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 | 万事可观与万物堪思——谈知识史与思想史

这些年来，思想史领域一直在尝试扩充历史观察的背景，这种扩充往往表现在两个方向，一是探索思想得以产生的知识土壤，二是寻找思想得到实现的社会语境，所以，思想史和知识史、社会史这两个领域的关联越来越多。显然，这不仅要把思想放在知识这个底盘上，让它有个坚实的基础，而且要和抽离社会语境的传统思想史、哲学史拉开距离。我们说“万事可观”，说“万物堪思”，就是说，我们应该而且可以，在形而下的万事万物中，发现形而上的思想观念。

我曾好几次讲到下面这两个故事。一个是英国现代历史学家科林伍德，他曾说，学者们常常告诉人，世界是在一头大象背上的，但他希望你不要再追问，大象站在什么上面。另一个是古代中国的思想家朱熹，在小时候，他也曾问他父亲一个困惑的问题：你说桌子安放在大地上，那么，大地究竟安放在什么地方？

显然，一种文化、思想或者知识，无论如何庞杂、玄妙或伟大，总要有一个安放的基础。

我在1990年代写《中国思想史》第一卷的时候，就专门在《导论》里设立一节来谈知识史和思想史的关系问题，去年我修订完《中国思想史》，感到这个问题还是值得再谈。我特别想说的是，古代中国有关天地的观察、想像和体验，形成了一整套关于时间、空间以及秩序的知识，这些知识包括天尊地卑、天圆地方、中央四方等，则形塑了传统中国有关国家、社会、人生的重要观念，使得古代中国形成一个无所不包、互相联系的思想、知识与信仰大系统。你读《白虎通》就可以明白，为什么汉代人在论述有关社会秩序的政治伦理道德之前，要先讲述一套有关天地起源和结构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才支撑起这套道理，有了天经和地义，下面要说的政治、伦理和道德才是合理的。因为有这些关于自然的知识，支持着这些关于社会的思想，所以，“天理”才牢不可破。然而，天理和世道、人道一旦分离，这套思想文化系统就会崩溃。这就仿佛以前儿歌里说的大蒜，“兄弟七八个，围着柱子坐，一旦站起来，衣服就扯破”。过去，丸山真男在《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里讲江户时代日本走出朱子学的过程，就是管自然的天理，不再能充当管社会的道理了，管社会的那些大道理，也不能干预个人的生活了，于是，在这种“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个人的归个人”的“分化”中，传统社会就向现代社会转型。

山东武梁祠石刻中的“斗为帝车”图。七个黑点连成北斗形状，同时也是天帝的马车。一个长着翅膀的仙人在开阳星旁托着一颗小星，即其辅星。

图片来源：《金石索》

不过，在理性中自然、社会、人类的“分化”，是传统思想向现代思想转型的特征，可是在感觉中自然、社会和人类搅成一团——我在1987年出版的《道教与中国文化》里把它叫作“同源同构互感”——其实是传统时代中国知识、思想和情感的实况。所以，研究传统时代的思想史，就不能仅仅把一些高明而玄虚的说法抽离出来当作“思想”，不仅要观察知识，还要分析历史，也许还要加上琢磨情感，其实，这些都应当是思想史的内容。

“万事可观”加上“万物堪思”，是想说，万事万物，在今天可能只是万事万物，但在传统中国人看来，“事”与“物”也许都呈现着某个想法，某些暗示，某种观念，某类情感，甚至某类信仰。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传统的哲学史思想史只管前面的“道”“一”“二”，可是“三生万物”呢？其实从“道”到“万物”之间是连贯的，从形而下的“万物”向上追索，同样可以探寻到“天地人”（三）、“阴阳”（二）以及形而上的“道”。用现代的话说，这就是从知识史中追寻思想史。

现在有个词叫“穿越”，我们思想史研究者可能真是需要“穿越”，也就是回到传统时代，仔细体验和感受那个时代的环境、氛围和心情。过去，前辈学者曾把这种方法叫作“移情”，即陈寅恪说的“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做到这一点，然后也许你就能从这些事物中，提炼出过去的思想史所忽略的某些面向。以前，我也尝试做过一些研究，比如，从古地图看世界观念，从寺观绘画看宗教信仰，从各种衣冠看国族认同，从晨钟暮鼓看时间分配，但是这还不够，“万事可观”、“万物堪思”，其实，我们还有太多的题目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