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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谈论二胎的时候,我和父母聊了聊为什么做丁克

南都周刊  · 公众号  · 社会  · 2016-10-07 22:44

正文

图片来自Andry“Shango”Rajoelin作品

为人父母也是一趟修行,适不适合,能不能够,也许真的先要问下自己。

文◈ 杨时旸


文章经授权转自 中国新闻周刊 (ID: chinanewsweekly

宣布二胎放开的那段时间,几乎每个人都在谈论这个话题。有人欣慰自己恰逢其时,有人决定最后一搏。各种讨论中弥漫着一种令人心酸的悲壮。对着电视里正在做出各种解读的专家嘴脸,我却决定和我父母聊一聊我为什么选择做丁克。

很早之前就知道我会做这种选择


我决定不要孩子,是一件确定已久的事。其实,在很早以前,我就知道我会做出这样的选择,那基于我的世界观和我对自己清醒的认识。只不过那时候我还小,几乎没人把我的话当真。从小,我就一直处于这种尴尬的情境之中,我一次次认真地告诉周围的人们我真实的、深思熟虑后的想法,但他们从来不屑一顾,然后多年之后,他们发现我一次次兑现了之前说过的话,又都变得默不作声或者顾左右而言他起来。基于这种经历,我已经很少对旁人认真地谈论一个问题或者袒露心声。我只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就是了,可能,这就是所谓的成熟啊!

对于我和我太太不要孩子的选择,我父母是知道的,而且从一开始,他们就知道我们是认真的。我明白,他们对此有点无奈。那一代人总天然地觉得应该过一种大多数的生活,所谓到了什么年纪就做什么事。他们的成长经历告诉他们,一切不需要自己筛选。所以,对于我的众多旁逸斜出的生活选择,他们一直都不明就里。

那一阵,二胎的话题铺天盖地,我和父母聊天时话赶话地聊到了这些,我决定和他们说说我的想法。 说真的,和他们聊这些,有一部分原因是出于对他们的同情。 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对他们来说,过于科幻,即便他们想融入这个时代,甚至都找不到链接的入口。他们从未强迫我做过什么,包括我不要孩子的选择,他们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因为他们知道,以我的性格,很多事情,我是不可能被他人左右的。我虽然不觉得我有义务向他们阐明我的世界观和我所有的人生选择,但作为一个儿子,从感情的角度上讲,我想试着让他们了解我到底想了些什么,即便他们永远都无法真的理解。

我清楚,和他们讨论这个话题,将是一件沟通成本很高的事情。我们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缺乏必要的沟通,已经很久了,不知道有多少人和我有同样的感受,我们和父母其实根本没有做过深入的,言之有物的交流。所有谈话都在互相问候身体和嘱咐好好吃饭中被敷衍过去了。

所以,我试着从最简单的角度开始讲。

三分之一的原因来源物质


我说,对于选择做丁克,有三分之一物质原因和三分之二精神原因。我觉得我和你们讨论精神原因有点困难,我先说说钱。这件事你们能听得懂,我们试试看。

我觉得我并不具备养育一个孩子的物质能力,当然,是以我的标准。我的标准或许有点高,但我也没有办法,这些标准都是出自我内心的衡量,与他人和世界的平均值没关系。就像有人可以安贫乐道,有人注定穷奢极欲。这没有办法。 我内心的基线,是给一个子女极度的物质安全,发生任何我们可预见的动荡之后,都不会影响他未来生活的那一种。 这一点,我做不到。

我的父母理所当然地不能理解我的观点。不要说这种上升到安全感的物质保障,连这个世界如今的真实价格,他们可能都未必了解。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物理空间中,但实际上,我们内心不同的插件决定了彼此对一些事物永远自动屏蔽。我对他们讲了讲,一个孩子现在大致需要花费的钱。经过短暂的沉默之后,他们对我说出了那句一切通吃的话——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这句话翻译一下的意思就是:你往下看看,一切就都可以接受了。

这种糟糕的想法与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有关,他们的前半生基本上没有机会选择自己的生活,只能以此进行自我安慰。但这些作为一种文化基因被延续了下来,直到当下。我问我爸,你想过如果有一个孩子,就需要有更大的房子,更多的钱作为准备吗?我爸看着我说,“说实话,我没想过,我觉得随遇而安。”

我听到这个仙风道骨的成语之后,感到了一种复杂的情绪,间或着无奈、绝望和有点想苦笑。 一个成年人,一个做父亲的成年人,在中国,根本就没有资格说出“随遇而安”这样的话。 这真的挺残忍的,但我们处于这个环境,没什么办法。我当然明白,云淡风轻没什么不好,但问题在于, 我们的生活几乎如同战场,所有人都在狂奔,你停下来享受岁月静好,唯一的结果就是等着被流弹击中。 除非你去往其他地方,躲开这个战场,不然,你就只能被迫参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过得如此辛苦的原因。我父亲的那种想法,在我看来,等于自动成为炮灰。

我是一个很独立的人,按照自己的价值观,我成年之后再没和父母发生过任何经济上的往来,而且我觉得这理所应当。我听到我爸说出那句“随遇而安”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们价值观错位的幽微之处。在他们心中,养育一个孩子并不是一件需要准备、计划、详细考量的事。对他们来说,我的降生几乎就是一件“随遇而安”的事,突然降临,让他们莫名地开心。他们从未想过,日后的生活会有怎样的改变,应该做出怎样的准备。多年之后,我的朋友们开始陆续为人父母,我开始听到了一些正常的声音,比如在惊喜之余也有惊慌,他们会更多地考量一个生命对于未来生活的影响,而不是只知道傻乎乎地怀揣着惊喜等待宝贝降生。

我和父母说起,如果建立不起基本的准备,要孩子是一件不可想象的事。他们说,你就还是不想负责任。我只能笑笑,心里想,其实你们才是真的不负责任。

我降生的时候,我父亲27岁,我母亲24岁。即便放到如今,这年纪也只是两个大孩子,更何况当时,他们那一代人因为特殊情况度过了很不正常的青春呢。他们哪里有能力为自己、为孩子的未来负责呢?

与现在不同的是,他们年轻的时候所处的环境,是一种极度具有坚固感的氛围,一切都是国营的,一切都被安排好,直到生命尽头,所有人就像一株植物一样终生固定在一个地方。除了极个别嗅觉敏锐的人,真的看到了注定变化的微妙迹象,其余更多的人,都觉得他们的生活会一直这样坚固下去。

小时候,我住在一个院子里,几家邻居都是那种所谓的其乐融融的样子,我和邻居家的小姐姐小弟弟拿着粉笔在胡同里画画,到处疯跑,谁家包了饺子都互相给对门送一碗。凡是在北方城市里长大的孩子,和我差不多年纪的话,应该都有类似的经验。

我清楚得记得,在我读小学之前的那段时光,我每天都有新玩具,真的几乎是每天。我妈妈每天下班的时候,带着一样又一样五彩斑斓的玩具放到我面前,从小汽车到儿童保龄球,我从不觉得有趣也从不需要珍惜,因为过几天总会出现另一个崭新的玩具。后来我才知道,那些玩具都是他们单位工会发放给有孩子的家庭的,共享,随便拿回家,不定期交回并交换就可以。直到多年后,我读了小学,市场经济才伴随着变形金刚降临到我们身边,有的小朋友可以得到巨大的金属擎天柱,有的,就只能拿着个塑料的大黄蜂。但那些都是后话了。

所以,以我父母的经验来说,为人父母这件事根本就不需要考量成本,无论物质成本还是精神成本都是。作为一个80后,我们出生的时候连市场经济都尚未被合法化,我父母那一代人,大家当时的情况基本上都差不多。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所谓的“起跑线”到底是一种怎样的东西。 他们不知道当下这个世界,有些人一出生就已经输了,有些人一出生就已经赢了。 即便他们从新闻,网络看到这些,但超越经验的东西,对他们来说并不能感同身受。

所以,我清楚,和他们探讨超越经验的话题,有时基本是无效的。但是我还是试着给他们继续讲了讲。

当我对他们说出,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的时候,我父亲给我的回答是,我过于理性和冷静。这个回答很有意思。难道人面对一个如此重大的变化和抉择的时候,不应该最大可能地保持理性和冷静吗?按照他的逻辑反推,也就是说当年他们生下我的时候是感性和冲动的。至于如何应对感性的后果,那是之后的事。这件事在我如今听起来,像个残忍的玩笑。

有一次我在蓝色港湾的一家玩具店里,看到一个小朋友站在一整面墙的玩具前,表情就像发现了一座宝藏一样,但他不管挑选哪个都被妈妈拒绝,以各种理由。我突然在想,如果我面对我的孩子,我会如何拒绝他的要求。我觉得自己根本说不出拒绝的话。换句话说,如果因为我个人能力的缺失,而无法满足一个孩子的要求,我几乎无法原谅自己。

我们在生活中发明出了众多有关品格的格言,以此证明自己的高远。我们喜欢对孩子讲述一些道理。但问题在于, 讲述那些诸如勤俭之类的美德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真的可以满足子女所有的物质愿望,但出于教养的原因,我要让他明白,这个世界并不是你唾手可得的,而是需要你去努力和争取,即便如此还是会有遗憾。那是一种纯粹意义上的人格养成。还有另一种,是我根本没能力满足你那些体面的物质要求,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为力,把所谓的美德当作了一种遮掩。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人其实是后者。 一直对孩子讲述着连自己都不相信的道理,我做不到这些。我没办法在一个孩子面前当一个虚伪的骗子。

关于物质的部分,不过就是如此,对待这件事,有点像对待自己的身材,有些人怎样都还不满意,有些人总能得过且过。可能我对这一切的要求高了一些,而我的父母更无所谓一些。但无论怎样,关于物质基础的这部分,是他们大致能理解的。而有关精神的部分,或许更麻烦。


三分之二的原因来自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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