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盟与超越：传播符号学的生成发展和应然指向

正文

传播学与符号学作为同源共性的两门近缘学科，在中国都大致兴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展至今，同几乎所有人文社会科学一样，既面临着解构的危机，也面临着重构的契机。不管是站在学术研究从“分化”转向“整合”的学术融合语境，还是立足新传播技术催生的传媒变革语境，传播学和符号学都只有敞开学科大门，在广阔和深厚的学术资源中相互借力、彼此嵌入、融汇重组，才能找到突围的路径。鉴于此，存在哪些具体的逻辑关联驱使当下传播学与符号学走向联盟？基于传播学与符号学联盟所形成的全新研究范式，在当下的生成发展状况如何？未来的应然走向又是什么？这是本文想要探讨的几个问题。

一般而言，学科与学科之间是趋于独立的：每个学科有自己的问题域、理论范式与研究规程，并遵循着各自的学科规训（disciplinarity）。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马太·多冈（Mattei Dogan）和罗伯特·帕尔（Robert Pahre）提出，学科之间的“交汇”是一种自然产生的状态（Dogan & Pahre，1990：83）。也就是说，学科之间的界限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应当是流动的。这也正是传播学和符号学可以展开学科联盟的基本逻辑起点。除此之外，还存在哪些具体的逻辑关联驱使当下中国传播学与符号学走向联盟？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厘清。

（一）学术性逻辑：学科内外部间的双重契合

1.外部契合: 具有互补性的学科危机

三十多年来，尽管中国传播学发展速度之快，学术魅力之大，但表面上的如日方升却没有掩盖住其背后诸多的学科困境。在新媒体实践语境下，由于学科根基不牢，传播学研究中诸多经典理论范式频频遭遇挑战。

与传播学过于统一的理论体系和过于单一的方法论不同，符号学自诞生以来学科版图就呈现出扩张的趋势。然而，宏大的目标与野心也直接带来了“符号学的痛苦”，甚至让一部分人产生了“什么是符号学”“符号学究竟是一门工具，一门学科，还是一个研究对象”等疑问，使得符号学同样面临着徘徊于“十字路口”的危险处境。

传播学与符号学这两门独立学科在发展过程中都存在着各自的学科危机：传播学长期在理论体系、方法范式层面被诟病为“无学”，而符号学除了被诟病“艰难晦涩”“玄妙”以外，还存在边界过大、理论体系过于宽泛、臃肿等诸多问题。正因如此，二者外部层面的“学科危机”催生了学科之间的互补。

2.内部契合：共通的学科本源与学科基因

（1）以“人”为本的学科本源

在汉诺·哈特（Hanno Hardt, 2008/1992：4）看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传播学不仅是在具体的文化、政治经济环境中研究人和制度的学问，更是在变化的条件下研究人和制度的学问”从从美国传播学源流的芝加哥学派肇始，以布鲁诺，库利和米德为代表的一大批学者就开创了一种具有浓郁人文主义色彩的学术研究面向，将作为主体的“人”作为学术视野的关注焦点。传播学正式诞生以后，研究重心同样无法绕过这一焦点问题。正如施拉姆等人（1984/1982：4）所说：“我们在研究传播的同时，也在研究人——研究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他们所属集团、组织和社会的关系。”

同样，按照恩斯特·卡西尔（1985/1944：33）的说法，“除了在一切动物种属中都可看到的感应器系统和效应器系统以外，在人那里还可发现可称之为符号系统的第三环节，它存在于这两个系统之间”。作为长久以来人类在探寻客观事物的过程中所创造的产物，符号的出现也使得人类的认知超越了动物。符号化的思维和符号化的行为让人类与非人类行为方式有了本质区别。因此，符号学作为一门关于符号和符号系统的人文科学，其学科发展目标是致力于考察“人化世界”而非“自然世界”。

总而言之，无论是符号学还是传播学，在以“人”作为考察和关注对象的学科实践维度上具有天然的内在契合性。

（2）同源共性的学科基因

长久以来，传播与符号的关系成为学者们竞相追逐探索的领域。罗兰·巴尔特（1999/1964：1-2）曾提到：“大众传播的发展会使得人们空前关注‘意指’这一广泛领域，此情势必然会使得符号学呼之欲出。”传播学毫无疑问是与符号学血缘最为亲近的学科之一：符号学天然就有着传播的基因，而传播则是有关符号的传播，因而，传播过程中根本完全无法回避符号和意义。

（二）工具性逻辑：理论方法工具与经验对象工具的互借

自符号学诞生以来，诸多学者对符号学的工具性价值寄予厚望。20世纪70年代，法国学者格雷马斯在语义学和叙事学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将符号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基础的宏伟构想。不难看出，符号学固有学科倾向正表现在其突破现有学科界限和寻求学科间互动，不断充实和丰富自身理论体系的特点上。伴随着学科的快速发展，当今符号学研究已经跳脱了传统语言学、叙述学的研究框架，冲破了最初的狭隘范畴，成为了一个无限开放式的领域。

中国传播学研究不管是在理论范式，还是在方法论体系的整合层面，都还存在极大的不足。如何从基础处着手做传播学基因要素、知识谱系的探寻和建构，做方法论体系的整合？符号学丰富的理论体系和多元的方法论体系恰好能为传播研究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论框架，有助于提升传播学科的学理性。笔者认为，在符号学为传播研究提供理论方法工具的同时，传播学丰富的传播实践也可以反过来为符号学提供经验对象工具。

（三）实践性逻辑：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

在当今学术研究实用主义泛滥的语境之下，科学技术成为了一种先验的决定人的生活的操作系统。于是乎，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圈子内看到这样一种趋向：以技术路径为代表的研究取向受到了学者们的热烈追捧，一种自然科学的研究模式正在席卷人文社会科学。

中国传播学研究也不例外。不管是早期新闻学还是后来引入的传播学研究，结构功能主义的研究范式不仅直接导致理性被片面化为实证理性、技术理性与工具理性；而且也进一步遮蔽和忽视了传播学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功能属性，无法摆脱“媒介中心主义”或“技术决定论”的窠臼。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发展至今，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出发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应该带着什么样的工具上路？笔者以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终极目的不仅在于实现对人与社会的科学认识，还在于对价值和意义等一系列问题的持续追问。在这一问题的处理上，符号学至少能成为统合这个一般规律的重要角色之一。

如果说“工具理性”维度构成自然科学研究的核心，那么，“价值理性”维度就成为了人文科学研究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毋庸置疑，符号学作为一门人文科学的本质是不容动摇的。对传播学研究而言，可以通过符号学的分析路径，系统化地去考察传播的过程，找出其中每个传播符号之间连接的机制、规律，厘清传播内容如何生产、生产之后如何产生意义等问题，从而建构起一套自身的解释系统，去实现我们对某些规律的认识。

按照克莱恩（2005/1996:14）的说法，两个成熟与稳固学科之间往往可以通过“搭桥”（bridge building）这一“学科互涉”（interdisciplinary）中最为常见的类型构建起联系，从而产生应用性的新方法、新工具或者新的嫁接性学科。显然，传播符号学这一全新研究范式就是在学术研究从“分化”到“融合”的时代背景下，通过传播学和符号学联盟的方式嫁接而生。

事实上，传播符号学在国内并非新鲜事物。早在上世纪90年代，以经验实证为方法的主流美国传播学传统无法很好地回应由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一系列复杂的社会问题。随着近十年来大批学者的加入、学术机构的产生、学术成果的涌现，传播符号学日渐受到主流传播学界的关注。如今，国内多数传播学者都不会忽视对符号学方法的接纳和涉入。

（一）传播符号学的范式内涵与立场属性

传播符号学作为二者交叉融合之后所形成的全新研究范式，其内涵又该如何界定？在笔者看来，传播符号学是一门立足于“符号”“文本”“意义”等核心概念、将传播过程视为一种意义生产实践的全新理论范式。其内涵属性和终极目的是通过符号学理论体系对当代传播实践做出解读，找到让更多人信服且更接近事物真相的一般性规律。再从一般认知规律和特定的时代背景出发，让主观的符号化过程变得更具规律性，更加客观化和科学化。

而作为一门新兴理论范式，我们应该秉持什么样的态度、立场来进行传播符号学研究呢？笔者以为，在对待传播符号学研究的态度呈现上，该“批判”或该“建构”或许都不是一个好的表现，且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泥沼之中。唯有秉持一种客观、中立的态度和立场去研究传播活动中的符号生成规则与规律，才能使得出的研究结论既能满足符号发送者和符号接受者的传播目的，又能为其批判性地抵制不平等的话语霸权与文化殖民提供理论武器。

（二）传播符号学的研究内容

第一，基础理论方面。当代传播符号学研究的理论范式开始由单一的结构主义理论传统向更为多元的符号学理论体系转向。在传播符号学研究兴起之初，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相对匮乏，随着近年来以皮尔斯的实用主义、胡塞尔的现象学、艾柯的一般符号学以及以格雷马斯的叙事符号学等为代表的多元理论范式广泛介入到对传播实践的考察和对传播文本的分析当中，当代传播符号学的基础理论源泉更加丰富。特别是其中有关符号概念、组成以及符号分类方式的描述，为当下传播符号学研究从索绪尔的封闭结构研究向开放结构的转向奠定了基础。

第二，实践应用层面。近年来，在以消费为中心的文化语境下，符号作为一种表意的工具开始走到社会“场景”的中心。在此语境下，传播符号学作为解剖人类文化最有效的分析工具之一，日渐成为了当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维度。随着在新闻传播、广告品牌、时尚消费、影视艺术、设计等领域的深耕，传播符号学不断细分形成了诸如广告符号学、影视符号学、设计符号学等学科门类，彰显出极强的学科应用性价值。

当然，传播符号学研究在取得一些突破的同时也还存在一些尚待补齐的缺口，或者说，还存在一些亟待探索与回应的领域和话题，如新媒体技术、传播实践“本土化”问题等。当下新媒体技术正在并将持续建构起人类新的存在方式和存在价值。意义在新媒体语境下发生转向，一个复杂多元的意义互联网正在形成。因此，传播符号学研究在新技术语境下应以一种更具有弹性，更加多元和开放的姿态去解读当下丰富的传媒技术实践。

总之，笔者认为传播符号学今后的研究走向可以包括但不局限于以下方面：在理论层面，继续从基础入手，探讨传播符号学研究的可行性、必要性以及其价值意义和可能带来的陷阱；同时，返回符号体系，进一步展开关于符号系统的反身性讨论，从而在传播符号学研究的整体分析上，针对方法论建立起更为理性的思辨；另外，立足于社会、历史、文化、技术等宏观语境，对传播收受过程进行较为宏观的结构与符号、认知与交往、话语与权利甚至是对其背后深藏的传播思想、传播观念以及意识形态进行探究。在应用层面，则继续综合运用叙述学分析、修辞分析、话语分析等多种取向，对传播文本和传播话语的内部结构进行较为微观的分析。

（三）传播符号学的作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