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通讯》网刊精选 | 从《是，大臣》到《波斯人信札》：性别因素如何影响政治观念？

    本文为“网刊精选”系列，该系列旨在提供每期《政治学通讯》的精选稿件，以飨读者。本文原载于《政治学通讯》第三卷第三期“国际研究动态”栏目。

空间政治学、环境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揭示了地理空间在塑造社会文化和身份认同上的特殊作用，并进一步点明观念与空间的互动关系。因此人的性别观念与事实中的不同场域密不可分，例如在中国某些地区的宗族祭祀中，女性不能进入家族祠堂或扮演“次要”的角色，而由男性主导整个仪式的完成。实际上，在各种异域空间（福柯语）中都可窥见形塑性别意识的缩影，从学生时代校园里的男女同桌到婚礼中男女双方的不同活动安排，几乎比比皆是。空间对于性别意识有怎样的意义，性别意识又如何强化了不同空间背后的价值，空间与概念的权力（政治）关系则成为解读性别政治的新的视角。

空间不只是政治活动的场域，同样塑造并反映着政治观念。例如在列斐伏尔有关城市发展的研究中，城市的发展与城市的工业化扩展似乎是一种难以协调的矛盾：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城市中的工业生产，但工业生产同样造成了严重的负外部性，进而阻碍了城市的实用价值。人们之所以容忍这种矛盾性事实的存在，是因为社会生活的堕落被城市治理的权力加以合法化。城市中的人们不再把“社会性”作为一种社会的公共属性加以理解，而是进行了一种原子式的个体主义阐释：城市的目的在于积累社会财富，个体生活于城市之中的目的也在于此。这使得人们一边追求物质目标，一边寻求非生产性的活动，如社交、娱乐、健身等。人们因此一边依靠城市工业化的发展实现对金钱的追求，一边甘愿容忍工业化的负外部性。列斐伏尔在《空间与政治》一书中借此表明城市是完全脱离自然的人类的产物，因为它完全是根据人的观念被创造的。这同时启示人们：人的观念能够影响空间的结构与发展，同时任何一种非自然空间的存在都反映了人的观念。

这一结论使人不禁思索性别观念与对应空间的互动关系。实际上，自从女性主义地理学发展以来，性别、认同就已经与地方、生态紧密关联起来。在现代社会中，劳动和资本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实现了世界范围的联结，人们据此形成不同的身份和组织，也同时创造了安放这些身份和组织的非自然空间。相对应的是，这些空间也塑造了人们的认同、观念与生活习惯。从性别的角度而言，一个人决定在某地定居，男性进入到某个工厂工作，或女性承担起公司的行政工作，绝非单纯出于个人的选择，而是受经济、社会与文化变迁影响的结果，这一结果最终在不同的空间之中得到了体现。多琳·马西用“全球地方感”来说明不同空间环境对人的地方依赖感的塑造作用，而空间正是在各种各样的观念关系之中形成的。因此任何一种空间都具有两方面的涵义：一是作为物质属性的空间，二是作为象征意义的空间，这为解读性别关系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从这一角度出发，性别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在各种各样空间的广泛社会实践之中形成的。所以人们对于男女的不同期待不仅会随着年龄、身份和民族等因素变化，也会随着不同时间和地方而变化。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在家庭、工作、学校或其他的场域之中受到的约束是不同的。长期以来，人们对两性问题受到了一种二元论的影响：女性有其应当具备的属性，男性则成为女性的反面。姑且不论这种二元划分是否真正具备合理性，但在女性主义地理学的研究之中，这种认识同样蕴含在空间的生产之内：谁应当被固定在某些空间里，谁应当被某些空间排除在外。就如波洛克认为的那样，建构性别的地理学提示人们把性别问题联系在迁移、民族、国际流动和全球化的问题中。例如在二元论的传统划分中，男性通常具有更多的公共属性，而女性却往往被固着在家庭等私人空间之中。这种性别认识影响了不同性别的人群在空间上的选择，如从事多种体力劳动的工人多为男性，而承担家政、看护等非生产性劳动的工人多为女性。康奈尔受到葛兰西主义的影响，认为关乎性别的文化概念被不同种类的空间巩固，并最终形成了针对性别的空间霸权。换言之，任何种类的空间都存在具有明确性别指向的支配性认识，如女性不应该出现在入风月场所中，但经常流连于夜店、KTV的男性似乎可以被更宽容地对待。康奈尔同时关注到了同种类型的空间也有可能存在异质的支配性认识，如某些女性主义咖啡厅和同性恋酒吧反而对出现的某些男性怀揣警惕。这种在同种空间中形成的异质文化有可能对支配性霸权形成挑战，并使康奈尔意识到有关性别的认识并非直接受到空间的建构，而是空间先行建立了特定的性别体制，这种性别体制选择了空间之中的性别与性别观念。

康奈尔进一步认为任何特定的性别体制都由三方面构成：权力关系、生产关系与感情依附关系。权力关系指的是不同性别的地位对比，康奈尔认为当今普遍存在的权力关系依然是父权制的关系。生产关系体现在具体行动的安排上，它包括任务和最终受益如何因性别而分配。康奈尔认为受到父权制权力关系的影响，女性在最终受益份额的分配上处于劣势，即便有统计能够显示当前多数上市公司的股份已然由女性持有，但这只是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巧合，并且是男性气质的社会结构的环节（即所谓“绅士风范”）。感情依附关系则源于亲密关系的建立，特别是性关系的生成。康奈尔在此用精神分析的方法来反思感情依附关系，认为任何性取向或性行为实际上都是对欲望的不同表达，它是性别体制的一个方面，因而具有公共性或政治性。因为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对社会风俗、公共道德的接受与反叛，也包括带有强制性或任意性的要求。康奈尔的这种认识与马克思主义存在很深的渊源，二者都强调生产与再生产在建构社会关系中的作用，并且因三种关系的不同排列组合分化出了不同的空间和性别体制。

但是康奈尔在解释特定的性别体制方面是缺乏的，尽管她本人对感情依附关系青眼有加，但在任何人选择有限的条件下，进入某种特定性别体制的空间中或许只是一种迫不得已的结果，而非出自个人的主动选择。坎迪犹蒂的观点在这一方面上更进一步，在她于1988年发表的论文中，详细讨论了欧洲和亚洲父权制的不同特点，并侧重理解女性宁愿接受父权制的原因。她发现不同父权制中的女性对父权制的接受存在一个共同的动机，即个人利己主义。因此只要这种体制对她们的长期生活是必要的，那么即便它会损害自己亲人或朋友的利益，女性依然会选择忍受。坎迪犹蒂的进步之处在于她的研究强调了女性自主性的作用，换言之，女性仅仅是选择在父权制中以何种方式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利益，而非真的卑躬屈膝，这毋宁说是一种策略的选择。因此性别观念并非前文所述的二元论，而是关乎权力与阶层的不平等关系。这一论点使人们从集体主义层面脱离，转而关注同种性别中的多样性。例如朱迪斯·巴特勒认为性别化的身体已经是由二元论立场创造的，但人的社会性别之所以要与生理性别保持一致，实质上是一种性别操练的结果。性别操练的前提是一种支配性的性别霸权，它规定了不同性别的行为模式，并要求人们为满足这一规范而不断实践。在这一过程中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显得泾渭分明，并通过举手投足的“装扮”被确立起来，空间的选择就成为了“装扮”的一种形式。

然而在类似观点被人们关注的同时，一种新的担忧也随之出现。以巴特勒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观点似乎消解了男性和女性的明显差异，或者说二者本就没有什么不同，仅仅是某种权力建构后的结果。那么如果“女性”或“男性”本就是不存在的，并且以“女性”或“男性”的名义提出的要求也仅仅是性别操练的产物，那么人们还能够以性别之名做什么？人们无法再为堕胎合法化、适当的婴儿照顾、合理的薪资分配、受教育权的普及等社会议题提供合理性，因为这些问题背后通常都伴随着性别的考虑因素。因此人们在意识到女性主义地理学通过对空间的分析，引申出理解性别多样性的进步意义之时，也需要慎重地反思它消解性别差异，进而消解社会议题的正当性的可能。

伴随着世界妇女参政权运动的广泛兴起，女性能够以政治家的形象参与政治活动并完成自身的利益表达，但与此同时也形成了新的诸多问题。在比较政治学的研究中，有学者通过分析女性和男性的参与规模来认识女性在政治参与中的匮乏；有学者聚焦于女性代表的支持率来质疑女性是否具有足够的回应能力；亦有学者通过考察妇女参政中的现实状况反思旧有观念对其造成了何种影响。诸如此类的研究启发了不同领域的学者展开新视角的研究，也表明了当今政治参与中因性别因素而出现的问题。如男女代表的比例如何体现男女平等，女性代表的支持率是否能够如实反映女性的政治能力或这一现象又是受到了何种因素的影响，女性的政治行动对于改善女性社会处境具有怎样的效果或对男性有着怎样的意义？

女性的政治代表性与政治参与已经成为了世界范围的议题，其中刻板印象（stereotypes）无处不在地在相关领域扮演着绊脚石的角色。福山于1998年在《外交事务》中曾发表观点：作为生物学的特征，跟追求权力并展现攻击性的男性相比，如果政治世界由爱好和平和协调的女性来掌控的话，世界会变得更加和平与协调，也会有更少的战争，然而只要有流氓国家的存在，即使没有男性政治家的存在，包含男性气质的政策依然是必要的，并且应该在坦然接受人类野蛮本能的同时构建能够软化人类野蛮本能的系统。而Tickner于次年（1999）在《国际研究学会》中反驳道国际关系女性主义者不会主张女性比男性更偏好和平和协调的概念，反而希望切断这种带有偏见的关联，认为正是这种将女性贴上此类刻板印象（理想主义、执行力欠缺等）标签的倾向使女性在获取权力的路上面临更大的阻碍与不信任并使得男性在权力的位置上坐得更稳。早期一些学者认为女性倾向于有相对男性更低的政治效能感，再加上女性在政治赛场的历史中被边缘化的事实，于此背景下建构出使女性不由自主接受性别刻板印象的现象。同时，女性在政治机关中结构性上的代表性不足与政策上响应的滞后也使得女性与政治参与之间的疏离感增加。随着社会规范建构与个人对某一群体的刻板印象相互影响，人们对性别层次上刻板印象的接受则变得根深蒂固且广泛，1980年代英国情景喜剧《是，大臣》中汉弗莱和阿诺德对女性进行评价的桥段所讽刺的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大臣》(1982) 剧照

近年来在追求性平等的道路上，各国政府对此作出了一系列努力，其中配额制为其中之一，具体体现在立法机关、政府岗位、企业、国际组织等以成文或不成文的方式规定至少一定比例的人员为女性来避免其决策的考虑视角与过程过于单一并提供更合理的公共利益配置，由此1.避免男性思维单方面地主导决策，为立法及决策等带来规范、文化、行为上的改变，将女性的关切纳入考虑；2.破除女性与私人领域相挂钩的刻板印象，以及其他将优劣特征基于性别二分的观念；3.系统性培养女性领导人并向社会传递开放包容的规范与信号，以呼吁更多女性有意愿和自信去涉足相关领域。在企业中，挪威、法国、德国等国会对一定时间内不遵守配额制的企业进行经济惩罚。关于参政方面的的妇女参政配额制即通过规定比例的方式，切实保障妇女普遍享有政治参与权，特别是在国家民主和政府岗位的决策权，并不断提高政治参与的比例。然而配额制也有其所带来的争议，因为当性别作为决定候选人的中心要素时，这种情况会对大众对于候选人的能力认定产生消极影响（如在立法机关），例如人们会觉得该候选人之所以能够站在台上更多的是因为其性别而不是能力。同样地，在企业及联合国的情况中，有观点认为此举无异于自损效率；在挪威，政府对企业管理层的配额政策并没有激发更多女性报名商务学习项目；在就业市场不景气且有家长制传统的韩国，公务员配额制使得处于职业发展初期的年轻男性在这场零和竞争中有所不利，从而对相关政策相当反感，并进一步加剧社会中的性别矛盾。由此可见在不同环境与状况中，相关政策会与当地或机关的特性产生一定的相互作用，并内生出一系列的批判点与局限性。与此同时，比例配额制并不必然地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因为描述性代表（descriptive representation）与实质性代表（substantive representation）的程度并不必然相等，其中描述性代表指的是女性代表在议会的数量（physical standing for）；实质性代表指的是女性代表在议会中发挥的影响以及其提出的基于性别差异考虑的讨论（acting for）。进一步来讲，女性代表并不一定参与到性别相关政策制定中，且相关政策制定者也并不局限于女性代表群体。尽管如此，结合近年来出现的象征性代表（symbolic representation）的概念的提出，学者们开始关注这一概念的发展与观察现象，即女性代表的存在对选民的影响。详细来讲则为对选民对政治体制的认识、态度以及效能感的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认为此概念是描述性代表的衍生概念，然而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它与描述性代表相互补充，或存在另一独立层面的关系，并将象征性代表定义为：根据某个特定的特征来代表一个特定的群体。引用相关作者的话来说就是“不仅代表他们自己，而是像一个国旗代表一个国家一样。”但此新概念至今仍缺乏足够的研究来支撑强有力的理论构建。

女性领导者在大众眼中会被怎样认知呢？已有研究表明民众出于刻板印象倾向于相信女性领导者相较于男性领导者更加清廉、正直，然而女性领导者在贪污后会面临来自民众更严厉的批判与惩罚。同时，民众通常对女性代表在需要“男性气质”领域（安全、国防等）的能力持负面态度，且只能胜任护理、后勤等“女性气质”占主流的领域。且在情绪方面，有着将女性表现情绪和女性无法控制情绪挂上等号的倾向。另一方面，敌对政党和媒体通常因党派敌对因素在媒体宣传中暗示相关领导人的不称职，由此民众对女性领导者的刻板印象也进一步加重。

综合来讲，作为性平等的一环，女性参政道阻且长，其中刻板印象与代表性不足为老生常谈的原因。这两个要素与各国当地特色相反应，衍生出一系列的局限性与阻碍（如政治化、反向刻板化、社会对立化等），并对通过代表比例的平等、正义等相关衡量造成影响。除此之外，世界各国情态严峻，社会问题日益突出、民粹主义抬头、民众对政治体制的不信任、效能感的降低等不断深化，这些对女性参政、相关议题实质性代表参政等均造成阻碍。

女性主义的思潮发展至今可以概括为三个阶段。首先是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密尔等人为代表的第一波女权主义者，他们详尽剖析了女性在各个领域中身处的屈从地位，并为女性的权利正名，以此寻求男女地位的平等。其次是以波伏娃、萨特等人为代表的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想家，他们受到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生物学等观点的影响，发展出了光怪陆离的不同学说。这些学说从各自的视角出发，分析了女性遭受压迫的根本性原因，甚至提出对应的革命方法。第三波女性主义事业活动家则以上野千鹤子、贝尔·胡克斯等人为代表，进一步继承了第二波女性主义思想家的理论成果，并将女性主义推广到了社会事业的实践当中。不可否认的是，女性主义因此得到了巨大的进步，却也同时形成了面向其本源的诘难：女性主义的目的在于实现性别平等吗？贝尔·胡克斯曾石破天惊地质疑道，男性内部就是平等的吗？一个黑人男性和一个白人女性谁的地位可能更高？诸如此类的问题驱使着人们重新审视女性主义的起点：性别平等的合正当性。

“feminism”虽然如今成为称呼女性主义的统一标签，但从女性主义的发展历程而言，不同的女性主义者都曾用不同的词汇来宣示自己的立场。例如，英国妇女参政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埃米琳·潘克赫斯特更倾向于使用“suffragist”（妇女参政主义者）来体现自己的政治态度。堪称最早的女权主义者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她驳斥柏克观点的著作（《为女权辩护》）中，则是采用了“female right”的字样来表明自己的立场。尽管她们用词各有不同，但却具有共同的权利意识，即女性必须掌握权力（利），目的在于实现男女平权。

《波斯人信札》 孟德斯鸠著

然而女性主义者取得这一共识却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变迁。在近代早期的文本之中，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式的辩驳堪称凤毛麟角，彼时多数初觉女性意识的人们对于女性身处的境况怀揣着很深的同情，甚至同时伴随着对于男性的强烈仇视。譬如在《波斯人信札》中，孟德斯鸠就曾借助虚构的波斯贵族郁斯贝克之口，指出女性深陷家庭奴役制的事实，并构想了一个与“男性天国”截然不同的“女性天国”。在这个“女性天国”中，男性和女性的地位完全颠倒，女性实现了对男性的全面压迫和控制，男性只能充当侍奉女性、接受管理的角色。这种情绪的发泄或许无可厚非，但它对现实社会中的性别关系缺乏有效的指导作用，甚至反而会激化因性别形成的对立。因此大多数的女性主义思想家都否定了这种认识，并将女性主义运动扩展到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以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密尔等人为代表，寻求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成因。例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在《为女权辩护》一书中尝试批评以卢梭为代表的对女性的错误认定，这种错误认定把女性生理力量的弱小同女性应当被征服、被管理的结论画上等号，因而在观念上形成了对女性的刻板印象。密尔也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中指出长期以来“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分工习惯将女性与能够创造价值的工作相分离，转而使其固化在缺乏积极评价的家庭事务之内，使得女性丧失了与男性同等的经济地位。反思女性屈从地位的思潮在二战后随着波伏娃等人的活动进入了高潮，他们受二战后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等思想的影响，进一步分析女性身处弱势地位的动态原因。例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石破天惊地从生物学的视角分析女性的生理能力之所以难以同男性相称，是因为长期以来男性垄断了社会的大多数工作，而这些工作在人类早期社会基本都是体力劳动。因此女性在生理上的弱势同样是“用进废退”的进化论结果。米利特聚焦广为人知却更加隐秘的性领域，在《性政治》一书中指出文学中几乎全部的情色桥段都是以男性视角完成书写的，一个淑良却淫荡的女性才能够真正满足男性的预期。男性的目的就在于征服女性，并在此过程中展现所谓的“男人气概”，因此男人可以炫耀自己在性方面的种种胜利，但女人只能对其三缄其口。文化女性主义者玛丽·黛丽进一步分析了不同领域的性别认识如何最终影响对男性和女性的不同社会评价，她认为在就业、家庭、政治等方面对女性的显性压迫根源于性别建构中对女性的隐形压迫，这种建构完全压抑了女性的特质，甚至塑造了“异化的女性”，即长期饱受这种评价的女性会有意或无意地迎合男性的认知，甚至转而对其他女性大加挞伐。因此玛丽·黛丽提出了“妇女生态学”的观点，主张建构一种女性专属的性别文化空间，来对抗负面的性别建构。

显而易见的是，第一阶段女性主义的思辨把女性在权力关系上的优势地位视为获得解放的重要途径，换言之，女性只有重新掌握权力或创造新的权力，才能够与男性分庭抗礼，实现男女平等的最终目的。但一个新的问题却也随之出现：将女性解放同男女平等画上等号是否合适？受到意识形态研究的影响，一些女性主义者对此问题得出了颇为悲观的结论：男女平等或许最终只能是虚假而狂热的乌托邦主义，因此它无法准确描述男女平等的真实样态。更何况在现实之中，男性之间也存在诸多不平等的情况。第一阶段中女性主义者种种宣扬“女权”的努力都只是将一个宏大的社会问题窄化为男人和女人的冲突，而忽视了身份、民族、代际等种种复杂因素对性别关系的影响。因此第二阶段的女性主义者对既得结论进行了价值重估，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作为社会事业的女性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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