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豆瓣用户Huwennie 给《托尼·厄德曼》的影评,
原文标题《一对父女，两个德国》
导演玛伦·阿德快40了，走的是熟女风，她身材不高，五官秀气，眼线画得特别克制，是细长而不露的那种，自然极了，反而引起人注意。《托尼·厄德曼》是她拍的第三部电影，技术上克制自然，风格如她，没有酷炫的镜头和填充的音乐，也没有大制作的场面和华丽的取景，全靠扎实的剧本和极有功力的演员撑起这两小时四十二分钟，不仅在戛纳电影节赢得影评人的全堂彩，8月17日在法国上映时，各大媒体的电影记者同样给足面子，推出专访加影评特版，并打出华丽丽的高分。
德国人幽默起来，能把性命豁出去。《托尼·厄德曼》讲了一个太过乖张、荒诞、神经质、不按常理出牌的故事，与正统的日耳曼精神有点不符。“原来德国人也这么有幽默感，赶紧通知法新社，让它发通稿，广而告之下”，费加罗记者这句话，自有法国人民的挖苦调侃劲在，但从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这部堪称带有魔性的电影，对他们震撼有多大。
这是一个父女和解的家庭故事。温弗雷德六十来岁，曾当过老师，目前半退休状态，离婚独居，住在郊区的房子里。他保留了六八那代人的自发和颠覆精神，比如他特别喜欢易装，搞个小儿科的玩笑来打趣别人，热衷于发现生活中的小确幸。影片第一幕，他便使出浑身解数，做游戏扮演，把邮递员搞得云里雾里，有些尴尬，他也以这种方式进入他女儿的生活。依奈斯三十左右，在布达佩斯的跨国公司做咨询，严肃认真，野心勃勃，特别能拼，每天被工作忙得焦头烂额，她自私强势，有时显得冷血并缺乏同情心，和父母家庭的关系有些疏远。
温弗雷德的老狗威利去世后，不知是对生死看得更通透，还是出于发泄，他没打招呼，便空降到依奈斯公司。她那井井有条已经模式化的生活被父亲打破，两人关系紧张，温弗雷德不得不离开，但他后来改头换“牙”，以托尼·厄德曼的身份“强势回归”，几经周折，与女儿重新连接在一起。不能说他做的一切对女儿有所改变（女儿后来辞职，但只是换了家咨询公司），但最后依奈斯理解并尊重父亲的一片苦心，开始反思自己的生活现状，试图活得洒脱一点点。
温弗雷德的假牙是工具，让他在自我和想象角色之间自由转换，他的幽默也是，可借它来逃避现实，或攻击自己的女儿 —— 这是单纯的父亲角色无法允许他做的事情。他的代入角色—— 托尼·厄德曼，在影片演了快一半时才出现，他怪诞不羁，如影随形伴着依奈斯，不仅逗一逗她朋友，也会跟她顶头上司搞恶作剧。父女对话不多，两人的互动都被这种角色扮演占据填充。他们偶尔摘下面具，躲在角落时，神情没落沮丧，逗笑之余，这也是一部特别让人揪心的电影。
说的是两代人，其实是两个德国。温弗雷德是个理想主义者，依奈斯是个务实主义者，这同两人出生的大背景紧密相连。
二战后出生的德国一代，思想方式简单，所有的社会阶级都有个共同的执念，他们认为纳粹主义不会卷土重来；他们的敌人明确，是上一代人；他们教育孩子时，注重人性和人文，鼓励他们自由选择”。用导演的话来说，“这些人靠幽默解决了不少问题”。温弗雷德捉弄完邮递员后，有些不好意思，给人家几个小费；他跟着女儿在布达佩斯施工现场与当地居民告别时特别嘱咐他，“不要忘了你的幽默感”，有浓浓的人情味。
依奈斯视镜下的德国则不同，它充满自信，主导欧盟政治经济格局，有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历史远去，人们生活在当下。当下也是金融资本盛行、自由资本主义当道、世界化大潮汹涌来袭的的当下。如此大环境中，德国不少公司进驻罗马尼亚，改变当地家庭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为了获得更大收益，裁员成了必经工序，人与人之间仿佛只有利益联系，高低尊卑之别也特别清晰。比如依奈斯，她对下锱铢必较且毫无商量的余地；对上则谄媚有加，为达到目的，不惜一切手段。她不喜欢“享受”、“幸福”或“人生”等大词，在乎实实在在的产出和效果。
温弗雷德问她，“你还是人类么？”，代际矛盾以及历史同当下的冲突达到最高峰。
影片近三个小时，导演在刻画人物形象上费尽功夫，为最后出其不意的高潮做了铺垫，女主歇斯底里高歌一曲、临时凑数的裸体生日派对以及父女两人终于心有灵犀相拥在一起，神来之笔来得密集，让人应接不暇。观众记住了最后的好，忘记开头的慢热。
应该如何做，生活才算没白过？父亲抛出的都是些大问题，不讨巧，如果不注意便会陷入“正能量”的圈套，被套上说教的嫌疑。但这些大气象，都被入木三分的细节和近乎真实的桥段隐于无形之中，如同导演的眼线一般，够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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