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动态 | 央行易纲：实施负面清单制 构建开放经济体

央行

和讯网

在主题为“国家发展进程中的改革开放”的第二届国家发展论坛上，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易纲出席并发言。易纲提到，实施负面清单制度，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体现，是构建开放的经济体的必然要求。他指出，率先建立的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个自贸区，在吸引外资和企业方面取得非常好的成效。到2018年之后，将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

首先，易纲详细介绍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主要内容和特征。

他介绍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重要特征之一在于它是由国务院宣布的，国务院以负面清单的方式列明在中国境内禁止和限制的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和业务，各级政府都要按照清单做好一系列的措施和制度安排。

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体现了管理理念和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它标志着我国市场准入管理从正面清单为主转向为负面清单为主的全面的转型，体现了从重视事前审批变为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的理念转变。打破了各种形式的不合理的限制和隐性的壁垒，赋予了市场主体充分的自主权和准入的机会，其政策含义和给企业创造出来的空间是不可限量的。

实施负面清单的重大意义体现在哪？易纲指出，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实际上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体现，是一项重要的制度建设，是构建开放的经济体的必然要求。同时，明确了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的边界。

他提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一指导思想指导了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命题之一。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这个作用进一步推进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而负面清单制度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的重要的体现。

同时，构建一个开放的经济体，必然要实施负面清单的制度。中国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了全球经济。在这个过程中，也越来越和国际通行的规则接轨，这也要求我们必须实施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制度，使规则更加法制化、便利化、透明化和国际化。

近年来企业的行政审批不断简化，其中行政审批项目减少600多项，非行政许可审批彻底结束。事前审批大幅度的简化，就必须要增加事中和事后的监管。

此外，负面清单还明确了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的边界，有利于政府更加集中在如战略研究、规划、标准的制定上，维持好市场秩序，提高好服务，促进就业，提供更好的学校、交通、运输、社会治安、环境保护。

易纲接下来介绍了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成效和存在的一些问题。

他提到，从2015年12月到2017年12月，两年多的时间里在不断探索形成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和相应的体制机制。

率先建立上海、天津、广东、福建四个自贸区就是这些探索的体现。此外，到2018年之后，将正式实行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

从这四个自贸区试点的情况来看，取得的成效是非常好的。目前，自贸区外商投资企业的负面清单已由2013年的190项减少到今年的95项。同时，仍在不断地减少负面清单的内容。

吸收资金方面，试点自贸区2016年共吸收外资800多亿元，同比增长81%。具体来看，上海自贸区吸收外资金额呈大幅度提高态势，天津、广东、福建共设立了外资企业一万多家。由此可以看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这一政策，非常受中外资企业的欢迎。

此外，在试点中也发现了一些问题。易纲指出。

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透明度较低、管理主体多、准入门槛偏高、程序较复杂、管理体系较复杂等六个方面。

如何在全面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工作中进一步规范和解决问题？易纲提出了今后的工作重点。

他表示，要不断完善市场准入的负面清单。一是要坚持法定的原则。地方政府和各部门必须要服从国务院制定的负面清单；同时，要逐步地简化负面清单，对创新领域要实行包容式的管理；另外，要规范清单制定的程序，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差异，提出调整建议，但是不得擅自调整，要统一到国务院制定的负面清单上来。

第二，要落实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配套制度。在审批体制、监管体制、社会信用体系和激励惩戒机制方面，都要建立配套措施。

第三，涉及国家安全要进行安全审查。在各类市场主体依法平等进入各个领域的时候，如果涉及到国家安全，必须通过安全审查明确审查的要素和程序，提高透明度和时效性。

同时，要加强事中事后管理，明确监管的内容、方法和手段，加强数据采集、分析和预警的体系建设。此外，要做好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法律法规的衔接。

美联储

网易财经

北京时间14日凌晨，美联储即将公布最新利率决定。美国劳工部8日公布的就业数据显示，该国11月失业率维持在17年低位，这意味着本周美联储加息几乎是板上钉钉。

根据CME集团的FedWatch工具，截至10日，利率市场预计加息的概率高达90.2%。

在截至8日的五个交易日内，美股道指及标普500指数均累计上扬0.4%左右，纳斯达克指数小幅下跌0.11%。但受加息前景提振，标普金融股指数成为周涨幅最大的板块，上扬1.5%。其次是工业板块，涨幅为1.36%。

而标普公用事业及房地产股指数表现相对落后，全周跌幅均在1%左右。

英国央行

金融界

英国央行周五公布的一份调查显示，公众对中期的通胀预期升至逾两年最高，英国人也预期央行升息步伐将会加快。

调查显示，未来两年的预期通胀从2.7%上升至2.9%，未来五年的预期通胀上升至3.5%。

上月英国央行逾10年来首次加息，并表示未来几年很可能非常缓慢地加息。现在63%的民众预计未来一年利率上升，高于英国央行8月进行上次调查时的42%。

英国10月通胀数据守在五年来最高水准3.0%，英国央行预计通胀仅会缓慢下降。民调公司YouGov为花旗进行的类似调查显示，英国未来一年通胀预期在11月降至2.6%。未来五至10年通胀预期持于3.2%，为2014年以来高位。

这份英国央行调查于11月3-7日进行，期间市场调研公司TNS访问了2097位民众。

汇改此岸与彼岸：破题人民币汇率走向清洁浮动

外汇网

2015年“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朝改革步入深水区。从有管理浮动到清洁浮动，必然需要经历惊险的一跃，未来将如何完成汇改未竟的任务？

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看，无疑应当是逐步退出常态式干预，走出浮动难的困境，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储双向波动、有弹性的汇率运行机制，逐步过渡到清洁浮动，使人民币汇率政策主要承担起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发挥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的作用。

作为正在崛起的发展中大国，一个更加灵活和更富弹性的汇率更有利于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也更有利于在资本项目可兑换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采取更为进取的策略。因此，从有管理浮动逐步转向清洁浮动应是我国较为现实可行、也是大势所趋的汇率选择。

从国际上看，目前仍然将法定货币盯住其他单一货币或一篮子货币的主要为小型开放经济体(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它们将稳定汇率作为货币政策重要目标，主动放弃政策独立性，但主要发达经济体绝大多数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汇率水平由外汇市场供求决定；在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巴西、印度和南非也都实行“浮动类”汇率制度。

而我国现阶段因受多种因素影响，一方面金融市场深化程度不足，国际金融一体化程度不足，另一方面金融市朝改革尚未到位，经济体制不完善，对外贸易投资发展仍需要提供稳定的汇率锚作支撑，故人民币汇率仍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浮动也仍进行一定管理。

这固然有助于减轻汇率超调对实体经济的冲击，但汇率双向浮动作为宏观经济“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显然发挥不畅，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货币政策自主性。

梳理2014年以来我国资本跨境流动的变化不难发现，资本流出压力在近两年多之所以有所增加，一定程度上也与汇率灵活性不够、市场主体对经济和资产保值的信心不足有关。

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主要取决于经济基本面，我国经济是健康的，人民币汇率并不存在持续贬值的基矗但由于当前人民币汇率并未趋向均衡，因而不可避免地面临资本管制和维护市场信心的双重挑战。

从影响市场预期的其他几大因素来看，投机力量显然更关注中国经济的阶段性下行压力，从而借机炒作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涉及实业投资的企业海外投资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资本流出的压力；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的大放大收更是导致国际资本跨境大幅流动。

不一致或混乱的市场预期加剧了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也使我们不得不面临两种选择：要么继续通过干预和管制来稳定汇率，要么允许市场反映供求的变化。

从人民币汇率改革的方向看，无疑应当是逐步退出常态式干预，走出浮动难的困境，形成以市场供求为基储双向波动、有弹性的汇率运行机制，逐步过渡到清洁浮动，使人民币汇率政策主要承担起提高货币政策自主性、发挥国际收支自动调节机制的作用。

何况随着我国进出口规模不断增加，以及海内外资金往来越来越频繁，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之间很难严格区分，资本项目管制的效果不断递减，难度有所上升。

资本管制不仅无法有效解决汇率失衡的问题，还容易授人以柄，如美国就不时指责我国操纵人民币汇率，威胁对我征收高额关税等惩罚性措施，并将之与贸易、国企改革、产能过剩等问题挂钩。

此外，汇率市场化程度不高，管制减少的程度不够，金融市场开放程度自然也难以提高，导致我国目前仍处在市场开放和发展的起步阶段，无法更好地发挥汇率自动平衡国际收支的稳定器作用，来缓解资本流动压力，平衡跨境资本流动。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比较优势正在发生动态转移，企业“走出去”步伐加快，对金融支持体系的深度和广度提出了更高要求，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朝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一方面要逐步减少外汇市场干预，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提高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容忍度，允许市炽率在浮动区间内双向波动，以更加充分地反映市场供求和国际汇市变化，让市场在汇率形成机制中发挥更大作用。

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货币篮子的有利时机，夯实人民币储备货币地位，提高人民币“可自由使用”程度。不断完善与储备货币发行国地位相适应的宏观政策框架，提高宏观调控能力，使之更加市朝、更加灵活、政策透明度更高、政策沟通更有效，巩固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降低由信心引发资本外流的几率。

实现人民币汇率清洁浮动是我国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既定方向，但究竟如何平稳有序地从有管理浮动的此岸走向自由浮动的彼岸，是一篇亟待破题的大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