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谓是人们因为亲属、婚姻和其他社会关系，以及由于身份、职业等等而建立起来的称呼、名称。汉语中，夫妻称谓是十分常用的基本词汇，也是维系家庭和社会生活的重要纽带，它具有特殊的使用规律和发展轨迹。
而在中国历史中，“宗法”、“家庭”、“父权”等观念浓重，因此夫妻称谓在汉语称谓语系统中显得十分重要，夫妻称谓的发展独特地体现出家庭关系中，男女权利地位的变化，尤其是女性在家庭地位中的提升。
称谓按照状态分为面称和背称，按照感情色彩分为尊称、敬称、谦称和贱称。
就感情色彩来看，古代的夫妻间称谓可以用一个词概括，即是“男尊女卑”。
不少学者做过调查，在汉语中，对于丈夫的称谓主要特点是带有尊敬意味的尊称和敬称，例如“丈夫、夫君、君子、相公”等，相反，对于妻子的尊称和敬称却很少，即使是尊称，也是依附在丈夫的身上，如“夫人、贤妻”等。
而从谦称和贱称方面看却恰好相反，形容女性的贱称在对历史文学的语料搜集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由于古代的一夫多妻制度，引申出许多语义上对妻子地位的贬低，如“贱妾、妾身”等，更有妻子以“奴家”自称表谦虚的姿态。《后汉书·宋弘传》曰 ：“贫贱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更是延伸到现代，后人仍以“糟糠”形容共患难同甘苦的妻子。
可以看出，
古代夫妻称谓文化受国家制度影响深重。
在经济上受我国长久实行的小农经济影响，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决定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男人作为家庭主要劳动力，女性对婚姻的依赖程度高，最初只有依靠男人出力气才能换来个人的温饱，因此男人有更高的家庭地位。
在政治上受宗法社会结构的影响，注重伦理纲常，礼节和三纲五常有其神圣不可侵犯性，而这些纲常强调尊卑有序、贵贱有别，更有女子三从四德之说。
值得庆幸的是，“礼”等伦理思想虽根植于我们的民族文化中，但如今人们已能用包容且正确的眼光去看待它，而妻子在家庭中的地位也逐渐上升，这在夫妻称谓中也十分明显。
回到现代生活，我们仍然可以在夫妻之间的称谓中看到许多古代称谓的影子，但即使同一个称谓，也已经没有了过去尊卑之差的意味。
例如现代常用的称谓“老公——老婆”，这对称谓最早出现在唐代。
传说唐朝时，有一位名叫麦爱新的读书人，他考中功名后，觉得自己的妻子年老色衰，便产生了嫌弃老妻，再纳新欢的想法。于是，写了一副上联放在案头：“荷败莲残，落叶归根成老藕。”恰巧，对联被他的妻子看到了。妻子从联意中觉察到丈夫有了弃老纳新的念头，便提笔续写了下联：“禾黄稻熟，吹糠见米现新粮。”
以“新粮”对“老藕”，“新粮”与“新娘”谐音。麦爱新读了妻子的下联，被妻子的才思敏捷所打动，便放弃了弃旧纳新的念头。妻子见丈夫回心转意，不忘旧情，乃挥笔写道：“老公十分公道。”麦爱新也挥笔续写了下联：“老婆一片婆心。”
“老公——老婆”的称谓由此而来，在现代则演变成最为常用的夫妻称谓之一。含有“相濡以沫、恩爱长久”的愿望，情感气息更加浓厚。
著名人类学、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将夫、妻、子看作社会结构中的基本三角，亲子关系是夫妻关系中重要部分，也是家庭生活的核心。因此，夫妻间也常常以“孩子他爹”、“孩子他娘”互称。这种称谓实际上是方言口语，在北方更常见。
也就是说，并不存在现代一些人所认为的观点：用“孩子她妈”、或者“老婆”等称谓就是情感破裂或贬低女性的意味。相较于古代称谓，现今夫妻间的称谓，已全然对等，身份地位平等显而易见。使用何种称谓更是因人而异，只要彼此接受那种称谓带来的亲切和舒服感即可。
不得不说的是，
汉语日常的夫妻称谓中受许多西方思想的影响。
例如“darling、honey、dear、baby”等，年轻人更多会用“亲爱的”、“宝贝”等来称呼自己的另一半。
戴昭铭教授曾指出：“称谓是人际关系的文化符号”。他曾研究亲属称谓，尤其是侧重于夫妻称谓，并由此得出其婚姻制度、礼仪习俗、文化观念等背景信息。
婚姻制度最突出的变化是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包办婚姻、男尊女卑等特征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实行男女平等、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新型婚姻制度，这时女性地位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曾说：“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因此与之相适应，夫妻称谓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而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社会逐渐告别了完全依靠土地耕种和家庭自主生产的模式，走向商品经济。这使得现代女性不结婚也可以获得经济和事业上的成就，这时她们会更多考虑“婚姻包袱”，即结婚与生孩养孩照顾年迈的父母捆绑在一起。
因此
女性地位的提升虽表现在夫妻称谓上的变化
，本质上却是女性追逐更高的需求，如社会地位、受到尊重、个人的自我实现等。这也是我们能看到的离婚率高、婚姻高龄化等社会现象的原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