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 综合报道

据外交部网站消息，钱其琛曾在1988年至1998年担任中国外交部长，拥有丰富的外交经历。新华社此前报道，1982年，正是钱其琛开创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制度。

开创外交部发言人制度：没座位没提问，只有三句话

1982年外交部首场发布会，中间宣读声明者是钱其琛。

新华社2015年的一篇报道中称，30多年前，在没有座位、没有提问、只有三句话的“不正规”新闻发布会上，钱其琛开创了外交部发言人制度的先河。

1982年3月24日，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在塔什干发表讲话，虽仍充满对中国的攻击，但明确表示改善苏中关系的意愿。邓小平马上注意到讲话所传递的信息，并指示外交部立即做出反应。

两天后，外交部东四旧址主楼门厅前，钱其琛面对七八十位中外记者说：“我们注意到了3月24日苏联勃列日涅夫主席在塔什干发表的关于中苏关系的讲话。我们坚决拒绝讲话中对中国的攻击。在中苏两国关系和国际事务中，我们重视的是苏联的实际行动。”

三句表态谨慎而含蓄，但蕴含中国对苏关系可能发生重大转折的信息，让世界舆论为之震惊。声明念完，没有提问，发布会结束，“中国的新闻发言人”首次进入媒体视野。

“那时，外交部还没有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制度。我仍在新闻司司长的任上，正在考虑设立新闻发言人，此事便成了立刻建立发言人制度的契机。”钱其琛在《外交十记》里回忆。

2006年3月14日，中国前副总理钱其琛在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举行的《外交十记》英文版推介仪式上讲话。

钱其琛从事外交工作20多年，退下来后于2003年7月把自己亲身经历的一些事件写成书籍，定名为《外交十记》。该书记录了钱其琛的外交生涯。下面选取了其中若干精彩故事，与读者共飨。

曾和盯梢者开玩笑，叫其给自己带路

10年后，也就是1972年初，我正在安徽干校劳动之时，又一次奉命赴苏，到驻苏使馆担任政务参赞。

当时，中国仍在经受十年“文革”的磨难，人们的思想在经历了社会动乱之后，正孕育着对社会主义的新认识。在赴莫斯科的火车上，我也在想，不知10年后的苏联会是什么样子，社会有什么变化。

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上乘客已经寥寥无几了，和10年前的境况真有天壤之别。我们几乎可以独享整节车厢，旅途烦闷时，只能和乘务员聊聊天。当时，中苏之间的交往已经很少，但两国间的国际列车仍照旧运行。

中国驻苏使馆在列宁山上，占地12公顷，主楼是一座宏伟建筑。这时，使馆的工作人员已大大缩减。由于双方关系紧张，苏联方面设了好几个警察岗哨，对中国使馆进行严密“保护”，也就是严格监控。

时过境迁，当年热情澎湃的场景已经不再。驻苏使馆里相当冷清，与对方已经没有多少外交业务了，只能在使团中开展工作。对苏方，除了一些礼节性拜会外，就是我方提出抗议或是驳回对方的“抗议”。

由于莫斯科地处交通要道，过往的中国代表团仍然不少。使馆的一项工作就是向他们介绍苏联的情况，以及逗留期间应注意的事项。

我们也利用一切机会到苏联各地旅行，去了解情况。我先后访问了外高加索地区和波罗的海沿岸。苏联方面对我们的出行格外注意，采取严密的监控措施。被“盯梢”真是家常便饭。只是这种“盯梢”太容易被发现了，有时把他们甩掉，有时也开开他们的玩笑。有一次，在旅途中，我干脆就直接跟“盯梢”的人说，你跟在后面太辛苦了，我们正好不认识路，还是请你到前面来，给我们带路吧。“盯梢”的人被弄得哭笑不得。

钱其琛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1991年11月13日，时任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左一），时任中国经贸部部长李岚清（右一）率中国代表团出席在韩国举行的第三届APEC部长级会议。

1993年1月13日，在法国巴黎举行的《禁止化学武器公约》签约大会上，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中）代表中国在公约上签字。

“扯皮”的意义

1982年，中央委托钱其琛为中国政府特使，在北京参加中苏两国政府就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进行磋商。对手是被（前）苏联视为“谈判高手”的副外长伊利切夫。首轮磋商，针锋相对，翻来覆去，各说各的，没有大的进展。但互相摸了对方的“底”。

次轮磋商于1983年在莫斯科举行。期间与（前）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的交锋颇具意味。他担任外长达27年之久，经历（前）苏联五代领导人，被称为“不倒翁”。也有着一副西方文人所说的“扑克牌面孔”，面无表情，又十分好斗，因而得了“说‘不’先生”的绰号。他在磋商中大骂一通美国人，然后“教训”中国应该同（前）苏联还是美国建立何种关系。钱其琛回答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同美国进行过长期的较量，比任何人都有资格知道如何同美国打交道。”令葛罗米柯一时语塞。

此后，中苏两国政府的特使每年都举行两轮政治磋商，但直到1986年第八轮政治磋商，仍没有就消除双方关系中的“三大障碍”问题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

虽然是相互扯皮，达不成任何共识，但扯皮也有其意义，它比互不往来要好。而扯皮多了，交往就慢慢多起来了。“扯”到1985年10月9日，小平同志会见罗马尼亚领导人齐奥塞斯库时指出：消除“三大障碍”首先应从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这件事做起，并提出中苏举行高级会晤的设想。经过十二轮政治磋商后，两国终于在1989年举行高级会晤，从而结束了几十年来的不正常状态，建立起政党的国家关系。

1996年9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这是1996年9月24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条约上签字。

2000年9月8日,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在纽约会见美国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伯杰。

2001年3月22日，美国总统乔治·沃克·布什在白宫会见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钱其琛。

与“做个交易”国务卿的周旋

美国原国务卿贝克经商多年，又担任过财政部长，无论办什么事情都如同做生意，喜欢说“做个交易”。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美国立即开始向海湾地区调兵遣将，一时战云密布，局势危急。我国原则上不赞成大国对海湾的军事介入，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美国则积极策划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它对伊拉克动武，企图要求中国完全按照他们的步子走。安理会表决时，拥有否决权的中国这一票，至关重要。因此贝克千方百计做钱其琛的工作。他给钱其琛打长途电话谈两件事：一是美国要在安理会搞个事实上是授权动武的决议；二是希望钱其琛出席11月28日在纽约举行的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并邀请钱其琛今后正式访问华盛顿。贝克说，如果中国能对美国提出的决议草案投赞成票或不加以否决，将为钱的访美创造适合时机。由于1989年的春夏季政治风波，美国还在对中国进行所谓的制裁，双方仍未恢复高层会晤。贝克把这两件事连在一起，显然也是一桩“交易”。

贝克喜欢“做交易”，自然也擅长讨价还价。中央决定对美国的决议草案投弃权票，美方得知钱其琛接受访美邀请后马上改变了态度，希望与钱在纽约双边会晤后再宣布钱对华盛顿的访问。出尔反尔，提高票价。我方当即指出美方违反了两国外长电话谈话达成的协议。随后美方的态度软了下来。

中国投了弃权票后，惯于“做交易”的贝克觉得“亏”了，心有不甘，又想在钱其琛访问华盛顿时不安排布什总统会见。但通过我方努力，布什总统终于会晤了钱。贝克只好说了一通自我解嘲的话来作安慰。

（全文有删减，部分来源：《南方日报》）

本期编辑：邢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