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议》杂志|“新自由主义”的起源和四层含义

新自由主义是什么？不是什么？对于这个流传颇广，但又内涵模糊的概念，西方学界最近展开了反思。近期，美国《异议》杂志刊登了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丹尼尔·罗杰斯（Daniel Rodgers）的文章《新自由主义的应用与滥用》对该词汇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分析辨正。作者分析了新自由主义使用的四种方式，并认为新自由主义被过度滥用了，它可能导致我们无法认清世界政治发展的真实情况。

新自由主义在美国左派取得如今的应用，但其起源比通常认为的要混乱的多。它旋风一般的增长可能会模糊一套现存术语，而这些术语的分析和政治感染力比新自由主义含义所能涵盖的更为清楚明确。现在对语言中的社会现实主义需求程度是前所未有的，新自由主义的严重缺陷就在于进步人士尝试把它用于政治领域。它的优点在于其语言和概念上的广阔性。但是在它吞噬掉其周围范围内的词语之前，有必要问一下我们所获得的东西是否值得潜在的负担。

新自由主义没有单一的起源或者血统，它以一系列错误的开始获得其在语言中的生命力。在十九世纪，最强大的政治术语是“自由主义”。纵贯欧洲和拉丁美洲，自由主义政党拥护最大化的经济和个人自由：包括自由贸易，放任经济，弱国家和思想与良知的广阔自由。在十九世纪中期，自由主义是一个战斗性的术语，一个用来将自由扩展进重商主义者和君主社会秩序中越来越多领域的横幅标语。它不需要修正。

第一批把“新”添加到“自由”之前的人是英国自由党内的反叛分子，他们试图把自由的承诺与放任的自由计划分割开。起步于艰难的1880年代，他们开始认为不受国家权力制衡的最大限度自由并非真实的最大限度的自由。需要政府提供对抗性的手段才能从自私自利的贪婪地主、剥削性的雇主和寻求垄断的利益集团手中保障自由。二十世纪中期英国和美国的福利国家知识结构大多是这些新的具有社会意识的自由主义者的作品。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威廉·贝弗里奇就是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是。直到1940年代，新自由主义术语的这场含义才消失，它从英国的政治流行话题中逐渐消失，并被美国“新政自由主义”的标签所覆盖。

在194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的诸多变体开始在欧洲大陆第二次出现。有一小组以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为中心的一部分经济和政治哲学家承诺在社会主义和古典放任经济自由主义之间搭建桥梁从而保持自由的优越，并且对于那些整个1920年代经历的压力和不稳定更具耐受性。 “Néolibéralisme” 是提议的综合体术语之一。但是这一标签没有维持多久。哈耶克不喜欢这个术语。最有影响力的德国参与者很快放弃了新自由（neoliberal），而选择了秩序自由主义（ordo-liberalism），最终采纳了社会市场经济（social-market economy）—一种经由基督民主党开始在战后德国的政策制作中起到主要作用的混合经济计划。在1940年代这些人中最年轻、最盛气凌人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在一篇1951年的文章中把自己的思想描述为新自由主义。但是他的经济政治中没有持久的新内容。弗里德曼一人制造了现在自由党团渴望实施的许多不加掩饰的自由放任经济的方案，但他很快放弃了新自由主义的标签，并且青睐于激进自由主义或者十九世纪古典的朴素自由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第三个含义来自于这之后很久的一个事件：智利军事独裁者在1970年代强行废除国内的社会主义政府后，在芝加哥大学经济学院顾问的指导下实施用来应对恶性通货膨胀的休克疗法。那些见证了阿连德政府经济政策的突然中断和替代其的紧缩预算、国有企业私有化、退休金系统、废除价格管控、放弃外贸限制、遣散工会的人都不会称自己为新自由主义者。一些智力经济学家从德国著作中挑选出这个术语。但是在智利绝大多数使用这个术语的人都是智利军事政权的批评者，他们对于这个政权反动性的在智利实施一种新的放任自由主义经济计划感到震怒。新自由主义对于智利的军事政权批评者来说意味着十九世纪被剥夺了政治自由的自由主义。这个术语持续出现在拉丁美洲的讨论中，又通过政治经济回归到有关欧洲的讨论中。

最后关于新自由主义的第四种含义于前三个都无关，来自于查尔斯·彼得斯（Charles Peter）1983年发表的《新自由主义宣言》（A Neoliberal's Manifesto）。在彼得斯看来， 新自由主义不是一种恢复十九世纪经济自由主义的呼唤，而是用来中和罗斯福新政的有关工会特权和福利方面的野心。它对于克林顿及其政府的政策有着强大的影响。但是持续出现在政治演讲中的术语是政治三角（political triangulation）而不是新自由主义。

在每种路径中，新自由主义都以不同的含义和场合被循环使用而又不稳定归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沿着谱系寻根溯源，你会发现这一轨迹布满了不稳定和间断。新自由主义被不同的团体基于不用目的加以应用，有时候又会被抛弃，然后突然的在1990年代中期，它又兴起了。在学术界左翼，它既是语言学的风尚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霸权性词汇。

尽管我们可以很容易注意到某些综合观点在新自由主义的所有应用中有体现-对于国家力量掌握与控制的怀疑，对于影响人类行为的动因的尊重和对市场的信心-四种自由主义之间的区别是巨大且重要的。他们在对客体的命名，概括的因果关系，反应的脆弱性方面都不一样。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各自所鼓励以对抗正在向我们逼近的力量所采取的政治策略上不一样。

许多写文章严厉抨击新自由主义的人都注意到了他们一心一意所描述的现象中的无序。大卫哈维写到：资本主义世界通过一系列周转和混乱的实验跌跌撞撞地迈向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JamiePeck断言新自由主义在有缺陷的实验的混乱与矛盾中挣扎于一个又一个的危机之中。新自由主义是易变而可塑的，永远具有可重构性。“它易变、分化、不系统、自相矛盾、不纯粹”“难以驾驭，自我分裂而不恒等”这些限定词使得在一些版本的新自由主义故事中仍可以听到的“这都要归于哈耶克”这种说法变得复杂。但是新自由主义的身份问题在多大程度上源自于其阶段的转换和再组合呢？这又有多大程度上是过度延伸单词含义的结果呢？

这些现象中的每一个都有一个既存的名字：第一种含义叫做“金融资本主义”，第二种含义叫做“市场原教旨主义”，第三种含义叫做灾难资本主义的周期性政策，第四种含义叫做商品化的自我与商品化社会想象的普遍文化。这些名字可能并不完备，但是他们指向真实的体系、真实世界的可选方案和可实现的政治。现代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力量与薄弱点，底部不稳定而顶端极度累加的机制已经进一步在迥然不同的公共政策体系中要求更多的仔细探查和更有效率的抵抗行动。现代的以数学武装起来的效用最大化范例和市场效率融入经济专业作为统一的工具包开分析人类行为的方式是一个独立的需要批判与替代方案的问题。商业友好的提议在充满危机的政策下的运作方式需要更多的调查、机构性分析和公共抵抗行动。重视共有商品和公共福利，重新把政治想象为深思熟虑的场所而不是充满广告的消费者选择场地，通往这样社会的道路需要进步主义者们能召集到的所有政治工作和想象力。这些都不是简单的任务，但是在这些前在的术语之间，分析与行为之间的连接是明确而直接的。把所有这些现象集中于一个杂食性词汇中可以让我们的任务更加清晰吗？或者这会让我们更难明确抵抗方式、行动策略和创造替代可能性吗？

极限情况下，把所有困扰我们的问题集中在一个大口袋中会使笼罩在我们面前的绝望更为恶化。温迪·布朗对运行这个术语的巨大、快速、复杂并且看起来无法利用的力量所带来的无力感感到忧虑。对于那些以为08年的经济危机已经是新自由主义经济迟来的丧钟，却看到先在的经济结构、想法和政治更强势地回归的人来说，这种无力感是不可忽视的。布朗本人是当下公共知识积极分子的领头羊之一，她所写的Undoing the Demos中具有勇气，但是也有类似“精疲力竭、坍塌、普遍的可能性和目的的萎缩”这样一种悲观主义的语言贯穿其中。或许这就是一个如此彻底的组织于市场下的社会所产生的东西。又或者是延伸的范畴是一种切实可行的政治更难察觉。

在我们政治的这个当口，迫切需要一种社会现实主义语言，那新自由主义这个术语又有什么用呢？在美国，新自由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学术届和左翼知识分子的词汇。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者们几乎从来不把它用于描述他们的计划和或者他们自己。在进步学术周刊和研讨会的范围内，新自由主义已经快速作为一种虚拟货币而发挥作用。足够便携到拿来在几乎任何学术讨论中的左翼获利，新自由主义加入对话需要很少成本却能带来清晰的数据回报。

但是扩张性的词汇很少停留在他们本来的界限内。新自由主义已经进入部分公共政治空间内。对于那些试着去弄清楚特朗普如何从竞选小丑到总统的人来说，2016年的灾难就是选民们对于克林顿所支持的温和新自由主义的报复行为。对于其他人来说特朗普作为新自由主义的拥护者赢得了选举人票，一个典型的具有坚定理想和价值观的人。在他激昂的经济民族主义背后更快的资本积累可能从一开始就是特朗普的最终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