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勇：
我个人是非常推崇这本书的，钱穆在中国史学史上是很成功、很伟大的史学家，他以一个人的力量对中国史的方方面面进行各种宏观的和细致的探讨，留给我们的作品都很有意义，《国史大纲》是最典型的。在我们整个通史叙事中进入近代以后，在现在新的史学方法之后，钱穆的《国史大纲》可能给我们启发意义最大的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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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an.Cheang
在推广公众史学的过程中，为了让大家的接受度更高，难免用通俗化的方式呈现一些原始材料，普通读者怎样去分辨这种真伪？
马勇：
其实中国史学的传统当中不存在我们今天的分类，大众写作、通俗作品和学术作品这个历史上不成立，那个时候读者不会去把这个作品区分为大众的和学术的，这个划分没意义。今天看民国的作品当中，有很多我们今天认为是经典的，可能在当时就是一个通俗的，面向大众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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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新
您怎么看黄仁宇先生的大历史观，有人认为，那也是一种历史决定论。
马勇：
其实不是一个历史决定论问题，可能现在国内的学术界对黄仁宇很不以为然，但是我们在阅读前人的作品时要汲取好的一面，不要只看到不好的一面，或者负面的东西。黄仁宇在八十年代以来，给中国的史学阅读和历史书写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性，而这种新的可能性在后来这二十多年对我们影响非常大。
里边的问题当然很多，但是这个大历史观我非常认同。我们研究历史的话，如果不能从一个大格局当中来看，如果我们不能够有一种大的历史关怀，不能有大的历史叙事，那可能我们对历史更没办法处理，从大历史观当中关注一些细节问题可能都是我们应该从他那里看到的有益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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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Li
为什么西方学者的视角和方法论如此独特（不仅是历史研究方面的），在艺术方面，经济学等方面的研究也都有表现，中国历史的研究如何吸取西方历史研究的优点以期改进呢？
马勇：
这就是文化的差异性，小的共同体总会有自己的传统。中国的史学从孔子以来和西方的差异就慢慢的就呈现出来，这可能就是各自的传统不一样吧。其实我们作为专业的历史研究者，目前二十年我们和外界处在一种很正常的沟通状态，已经不存在很明显的差异。这种优点和缺点已经能够有一种很自然的理解，对我们专业研究问题不大。
可能一般的读者不会有这么一种自觉，我们对待中外作品的不同态度主要是因为我们特殊的时代背景，我们有很多作品不是在研究，而是为了其他东西，这可能是我们当代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如果中国学者如果能够超越这么一种很功利的目的，没有现实的这种利害关系，比如很多学者退休之后，会更愿意写可以留下来的东西，中国学者对中国历史的理解，在某种意义来讲，当然要比域外学者要好一点。
@乐什么
您觉得海外汉学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如何警惕这些？
马勇：
其实海外汉学他们的关切来自于他们的一种感受，西方学者，特别是在美国，他们的关切有很多时候其实是一种无意义的关切，无用之用是大用。中国学界很关心选题价值，但他们会更强调新，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西方汉学的优点是他们的这种关切和一种超然。问题可能是一种文化的隔膜，他们可能都并不像中国学者能够像理解中国语言那样的准确、直接、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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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a Li
中国年轻的历史学者是否能够承接前辈们的专业水平？您对年轻一代的学者寄有什么样的希望吗？
马勇：
我学生就是八零后九零后的，他们不是承接前辈的问题，他们是一定要去能够超越前辈。他们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在价值上只要能够寻找到一个好方向，应该是一个不可估量的群体。
@李进军
像杜君立一流也可以写历史的话，个人认为是史学界的悲哀？非专业没问题，但是七拼八凑就有问题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