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681 孔劳格 | 用爱的书单拯救爱

阿兰·布鲁姆：《爱与友谊》

在《爱与友谊》里，阿兰·布鲁姆开篇以《爱欲的堕落》点题之后，第一部分讨论卢梭，以及受其影响的浪漫派作家，解读的作品包括卢梭的《爱弥儿》、《新爱洛伊丝》、司汤达的《红与黑》、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以及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第二部分将视线移至现代与古典的联结——莎士比亚，讲解莎士比亚几部以“爱欲”为主题的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安东尼与克里奥佩特拉》《一报还一报》《特洛伊罗斯与克瑞西达》《冬天的故事》。随后，以论述“友谊”主题的篇章——一篇讨论莎士比亚的《哈尔和福斯塔夫》，另一篇讨论蒙田和拉博埃西作为过渡。最后一部分解读希腊哲人柏拉图论述爱欲的名篇《会饮》。》 (中译本基本遵照英文原版，将三部分拆成三卷出版。唯一一处改动是：讨论《哈尔和福斯塔夫》的文章，被并入讲解莎士比亚的第二卷，而讨论蒙田和拉博埃西的文章则被收录到第一卷。）

可以说，布鲁姆在《爱与友谊》中，将作者、书目作为讨论单元，运用平易近人的行文，在向读者做一件老师经常做的事情：开书单。就像美国知识界另一位大名鼎鼎的布鲁姆——哈罗德·布鲁姆撰写《西方正典》一样，我们不妨把《爱与友谊》视作是为“那些仍然觉得经典著作很有吸引力的人、以及那些对爱情描写有着长久兴趣”的读者，献上的一份经典著作的书单。

布鲁姆曾不无痛惜地指出，在现代社会，人们对一本经典著作或一位伟大作者的反复阅读与信赖逐渐消失，这将导致生活基调的庸俗化和社会的原子化，也将瓦解一个社会对善恶尊卑的基本共识。这样的基本共识离不开柏拉图、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伟大作者的经典著作。布鲁姆写作《爱与友谊》，隐含着这么一个期待：通过这些经典著作，帮助迷失的现代人，重返爱的教育。

对于传统上就强调礼教的中国，布鲁姆书写《爱与友谊》的启示，恐怕正在于让我们看到爱的教育与经典作品阅读之间的关联。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思考：如何借助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教养资源，来帮助我们理解“爱与友谊”这一亘古通今的主题。在中国文化传统里，我们对“问世间情为何物”这一疑问，又有哪些有别于西方文化传统（比如布鲁姆在本书中所着重讨论的希腊传统和希伯来传统）的理路？

自从199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开始，布鲁姆被引入中文学界已有二十余年。对布鲁姆比较熟悉的中国读者，大概不会把《爱与友谊》仅仅当成一份书单。这本布鲁姆生前最后一本著作，与他之前的著述和思考，息息相关。

布鲁姆1930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他的祖父母从欧洲移民到美国费城，是一对虔诚的犹太教徒。他的父亲在犹太慈善机构工作，母亲是社工。布鲁姆年少时，随家人从印第安纳州迁居芝加哥，十五岁即被哈钦斯校长治下的芝加哥大学录取。在余下的漫长岁月里，布鲁姆的生活轨迹再未离开大学校园。他仅仅花了三年就完成本科学业，随后留校攻读社会思想委员会研究生。博士毕业，布鲁姆先后在芝加哥大学、耶鲁大学和康奈尔大学授课。1960年代美国学运声势高涨，三十多岁的布鲁姆因不满康奈尔校方纵容学生、懦弱无为的表现，愤而离职。之后，布鲁姆在巴黎和海德堡游学，又辗转多伦多大学任教数年。1979年，布鲁姆回到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直至1992年逝世。

作为施特劳斯的得意门生，布鲁姆运用其施特劳斯学派解经注经的技艺，翻译和注释了柏拉图的《王制》（1968）、卢梭的《致达朗贝尔论剧院的信》（1960）和《爱弥尔》（1979），这些译本均位居这些著作的权威英译本之列。早年，布鲁姆与师兄哈瑞·雅法合著了《莎士比亚的政治学》（1964），到八十年代，他本人先后编著了《美国民主和自由教育的危机》《美国精神的封闭》《直面宪法》《巨人与侏儒》。病逝前，布鲁姆写下了《爱与友谊》。

布鲁姆在美国知识界声名鹊起，无疑有赖于其1987年出版的《美国精神的封闭》。该书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鲁姆的同事兼好友索尔·贝娄作序，直戳民主时代大学教育的痛处，引发的辩论震撼当时的美国知识界。时至今日，我们仍然能在美国大学教育的讨论中感受到论战的余波。布鲁姆也因此一战成名，陷入舆论的漩涡：里根总统白宫接见，电视电台接连采访，报刊杂志争相报道……

心直口快的布鲁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如此描绘美国大学的爱欲图景：

玛莎·努斯鲍姆在她著名的批评文章里指出，布鲁姆在书中讨论的学生，属于少数精英学校的天之骄子，根本不能代表大学生群体，不但以偏概全，更是精英主义的表现 （Martha C. Nussbaum, Undemocratic Vistas: Review of Allan Bloom, Philosophical Interventions, 40-41,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然而，二十年多来的事实证明，布鲁姆的这些观察并非像努斯鲍姆批评的那般有失公允。现如今，美国大学的爱欲图景比起布鲁姆三十年前的描述，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Open relationship”“friends with benefit”“one night stand”和“short time relationship” 这类代表着“有性无爱”生活方式的词汇，或许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还稍显刺耳，却已在当下的美国大学里不足为奇。

布鲁姆在《爱与友谊》中引入对古典爱欲的推崇，可以看成其《巨人与侏儒》的“古今之争”主题在“爱欲”领域的进一步展开。当然，《爱与友谊》更直接回应的，是《美国精神的封闭》里描绘的美国大学爱欲图景。如果我把《美国精神的封闭》比作对美国大学爱欲图景的诊断册，那么《爱与友谊》就是布鲁姆对此病症开出的药方。

《爱与友谊》开篇直奔主题。在题为“爱欲的堕落”的导言中，布鲁姆一边对《美国精神的封闭》所遗留的问题展开回应，一边以倒叙的形式，步步为营，为整本书搭建脉络、定下基调。在布鲁姆看来，“爱与友谊”在现代社会最大的威胁，便是抛弃道德观念的相对主义和主张权利斗争的女性主义。

布鲁姆首先回应了两位现代科学主义的代表：金赛和弗洛依德。在布鲁姆看来，虽然这两位科学家在讨论性和爱时智识高低不一，但却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摒弃了善恶正邪的道德观念。于是，两人殊途同归，陷入相对主义泥沼。接下来，对于将爱简单抽象成男性和女性权力斗争的激进女性主义，布鲁姆的批判也毫不留情：“在凡此种种的歪曲中，最糟糕的莫过于将爱——一种建立在自然的甜蜜、相互关心，以及对共同的孩子的永恒关注之上的东西——变成一种权力斗争。”

回应文化论战之后，布鲁姆笔锋一转，用施特劳斯学派擅长的方式，“试着去发现真正的爱欲”——布鲁姆带领读者阅读几位论述爱与友谊的经典作家：卢梭、司汤达、奥斯丁、福楼拜、托尔斯泰、蒙田、莎士比亚和柏拉图。

卢梭：《新爱洛伊丝》、《爱弥儿》

第一位进入读者视野的，是浪漫主义运动的思想先驱——卢梭。布鲁姆对卢梭的热爱有目共睹：他早年就翻译卢梭，而在施特劳斯学派的经典政治哲学教材中，也亲自撰写了卢梭一章。这一次，在《爱与友谊》中，布鲁姆把近四分之一的篇幅献给了卢梭。在他看来，卢梭的爱情观试图将性爱从基督教的原罪当中拯救出来，融合最纯洁的精神渴望和最完美的肉体满足，重构现代人的爱欲。在卢梭及其浪漫主义门徒的爱情小说中，这种具有深厚基底的爱情观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于连和玛蒂尔德的爱，比之于连和德·雷纳夫人的爱，哪一个更崇高？什么样的婚姻才是最理想（或者最糟糕）的婚姻，是维克翰和莉迪亚，夏洛特和柯林斯，简和宾利，还是伊丽莎白和达西？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的结局，谁更值得同情？布鲁姆引领读者们接近这些有关爱的问题，并通过其解读带给读者更清明的认识。

对卢梭及其浪漫主义门徒，中国读者应该比较有亲和感。因为一方面这些作品与现代社会在时空和文化上十分亲近，另一方面，卢梭是立足于婚姻和家庭来试图解决现代社会原子化个人的问题的，这两者都是儒家传统极为关切、而本书后文强调的希腊传统相对淡化的问题。婚姻和家庭问题，在英国作家奥斯丁的作品里，表现地更为生动具体。

在讨论婚姻和家庭时，奥斯丁融入了对自爱（amour-propre）和虚荣（vanity）的讨论。在奥斯丁看来，如果一个人可以随便和多个伴侣发泄肉欲，那么他就没有精神力量去追逐崇高的爱。她笔下的伊丽莎白蔑视这样的人，对她而言，只有包含着对爱的最高渴望时，性爱才是重要的。同时，奥斯丁认为，婚姻的选择必须建立在真爱，而不是理性算计或虚荣势利的基础上。“再没有比包办的婚姻更背离奥斯丁的精神了。”这一十足的浪漫派情怀，在奥斯丁的多部小说里——尤其是《曼斯菲尔德庄园》——均有体现。然而，奥斯丁对节制这一古老德性的坚持（尤其是她对通奸行为的反对），似乎让人看到了布鲁姆开篇所引用的、批判卢梭浪漫主义的英国思想家艾德蒙·柏克的影子。因此，奥斯丁便带有了几分古典色彩，与卢梭及其他几位浪漫派作家拉开了距离。

反观卢梭这一更为彻底的浪漫派，他为恢复爱欲所做的努力，在布鲁姆看来，注定要失败。卢梭的浪漫主义也许可以帮助消解现代社会的个人主义倾向，但这并不足以在现代社会恢复“爱欲”本身。书中的这段话或许是对一失败所作的最好的注解：

《傲慢与偏见》插图

在这番悲观论调之下，布鲁姆在第二卷引领我们来到莎士比亚的世界寻找答案。在布鲁姆看来，莎士比亚与卢梭和他的浪漫派信徒截然不同，他并没有尝试去重构现代人的爱欲，而是“尽力恢复爱欲最自然的样态”。布鲁姆注意到，在当时西方社会，法国的拉辛和莫里哀、德国的莱辛和歌德、意大利的但丁和彼得拉克纷纷丧失了对年轻人的吸引力，而莎士比亚或许是唯一一位仍受欢迎的古典作家。时至今日，伦敦的莎士比亚剧场依旧火爆，莎士比亚戏剧在全球各地长演不衰，近现代的诗人、小说家、导演、画家等，也不断汲取莎士比亚的养分。这样看来，莎士比亚几乎是现代人与古典的唯一联结。

莎士比亚描写爱人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以及对克服哪怕是死亡的希望。与此同时，莎士比亚也向读者展现了爱的盲目和缺憾。在他的笔下，美德与理性的地位高于激情；与之相对，浪漫派偏爱激情，意欲将其置于美德与理性之上。正是遵循这样的古典理念，莎士比亚对爱不吝赞美，但他也提醒读者，爱不是生活的全部，它需要与家庭、宗教和政治的要求达成妥协。正是在古典自然理念的指引下，莎士比亚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前现代的视角，审视爱与友谊这一主题。

在进入最后的柏拉图篇章之前，布鲁姆用两篇以友谊为主题的文章过渡：第一篇写莎士比亚笔下的哈尔和福斯塔夫，讨论地位差异的师生/君臣之谊；第二篇写蒙田和拉博埃西，讨论地位平等的手足之情。在蒙田那里，友谊是超越家庭礼俗的、完全自由的选择，建立在哲学之上。这一点和希腊人相通，因为在布鲁姆看来，希腊人不但是哲学的源头，也恰恰是友谊的源头。于是，以蒙田的《论友谊》作为铺垫，布鲁姆将我们引到七八位雅典精英讨论爱欲的思辨——我们来到了柏拉图的《会饮》。

柏拉图：《会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