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幽默感建立在直面了现实的瑕疵和不完美之上，当我们感受幽默的时候，总是需要观察到一点点的不幸，同时又不被其约束在一个严肃的现实领域中。幽默是人能从最沉重的苦难中活下来，并继续保持希望的重要心灵品质，它也是科胡特所说的自恋成熟的五种心灵特质之一。
《出入平安》是一部非常风格化的电影，它用一种荒诞诙谐的人物表达方式点缀了一个灾难故事，却又没有消解灾难表现为苦难时应有的那种肃穆性，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国人特有的自我调侃方式，不是调侃苦难，而是调侃苦难中的自己，调侃那些不可改变却可抗争的对象。
故事塑造了两个有趣的人物，一个是即将被正法的死刑犯，一个是遵循着道德律法的警察，这两个人物从完全的对立和不相容，到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地震后，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那是一种更改了一切规则和属性的新的生存情境，当所有人都面对最本质的生存威胁且需要彼此间的相助时，原有的律法就失效了，因为我们首先需要让自己活下来。
所以这部电影在我看来是一部讲述怎么活下来的故事，不仅仅是现实意义上的活下来，还包括从一种心理上的死局中挣脱出来的隐喻。
这让我想起了弗洛伊德关于本我和超我的隐喻，他说本我就像犯人，随时想要越狱，而超我就像是警察，他的职责就是不让犯人越狱，故事里还有个齐天大圣和二郎神的隐喻，警察时常对犯人说：“要想取真经，先戴紧箍咒。”
在电影中，犯人一开始并不想去营救其他人，因为那是警察（超我）的所关注的，他在乎的是自己怎么逃脱（本我的欲望），并见到正在分娩且生死未卜的妻子。只是在他见到妻子之前，他首先得从灾难中脱困，在这个过程里，他不得不面对警察，他被迫要去考虑他人，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里，他发现自己心中本就有的一些东西，就像在弗洛伊德的隐喻中，人类的无意识中不仅仅有纯粹的攻击与欲望，还有着对于一种更高精神满足的追求，而警察则是那个帮他体验到这些的人。
警察就像是一个监督者，他时刻在约束着犯人，提醒着他应该去做什么，他们一边对抗，一边追捕与逃脱，一边又在迫不得已时相互协作，这种羁绊是奇妙的，就像警察后面对犯人说的那句话：“如果你不是犯人，而我不是警察，那我们应该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一方面要面对由彼此身份所造成的不相容，一方面却又要基于真实的个人情感去认同对方，在这个过程里，很多墨守成规的东西都被解构了，这会让我们以更加赤裸的方式感知一个人，感知一个主体是如何同时由光辉和阴影所编织的，就像人可以是自私的，也可以是善良的，可以是对同类漠不关心的，也可以是为了某种超越自身的东西慷慨赴死的。
《出入平安》是一部非常风格化的电影，它用一种荒诞诙谐的人物表达方式点缀了一个灾难故事，却又没有消解灾难表现为苦难时应有的那种肃穆性，这里面包含着一种国人特有的自我调侃方式，不是调侃苦难，而是调侃苦难中的自己，调侃那些不可改变却可抗争的对象。
故事塑造了两个有趣的人物，一个是即将被正法的死刑犯，一个是遵循着道德律法的警察，这两个人物从完全的对立和不相容，到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地震后，他们之间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共生关系。那是一种更改了一切规则和属性的新的生存情境，当所有人都面对最本质的生存威胁且需要彼此间的相助时，原有的律法就失效了，因为我们首先需要让自己活下来。
所以这部电影在我看来是一部讲述怎么活下来的故事，不仅仅是现实意义上的活下来，还包括从一种心理上的死局中挣脱出来的隐喻。
这让我想起了弗洛伊德关于本我和超我的隐喻，他说本我就像犯人，随时想要越狱，而超我就像是警察，他的职责就是不让犯人越狱，故事里还有个齐天大圣和二郎神的隐喻，警察时常对犯人说：“要想取真经，先戴紧箍咒。”
在电影中，犯人一开始并不想去营救其他人，因为那是警察（超我）的所关注的，他在乎的是自己怎么逃脱（本我的欲望），并见到正在分娩且生死未卜的妻子。只是在他见到妻子之前，他首先得从灾难中脱困，在这个过程里，他不得不面对警察，他被迫要去考虑他人，也正是在这个过程里，他发现自己心中本就有的一些东西，就像在弗洛伊德的隐喻中，人类的无意识中不仅仅有纯粹的攻击与欲望，还有着对于一种更高精神满足的追求，而警察则是那个帮他体验到这些的人。
警察就像是一个监督者，他时刻在约束着犯人，提醒着他应该去做什么，他们一边对抗，一边追捕与逃脱，一边又在迫不得已时相互协作，这种羁绊是奇妙的，就像警察后面对犯人说的那句话：“如果你不是犯人，而我不是警察，那我们应该是很好的朋友”。
他们一方面要面对由彼此身份所造成的不相容，一方面却又要基于真实的个人情感去认同对方，在这个过程里，很多墨守成规的东西都被解构了，这会让我们以更加赤裸的方式感知一个人，感知一个主体是如何同时由光辉和阴影所编织的，就像人可以是自私的，也可以是善良的，可以是对同类漠不关心的，也可以是为了某种超越自身的东西慷慨赴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