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巡路上的雪利，看到路边烈日下农奴般劳作的同胞，心如油煎
昨天去看了《绿皮书》，这是部叙事简洁的公路片，也是一部关于勇气和改变的电影。
1960年代的美国，马赫莎拉阿里主演的黑人音乐家雪利博士不满足于在曼哈顿的成功，他聘了一位白人司机兼保镖托尼利普（维果莫滕森主演），决定从纽约南下巡回演出，希望改变中部和南部人们对非洲裔群体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他的武器是艺术的魅力与南巡的勇气。
一路上雪利遭遇到了种种匪夷所思的种族歧视。作为被主办方邀请前来演出的重量级音乐家，他不能和白人一起住酒店，不得进入音乐厅的餐厅，不得使用白人观众的洗手间，不得在白人商店里试穿衣服。
其中最令人愤怒的是，途中数次被白人警察刁难。一次在肯塔基州日落镇被警车拦停，雪利和托尼利普被赶下车淋雨辱骂，被关进警署。另一次在小石城，雪利再次被抓进警署，靠托尼利普行贿才得以脱身。
这部电影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台词是“因为天才还不够，唯有勇气才能改变人心”。讲述黑人民权运动的电影不在少数，但像《绿皮书》这样温和隽永的并不多，它只是平静地讲了一个关于旅行的故事，但每个人都能从中看到不同时代中某些群体的遭遇，不仅仅是种族歧视这么简单。
我们这些人的毛病之一，就是总喜欢借别人的酒浇我们自己的块垒。我在想，
1960年代以及更早以前的种族歧视现象，现在的美国年轻人多半会觉得恍若隔世。而我们现在的刑事司法状况，也许几十年一百年以后的国人，同样会觉得完全难以置信。
比如公安（监察）做饭、检察送饭、法院吃饭、律师讨饭的刑诉各角色地位的形象描述；
比如在相当部分司法机关眼里，刑事律师或视同无物或宛若雠雠的卑微地位；
比如所有的职务犯罪，长达半年的留置（其实就是侦查）期间里，被告人不被允许请律师；
比如相当多的案件里，律师没有办法见到自己的当事人；
比如被告人上法庭之前，先上电视认罪；
比如有的案件，法院专门雇人填满旁听席，以阻碍家属、媒体和公众旁听；
比如较真辩护的律师一个个如秋叶之凋零，未敢翻身已碰头；
比如普遍的证人不出庭作证；
比如民事案件二审都开庭，而直接决定人身自由的刑事案件，二审普遍地不开庭直接书面审（
按照朱孝顶律师的统计
《刑案二审应当开庭：中国几代刑辩律师的共同呼声》
，全国刑案二审开庭率自2013年起持续走低，现在已逼近历史最低水平
）；
这应该也是一本《绿皮书》，一本关于刑事辩护的绿皮书。
关键是，在普遍的悲观与无力之际，在动辄得咎之时，我们能对这份《刑事辩护绿皮书》做点什么？
想起《走向共和》里李鸿章那句著名的台词。这位老中堂对青年孙中山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想起我自己，
虽是法律科班出身，做了十五年媒体之后突然转向。半道出家做律师之时，又正好赶上这个行当狼狈不堪之日。
先父遗著《蹉跎坡旧事》里，对我们这类人有生动的称呼
大状斯伟江感叹我们这种“改锹子”运气不好，没赶上他们办李庄案办小河案的巅峰时刻。
八零后新锐实力派代表、我在陈建湘案里的搭档张磊律师则豪气干人，他说带球狂飙突进，突破围追堵截大力射门才有意思。前无堵截后无追兵，人人都可进球就不算本事了。
又想起这次两会，还未开幕就有不少与刑辩有关的消息传出来。朱征夫和朱列玉，两位律师界的广东籍全国政协委员，不约而同各自搞了个提案，主题都是要求修改刑诉法，明确刑事案件二审应以开庭审理为原则，书面审理为例外。
可见刑案二审的普遍不开庭已是多么天怒人怨了——
每个希望做有效辩护，希望对得起当事人的刑事律师都有一本辛酸账。
单以我自己而论，去年和深圳刘辉律师一起辩护的台州路桥区常务副区长黄永刚案，二审不开庭，直接维持原判；今年和周泽律师一起辩护的福建福安市长林小楠案（即轰动一时的违法办案纪、检官员被全程录音案），二审是否开庭，至今仍在未定之数。
二朱之外，还有律师界及法学界的其他代表委员在持续发声：
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的议案是将看守所移交司法行政机关管理；
全国人大代表高子程的议案是制定全国统一的看守所条例，保障律师会见权；
全国政协委员吕红兵的提案是建立
审查批捕听证制度；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教授周光权的议案是呼吁两高采取有力措施，大幅度提高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
这些声音直接指向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刑事辩护绿皮书》，都是刑事司法的痛点和难点，不公平与不合理，匪夷所思与难以置信。
严格讲，这些声音还只能称为声音，无论是代表的议案，还是委员的提案，都并未形成和获得立法意义上的程序确认（提案本身没有法律约束力，议案需要十名以上代表联名才有权正式提出，还得获主席团确认列入大会议程才最终算数），只不过是一份草案，获得了两会这个特殊时段下一份传播合法性的加持罢了。
在这个体制框架下，能做上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的律师，都是名利双收的成功人士，也都是党疼国爱的人精。从精算的角度看，他们未必有太多冲动来改造刑辩绿皮书里的残酷食物链，但连他们都有了群起杯葛刑辩绿皮书的冲动，可见现实之焦头烂额，也可见趋势之人心所向，还可见普遍的忧心忡忡与强烈的不安全感。
作为文学博士和音乐博士，《绿皮书》里的雪利也完全可以在第五大道的高尚音乐厅过着上流社会的体面日子。驱使他上路的动力，也是想改变这个建立在强烈世俗偏见基础上的残酷食物链。
雪利还有常人不可能有的天线。胡作非为的日落镇警署警长接到司法部长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的电话，如果不立即放人的话，国民警卫队马上就到。
片末，风雪交加的平安夜，
雪利博士和托尼利普漏夜驱车，想赶回布鲁克林和家人团聚过圣诞，路上再次遭遇拉响警笛逼停他们的警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