈钢味”。进入泰米尔纳德邦后，我更是被剥夺了用盘子的权利，开始在大芭蕉叶上吃饭。
走进泰米尔的传统餐厅，侍者会把一张大蕉叶铺在你的面前，然后把米饭和几样咖喱放在蕉叶的不同位置上。你需要用手指将米饭和咖喱搅拌在一起，再一口一口地送进嘴里。每个人面前——无论年龄、阶层，穿裤子还是穿围腰布——都是一张大芭蕉叶。人们低着头，用灵巧的手指搅拌着咖喱，轻松地一掬，送到嘴里，不时甩甩手，把黏在指间的饭粒甩回芭蕉叶上。那情景可以说十分有趣。
提着大桶米饭的侍者，在餐厅内来回溜达，不断给客人免费加饭。直到你打着赞美的饱嗝，把大蕉叶合上，意思是“多谢款待”。侍者这才将大蕉叶收走，同时递上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碗温水和两块柠檬。
泰米尔的标准餐食蕉叶饭
我的一个朋友曾把这当成饭后柠檬水一饮而尽，结果一回酒店就狂泻不止。实际上，水是洗手用的，把柠檬汁挤进碗里，可以洗净手上的咖喱，指间还会留有柠檬的清香。
如果不把误喝洗手水的情况考虑在内，泰米尔餐厅的卫生状况堪称可歌可泣。旅行期间，我吃了各种食物，没有中过毒。
街头有很多卖鲜榨果汁的小贩，这点和印度其他地方类似。不同的是，卖西瓜的小贩更有艺术细胞。他们会将西瓜皮完全剖掉，将瓜瓤切成普洱茶饼一样的形状，一层一层地摞在摊位上，好似一座红色的印度教神庙。
马杜赖街头的西瓜小贩
这样摆摊的好处显而易见：景象足够壮观，甚至颇为诱人。但他们似乎忘了天气炎热、东西本来就容易变质的残酷现实。加之街上尘土飞扬，苍蝇乱飞，没有瓜皮保护的西瓜瓤，完全暴露在外，所以尽管口渴，我也没敢买上一块。
在芭蕉叶上充满野趣地吃了几天饭后，我还是很高兴能够再次用回像模像样的餐盘。经过一番辗转，我到了本地治理——泰米尔纳德邦的飞地。1954年以前，这里一直属于法国，返还印度后也由联邦直辖。从历史文化到规章政策的方方面面，它都与泰米尔纳德邦不太一样。
本地治理是印度罕见的不太像印度的地方。这里仍然大量使用法语，包括路牌和政府机构的牌匾。街上有数量众多的波西米亚式店铺，贩卖手工艺术品和杂货。常驻的外国侨民很多，包括当年著名的法国夫人米拉·阿尔法萨（Mira Alfassa），当地人称为“母亲”。
与加尔各答的“母亲”特蕾莎修女不同，本地治理的“母亲”是一位“脱离了肉身”的乌托邦灵修主义者。1968年，她在离本地治理不远的奥罗新村修建了一座“黎明之城”。
本地治理分为法国区和泰米尔区。法国区位于海边，拥有干净得在印度绝无仅有的林荫大道和雅致的法式阁楼。我正是在一家法式阁楼改建的餐厅里，再次欣慰地用上了餐盘。那晚，我吃了用香料渍过的烤马鲛鱼和椰子浓汤，喝了久违的夏布利白葡萄酒。一边聆听窗外的海潮声，一边珍惜地小口呷着酒，感到了一种救赎。
本地治理的法国区，干净少人
我在本地治理休整了数日，几乎只在法国区活动。在绿意盎然的街区漫步，累了就走进咖啡馆或画廊。我时常感到自己走在《少年Pi的奇幻漂流》的外景中——Pi的故乡正是这里。
本地治理有一条长长的海岸线，我喜欢沿着海滨大道漫步，让盐味的海风吹拂在身上。海边没有像样的沙滩，也不能游泳，海水冲刷着黑色的礁石，留下一串串白色的浮沫。我每天都会遇到一个卖气球的小贩。他很黑，很瘦，担着一根扁担，上面拴着很多气球。有一天，他终于凑过来问我要不要气球。
“五卢比，先生。”
我买了一只粉红色的气球，问他是不是吉普赛人。我几乎已经有把握分辨印度人和吉普赛人。一般来说，吉普赛人更黑、更瘦，说一口连印度人都难懂的方言。果然，卖气球的小贩是吉普赛人，住在离此不远的卡鲁瓦蒂库帕姆村。他告诉我，那里是一个巨大的露天垃圾场，堆放着本地治理的生活垃圾。
“我卖气球，”他磕磕巴巴地说，“老婆和小孩捡垃圾。”
“生活还好吗？”
他像印度人那样晃晃脑袋，表示肯定。
后来我在去金奈的路上经过了卡鲁瓦蒂库帕姆村。那片五颜六色的垃圾海洋着实令人惊叹。
卡鲁瓦蒂库帕姆村距离本地治理只有几公里，却是完全不同的世界。这让我对本地治理的法式风情，乃至这里蓬勃发展的灵修事业，都有了一些新的认识。
4
本地治理的灵修传统，是印度最著名的精神领袖之一奥罗宾多（Sri Aurobindo）开创的。
奥罗宾多一生传奇：他早年求学于英国剑桥，后来参加了反对英国殖民统治的地下活动，最终在本地治理成为了一名灵修者，从事神秘主义、灵性和瑜伽的研究。
正是在这里，奥罗宾多遇到了他的法国崇拜者——“母亲”阿尔法萨。后者不仅成为了他的接班人，还开创了奥罗宾多修道院以及更著名的“黎明之城”。
摄影家布列松曾为奥罗宾多和米拉·阿尔法萨拍摄过一张合影。照片中，两人坐在铺着豹皮花纹的大椅子上，头顶上方有象征宇宙的神秘图案。奥罗宾多留着大胡子，一袭白衣，袒露着肩膀。“母亲”则穿着纱丽，围着头巾。
据说，“母亲”收到过价值超过十万卢比的纱丽。在奥罗宾多去世、财政困窘的年月，她多次卖掉纱丽，为修道院募集资金。
1960年代，“母亲”已经被信徒视为圣人。当时，欧洲各地爆发青年学潮，“母亲”决心建造一座自给自足、按需分配的乌托邦，让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无论种族、国籍、贫贱——能够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乌托邦的终极目标是消除货币，实现大同。如今，这座“黎明之城”依然存在，人口2200人。我决定过去看看。
我打了一辆摩的前往，不久就进入了棕榈树、金合欢树和桉树的密林。密林间有一条红色土路，两侧是一些简易旅馆。乌托邦成立之初的任性招募时代早就过去了，现在想要成为“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批。那些拥有一技之长的人，如工程师、程序员、有机农夫等，最受欢迎。对于仅仅是被乌托邦理念吸引、但缺乏谋生之具的人（比如旅行作家），最好的办法是在路边旅馆长租一间房。虽然不是“黎明之城”的正式居民，生活开销也要自己负担，但离乌托邦很近，方便成为免费志愿者。
随着离“黎明之城”越来越近，骑着小摩托车的居民也逐渐增多。他们大都是戴着头盔、目不斜视、眼神极其平静（想必内心也是如此）的西方人。
在“黎明之城”博物馆，我看到一份常驻居民统计。除了印度人和欧美人，这里还有几个日本人、韩国人和一个中国人。
我无缘见到这位中国同胞，不过听说她此前是一位全职太太，再之前是大学的社会学老师。如今，她在“黎明之城”教授羽毛球，副业是种菜。
对于乌托邦，我心中一直颇为矛盾。我欣赏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情怀，但又对任何集体性的乌托邦充满疑虑。而且“黎明之城”太热，也太大了。它占地二十多平方公里，还在不断扩大。目前最大的困扰是购置建设所需的用地。
这里没有公共交通，我只好全靠步行。虽然骑着摩托车的居民“嗖嗖”飞过，但是没人会为了挣几卢比停下来。实际上，居民们大都觉得金钱没什么用。对拜金主义的厌恶，正是他们抛弃世俗世界来到这里的主要原因。
路边没有卖饮料的小贩，也没有“西瓜神庙”。当我走到标志性建筑“灵魂曼荼罗”时，灵魂中对乌托邦的憧憬，多少因为又热又渴而受到了磨损。
“灵魂曼荼罗”是一个巨大的圆球，覆盖着金色花瓣状的圆片，酷似科幻电影中的宇宙飞船。每天清晨，“黎明之城”的居民都会来这里进行集体冥想。人们告诉我，这里存在“母亲”的原力，能够唤醒冥想者内心的灵性。
在这个炙热的午后，还是有二三十个西方人坐在一棵大菩提树下，正面对金球，闭目冥想。为了不干扰他们吸收原力，我轻手轻脚地从旁边绕过，然后围着“灵魂曼荼罗”转了一大圈。
正是以“灵魂曼荼罗”为中心，“黎明之城”的居住区、工业区、文化区等不同区域，呈辐射状发散出去，构成整个乌托邦世界的图景。
路上，我碰到了一个和我一样在转圈的美国人。他穿着一身麻布长袍，光着脚。如果不是他自己说起，我实在无法想象他之前是加利福尼亚一家科技公司的财务总监。五年前，他对硅谷生活幻灭了，于是辞掉工作，开始环游世界。他先后去了南美、非洲、东南亚，最后来到印度。
“人类正面临一场危机，”他对我说，“从恐怖主义、饥荒到朝核试验，全都是这场危机的表征。”
他的一些硅谷朋友已经开始储备粮食，购买枪支，建造避难所。一旦天下大乱，他们就打算躲到里面。不过，他觉得这不是办法。
“真正的出路在印度，”他说，“只有印度哲学能够解释目前的文明崩坏，提供一种超越性的解决方案。”
他一边走，一边滔滔不绝讲着关于印度哲学的陈词滥调。
“所以你已经决定要搬到这里了？”我最后问道。
“我需要一个决断，”他一字一顿地说，像在念一句咒语。
所幸，“黎明之城”还没有最终取消货币，我得以用现金在一家咖啡馆买到了水和面包。
咖啡馆附近，有一片活动房似的简易宿舍。在新建设用地购置下来之前，新加入的居民只能住在这里。透过纱帘，可以看到屋内极简的陈设。我问美国人觉得怎么样。他说，物质条件当然比不上加州，但“这不重要”。
在“黎明之城”，你很难听到憧憬或赞美之外的评价。人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确实找到了乌托邦，认为自己不同寻常的“决断”是一生中最正确的选择。很多时候，支撑人们坚持下去的就是这样一种信念。所以“黎明之城”究竟是不是乌托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相信”这一信念本身。
离开“黎明之城”，前往金奈的大巴经过卡鲁瓦蒂库帕姆村。我隔窗看到了壮观的露天垃圾场。
炎热的阳光下，布满垃圾的大地闪闪发光，如同一幅魔幻的末日景象。人们说“黎明之城”只可能存在于印度。除了印度，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接纳这样的实践。但是，乌托邦与地狱仅仅一线之隔的情景，大概也只会出现在印度。我甚至觉得，两者的并行不悖，各自的理所当然，才是这个国度的现实。
我这样胡思乱想着，而大巴摇摇晃晃地驶向终点——金奈。
5
上午10点，金奈的气温已经接近40度，我只好呆在旅馆里，等到黄昏时分再出门。
暮色中的城市，散落着殖民时代的建筑，陈旧而高大。我坐着摩的，穿行在老殖民建筑和更加破败的新建筑之间。
街上到处是人，喇叭声此起彼伏，但晚风是凉爽的。我渐渐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在这个黯淡、破败的外壳里，坐落的不是金奈，而是那个更为古老的城市马德拉斯。它就像一件闻名遐迩的王冠，被人注视、赞美和诅咒，如今已经落满灰尘。
在殖民时代，马德拉斯是整个南印的中心，1856年就有了第一条铁路。现在这里则是“印度的底特律”。女部长贾亚拉利塔（Jayalalithaa）执政期间，引进了福特、现代等数家大型车企。虽然美国的底特律已经衰败，但这里凭借低廉的人力成本，想必可以继续繁荣下去。
来到金奈，最震惊的还是这里到处都挂着贾亚拉利塔的画像。这位曾经的电影明星，1980年代从政，先后五次当选泰米尔纳德邦的首席部长。
在金奈的几天里，我看到过以她的名字命名的平价餐厅，买到过印有她头像的矿泉水，更看到了无所不在的画像和海报。毫不夸张地说，在这个印度第四大城市，凡是能贴东西的地方，就一定会有贾亚拉利塔的海报。
泰米尔的老电影海报，海报中的女星为年轻时的贾亚拉利塔
那是一种铺天盖地的存在——旧海报上叠着新海报。不同的拍摄时间，不同颜色的纱丽，相同的是主角贾亚拉利塔。她的脑门上点着吉祥痣，双手合十，露出母亲一般的微笑。
在崇拜者眼中，贾亚拉利塔是“阿母”。尽管从政期间，“阿母”数次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受到检方指控，甚至还在狱中服刑。但神奇的是，人们完全不以为意。一旦她顺利脱狱，或者仅仅是申请了缓刑，她就马上能够凭借巨大的威望，重新当选首席部长。2016年12月6日，贾亚拉利塔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68岁。BBC报道说，数百名警察围住了贾亚拉利塔病逝的医院，防止数千名悲痛欲绝的群众冲进病房，看她最后一面。
“政治家都是骗子！”在很多国家旅行时，我都听到过类似的论调。人们愤愤不平，认为腐败是国家的毒瘤和耻辱。但在这里情况似乎并非这样简单：在印度，受到过犯罪指控的政治家比没受过指控的，竞选获胜的几率高出三倍。在印度国会下院中，有高达34%的议员受到过犯罪指控，这个数字还在逐年提高。
“为什么贾亚拉利塔犯了贪污罪，人们还要选她？”我问金奈人。
对此的回答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她能不坐牢，说明她有能力！”另一种说法是：“只有贾亚拉利塔能把事情办成。”
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复杂的官僚系统。要办成一件事通常需要漫长的时间。这也是为什么政治家们即便受到指控，等到真正定罪也需要十年以上。
政府在行使基本职能方面同样缓慢。我看到过一份统计：建造同样一座火力发电厂，中国需要两年，而印度需要五年。在如此微妙的社会，普通百姓更需要“能把事情办成的人”而不是“品德优秀的人”。那些以犯罪的方式，证明了自己有能力办成事儿的恶棍，反倒成为了选票的宠儿。
贾亚拉利塔的威望建立在底层民众的支持上。尽管养子的一场婚礼就耗费数百万美元，有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的15万人参加，但她也的确办了很多好事，包括：向支持者免费分发笔记本电脑、电扇和香料研磨器；用黄金为贫困女性补贴嫁妆；出台法规为变性族群提供每月1000卢比的最低生活保障。
贾亚拉利塔还提出了泰米尔纳德邦2023年的发展愿景，许诺将居民人均年收入提高到一万美元，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让泰米尔纳德邦成为印度的知识中心和创新中心。
这一系列政策，都可能因为贾亚拉利塔的去世而化为泡影。因此我能理解，为什么会有597位民众，听闻贾亚拉利塔去世后，悲伤过度而死；还有200万民众参加了贾亚拉利塔的葬礼，哭泣着为其送行。
贾亚拉利塔的遗体，放在檀香木做成的棺材中，埋葬在金奈的马里纳海滩。
那个海滩我也去了，并且看到了受惠于贾亚拉利塔的变性舞者——海吉拉。
6
金奈的发展与马里纳海滩息息相关。正是从这里，英国东印度公司开始了对马德拉斯的殖民。1914年，德国的“埃姆登”号巡洋舰炮击了港口的储油罐，让马德拉斯成为了“一战”中惟一遭受攻击的印度城市。
海滩上没有一个人穿比基尼，但有很多穿着纱丽的女人站成一排，让海浪冲刷脚踝。这种事哪个海滩都有，但在马里纳海滩，已经发展成了一种自发性的集体行为。
这些女人中，有的是已经驼背的老太婆，有的是还没上学的小女孩。她们并肩站在一起，面对着大海，既不说话，也不动弹，只是提着纱丽的下摆，任由浪花冲击过来。她们只在浪头触及身体的瞬间，才微微地颤抖一下。
本地治理的海边，法国人留下的灯塔
那像是一种入魔的仪式，仿佛所有人都在一场无法醒来的梦中。我在海边晃荡良久，而那些女人也一动不动地站了那么久。直到夜色沉沉，将她们五颜六色的纱丽完全吞没。
海边十分热闹，有各色人群。我遇见了三个海吉拉。
大概是海吉拉。穿着纱丽，画着妖冶的浓妆，但掩饰不住男性化的特征。我与她们擦肩而过时，她们一直盯着我，我突然意识到，她们可能是海吉拉。我转身，发现她们仍然在看我，于是我直截了当地问道：“可以拍照吗？”
“Money，Money！”个子最高的海吉拉说。其余两个像女人一样嬉笑，但显然不是女人。
“你们住在金奈吗？”
“对，不过我们明天去一个村子跳舞。”
“跳什么舞？”
她们笑得更开心了，上下打量着我。
我拿出100卢比，递给高个的海吉拉，然后做了个照相的手势。
“不行，200卢比，”她尖声说。
我又给了她100卢比。
“明天去看我们跳舞？”
“在哪儿？”
“一小时大巴。”
“太远了。”
“不远！”
“祝你们好运。”我微笑着，然后转身离开。
我听见她们在我身后笑着。其中一个还像揽客的女人那样，用压低的公鸭嗓喊了一句：“你要去哪儿？回来！回来！”
我走出海滩，打了一辆出租车。街上到处是睡在路边的人，还有女政治家无处不在的画像。只是这一切都像是古老舞台的布景，渐渐消失在灯光黯淡的剧场。
“去哪儿，先生？”司机问。
我报上了一家餐馆的名字。
车厢里响着欢快的泰米尔歌曲，晚风从摇下的车窗灌进来。
我回想着这次旅行，并试图思考自己究竟看到了什么。我渐渐发现，那些吉光片羽最终只是一种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像细沙一样沉淀在心底的东西。它们将随我一起离开印度，返回属于我的世界，返回那个旅行结束后终须回去的场所。
图、文 特约撰稿 刘子超
编辑 郑廷鑫 [email protecte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