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孤独几乎是完美的

只要爱人的面容还残留在你的心底，世界就仍是你的家。

——奥尔罕·帕慕克《我的名字叫红》

1975 年，秋末。

我已经老了，很老很老。

他也老了，比我老的更厉害。自八年前，我每年都会来看他。这次，我们俩都有预感：恐怕这是今生最后一次见面了。

去年，在阿伯丁做演讲时，突发的心肌梗死差点儿要了我的命。自那以后，我就不再那么玩命了。对一个行将就木的老女人来说， 68 岁的身体已经无力再承担《精神生活》的写作。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写完。但我需要休息，真的需要休息，哪怕只是为了短暂停留，回忆一下我绝称不上传奇的一生。

是的，他比我老的更厉害，都 85 岁的老头子了，还能不老么（请原谅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絮叨）？他生着病，而且几乎都耳聋了。我们见面，语言已经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或许我们都知道是诀别了，所以这次见面，气氛显得并不轻松。其实这也没什么，自 51 年前我遇见他开始，我这一生，就再也没轻松过。

1924 年，德国，马尔堡大学。

在此之前，父亲在 7 岁时就离开了我们，随后的战争又迫使母亲带着我从哥尼斯堡逃到了柏林。阴郁、悲痛的生活促使我开始阅读康德的著作。真的没想到，对哲学的兴趣竟然决定了我的一生。中学时期，我为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的批判性观念而痴迷不已。这份痴迷最终让我走进了他所执教的这所大学。

阿伦特与海德格尔

作为一名哲学系的学生，在希腊语和神学之间徘徊良久之后，我终于还是决定选择他的现象学。他应该感受到我的心意了吧，作为“现象学之子”，他没有理由感受不到啊。是的，我爱上了他，他也爱上了我，但他有老婆，还有 2 个孩子。可那又怎样？一切都是值得的。

海德格尔夫妇及两个儿子

他就像天上的星辰，永远都是那么璀璨而又遥不可及，我没法不为他神魂颠倒。他就像父亲一样，写给我的那些充满代码的情书如同甜蜜诱惑的小游戏，让人沉迷。每个傍晚，我穿着最喜欢的绿裙子穿越荒野，来到他的窗前，最期待那扇窗是开着的，这样我就能够敲三下门，而后门开，迫不及待的投入他的怀抱。他是那样健壮啊，这个自诩是农夫的怪蜀黍、坏人，让我沉底融化了。他是那样神秘，那么有魔力，就像他后来将自己令人生畏的激情献给穷凶极恶的希特勒一样，我把自己最美好的初恋献给了他。这份情感的“罪恶”，常常甜蜜的令我窒息。是的，遇见他，爱上他，我彻底沦陷了。

多年之后，他对我说，那是他一生中最富有创作激情的时刻。但在这段感情里，无论我多么无所畏惧，多么不计较，我始终只能仰望他。事后我才明白，他对哲学的抱负其实远高于对我的爱，尤其那段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撰写《存在与时间》，根本顾不上我。

海德格尔的笔记

为了逃离这种单向的爱情， 1926 年课程结束时，我离开马尔堡，去了海德堡大学，跟随我一生中最重要的老师雅斯贝尔斯攻读博士。人生真是讽刺啊，我的博士论文竟然是关于爱的。可和他的那份爱并没有让我走出无家可归的孤独。两年后，他的《存在与时间》出版，我等到的却是令我万箭穿心的分手信。是的，他用一封信结束了我们过去的四年。

我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你给我指引的道路，远比我想象的要漫长和艰辛，我将为此耗去经久的人生……如果我失去了对你的爱，就失去了活着的权利……上帝保佑，我死后更加爱你。”

如此卑微，如此悲戚，如此绝望，我整个人，彻底跌进了尘埃里。

1933 年，阿道夫·希特勒以高票当选德意志第三帝国总理。

过去的几年里，在我们时断时续的联系中，我在他身上感受到了政治环境的变化。作为一个犹太人，我不能忍受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纳粹党）的反犹指控。早在希特勒上台以前，我就质问他，你的所有反犹指控是不是都是发自内心的？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一年，这个呼吁“人，应当诗意的栖居”的人，竟然公开加入了纳粹，接任弗莱堡大学校长，宣誓对“元首”绝对的效忠。也就在这一年，因为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工作，我被盖世太保拘捕了。幸运的是，后来我被释放了。我知道，德国已经待不下去了，那就去法国吧，那里是流亡者的天堂。

二战期间追随纳粹的海德格尔

1933 年，是我生命的分界线，这一年，我从德国流亡到法国；这一年，我结束了我的第一次婚姻。谢谢你，安德斯，虽然我没有爱过你，但你是个好人，我真的很感激你陪我度过了过去异常艰难的四年。

自他加入纳粹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就已经死了。自那以后的十七年间，我们再无联系，再无瓜葛，再无交集。而那时的我，并不知道，随后将要经历怎样地百般折磨。

流亡到巴黎的那些日子里，我无数次回想和他在一起的那些时光。我想，他对我的启蒙和影响，是其他任何人和事都无法比拟的吧。他教会了我缜密思考，让我受益终生。在我发现他在浪漫的反现代主义掩饰下的可笑的纳粹本质之前，他一直都是我的“思想楷模”。毫无疑问，这种本质源自于他的无世界性。他的“此在”让我深受启发，这让我相信，没有什么来自“存在”，必须寄希望于新的政治科学。特别是政治环境的变化让我更加确信，我们需要一种对政治反思的方式和方法，而这不应该是他那种孤独的“烦”“畏”、无世界的可怕深渊，而应当是对人类境况的关注。

初到巴黎的阿伦特，1933年

可他在我们分道扬镳后，并没有对我在哲学上的发展怀有丝毫的兴趣。即便如此，他竟然还口口声声地说，我是他从第一部著作以来写作的灵感之源和生命之爱。

他是个大骗子，绝对的渣男，我想。

阿伦特与丈夫海因里希·布吕歇尔

在我流亡巴黎的日子里，我遇见了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人，海因里希·布吕歇尔。起初和他交往时，我很谨慎，我觉得我已经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爱一个人了。然而，随后的几年，这个具有国际视野、充满人情味、愿意为我牺牲奉献、迷恋我的思想的柏林人，改变了我的初衷。 1940 年，我们在巴黎结婚。此后的岁月里，我们相互扶持，从巴黎又流亡到纽约，颠沛流离中，我们始终不离不弃，直到 1970 年他先于我离开这个世界，我们牵在一起的手才分开。

1943 年，当我知道纳粹集中营里所发生的一切时，我开始研究在欧洲和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该如何理解这一切。只要有一点空闲，我就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在研究这个问题上。直到 1951 年《极权主义的起源》出版，我对“极端之恶”的考察才算彻底终结。

这本书的德文版出版后，像父亲般疼爱我的恩师雅斯贝尔斯读了之后大加赞赏，而且亲自作序，他说这本书为时代提供了道路，指明了方向，是一部伟大的著作。恩师的谬赞，让我每当回想这段岁月，都觉得那十年磨一剑的艰辛是值得的。

1950 年，时隔十七年后，我和他终于恢复了联系。久别重逢，他老了，他眼中昔日的少女也已步入中年。可我为什么还是会如此激动不已？这真让人难为情。我难道还深爱着他么？

是的，我还爱着他。可是我释然了，异常艰辛的生活和布吕歇尔的长情陪伴，让我终于有能力和他坦诚相见。惊讶不已的人应该是他吧，他曾经垂青怜悯的那棵小草，十七年间，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

但我需要他给我一个答案：为什么要效忠纳粹？为什么要支持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

可他没有给我答案，他拒绝对自己过去与纳粹丑恶的勾连作出反省和清算。

纳粹集中营

或许，他是个人格分裂的人，既虚伪肤浅又深刻真诚。我不知道。但当我听说战争时期，德意志国防军的士兵曾佩戴他的像章向前冲锋时，我还是感到不寒而栗。

恩师和我一样，对他身上那种“向死而生”的可怕激情感到深深地困惑和恐惧。因为他拒绝反省，恩师已经断绝了和他的通信。即便是他饱含真情地为恩师的七十大寿写下虔诚的敬畏致辞，恩师依然不为所动。

阿伦特的恩师雅斯贝尔斯

和他相比，恩师是一个多么伟岸的男人。多年以后，当我和恩师说起和他的那段过往，恩师和蔼地说，“是么？那太有意思了。”多么温和的男人啊。纳粹开始反犹时，身为犹太人的师母为了不连累恩师，想要和恩师离婚。恩师没有答应，只说了一句，“那样的话，我全部的哲学都没有意义。”吉人自有天相，恩师和师母最终得以捱过艰难的战争岁月。这个令人高山仰止的男人，他的个人修养和学识使他有能力、有勇气抵制国家社会主义，他才是我思想上真正的“楷模”。

可是，十七年后重逢，我再一次沦陷了。当他因为和纳粹的关系四处遭受谴责鄙视痛斥时，我为修复他的形象而四处奔走：亲自去耶鲁讲授他的哲学思想；积极推动他的著作在美国出版；替他的行为辩护；帮助已然潦倒的他拍卖《存在与时间》的手稿；为了照顾他的情绪，我甚至放弃为恩师致辞；《人类境况》出版时，我甚至小心翼翼地不想让他知道。我怕他受不了，受不了那个永远听他话的 18 岁绿衣姑娘有一天也会成为名人并超越他……

1961 年，当阿道夫·艾希曼被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抓获时，我作为《纽约客》的特派记者，见证了庭审的全程，据此写出的《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关于平庸之恶的报道》，让我遭受了巨大的非议。我不知道世人是怎么理解“平庸之恶”在艾希曼这样无思想、无判断之人身上是如何体现的，我根本没有为纳粹反犹辩护的意思，一丝一毫都没有。我只是想提醒世人，“极端之恶”的原罪潜伏在每个人的心底，希特勒、斯大林的出现也许是偶然，但是“极端之恶”只有与无思想、无判断的无根大众的“平庸之恶”合谋，才能导致人类所有体面道德的系统性崩塌。而要想抵御这种齿轮般地“恶之平庸性”，只有重返公共性的历史场域，借助思考和判断，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共同体。

受审的艾希曼

1963 年，《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出版，国之内外是怎样的风雨不止，我已经不想再去回忆。非常感谢玛丽·麦卡锡，她给了我坚强有力的支持，积极为我辩护，这构成了我们二十五年友谊的最佳见证。

1970 年，布吕歇尔在曼哈顿滨海大道我们的家中突发心脏病，数小时后他在医院与世长辞。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自己其实一无所有， 30 年婚姻生活的一切积淀、记忆，都被他带去了另一个世界。世界本来就是有死之人的世界，可我们偏偏要追求不朽。我已经老了，这世间真的有什么能够不朽么？

在美国定居的阿伦特（后排左二）与朋友们

1967 年以后，每一年我都会去看他，就像我开头说的那样（对不起，请原谅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的絮叨）。现在已经第九个年头了，他老的近乎痴呆，我老的像个四处漏风的破房子。也许，等我有一天真的去了另一个世界，和布吕歇尔重逢时，他会笑话我根本就不像个深邃、理性的哲学家，穷其一生也不过是个感性、偏执的傻女人。布吕歇尔会“谴责”我，说他这个欺压老师、投靠纳粹的渣男、农夫根本不值得我这样去爱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