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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扬:“下层社会儒家传统”是孕育革命思想的母体

观察者网  · 公众号  · 社会  · 2017-08-21 09:59

正文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前一篇提到,马列主义进入中国后,越过了上层社会直接渗透到下层社会中,与“下层社会儒家传统”发生了结合。

正是在这个结合中,马列主义实现了中国化,传统“中国思想”开始复活,诞生出一套全新的“中国思想”。其主体,就是被称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是一种革命思想,其中的革命观念,既来自于马列主义,也来自于“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两者相辅相成。

本篇尝试详解这个过程。

毛泽东思想形成过程的三个阶段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的启蒙读物主要是国学典籍。十三岁入乡里的私塾,读四书五经,并阅读《精忠传》、《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隋唐演义》等小说。

十七岁时读过《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古籍。这段时间也接触到郑观应、冯桂芬等人的时政新书,并开始阅读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对康梁二人心生崇拜。

凡是从《论语》、从四书五经启蒙的中国读书人,都算是传统中国人。因为这是两千年来“中国思想”的一个总源泉。

自宋儒从《礼记》中抽出《大学》《中庸》,合诸《论语》《孟子》称为“四书”之后,近六七百年来,四书五经即成为支配着中国人内外生活方方面面的一般常识之基础,国民心理之关键。

所以,早年的毛泽东,其思想基础,与千千万万旧式读书人并无二致。这是第一阶段。

他十八岁之后正式接触到西学,辛亥革命后第一次看到“社会主义”这个名词,十九岁退学到湖南省立图书馆读书自修半年,读了严复译的亚当·斯密《原富》,孟德斯鸠《法意》,卢梭《民约论》,约翰·穆勒《穆勒名学》,赫胥黎《天演论》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方面的书,以及一些俄、美、英、法等国的历史、地理书籍,古代希腊、罗马的文艺作品等,并第一次看到了世界地图。

二十岁进入湖南省立师范学校后,大量读书,受杨昌济和徐特立的影响,立下宏志。二十三岁在日记里写下“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此事可以视为他在接受西学之后出现的一个标志性反应。这是第二阶段。

他二十四岁那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二十五岁来到北大,通过李大钊,读到了一些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二十六岁时“五四运动”爆发,7月他在湖南创刊并主编《湘江评论》,推崇陈独秀,称之为“思想界的明星”,同月连载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

在当时的中国,毛泽东只是一个从湖南乡村里走出来的青年学生,一个典型的下层小人物,不属于任何一个上层社会团体。从他的位置往上,层层叠叠无数大人物,不必说政界和军界,就说思想界,也是群星灿烂,大师云集,还未曾出现毛泽东这个名字。

但是,正是在毛泽东读书求学的这十几年时间里,在他的头脑中发生了一个内涵深刻、意义深远的中西思想结合。到了第三阶段,“毛泽东思想”的萌芽破土而出。

第一阶段时没有西学,只有国学,也就是旧式读书人必读的那些儒学经典。而学生时期的毛泽东在国学上是非常用功的。

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他介绍自己的读书方法,即读一篇而及于全书,并加以详细研究,使“国学常识罗于胸中”。信中推崇曾国藩的读书方法:一为演绎法,察其曲以知其全,执其微以会其通;一为中心统辖法,守其中而得大,施于内而遍于外。

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国学启蒙阶段,毛泽东救国救民的宏图大志和一些基本思想即开始形成。据《毛泽东年谱》的记载,他在十四、五岁阅读小说时忽然想到,小说中颂扬的都是人民的统治者,这些人是不必种田的,因为土地归他们所有和控制。

他十七岁离家入县立高等小学堂,行前赋诗:“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入学后,在学校的藏书楼里读了很多关于古代帝王尧、舜、秦始皇、汉武帝丰功伟绩的书,心生仰慕。

无可置疑,即使只读四书五经和经史子集,一个下层社会农家子弟也会产生出改造天下、建功立业、济世救民的思想。

这就是为什么说,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并不专属于上层社会统治阶级,而是属于天下所有读书人,也包括下层社会的平民知识分子。尤其是在大乱之世,正如顾炎武之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有人质疑这个观点,反问“难道同一套四书五经不同的人读还能读出不同的口味?”,本人的回答是:一点没错。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天下”,包括很多不同阶级、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域的人群,但是天下的学问却是同一套,所以同一套四书五经在各个不同人群中都会读出不同的口味,也生成不同的思想。

若从“修齐治平”上看,修身和齐家的教诲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无论贫富贵贱,都讲仁义孝悌、中庸之道,这是个人的方面。

但是到了治国和平天下的层次,上层阶级从儒家传统中解读出纲常礼教等统治术,而下层阶级却从中解读出关于“天命”和“道统”的思想,一旦认定“天下无道”,就会受到“匹夫有责”的鞭策,投身于匡扶社稷、重建天下的大事业当中。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正处在亡国和亡天下的危机同时爆发的一个历史时期。从他的人生道路上看,这段时期他开始寻求救国之道,积极投身革命运动;而从他的思想形成上看,这段时期在他的头脑中,首先是中国“下层社会儒家传统”的复活,接下来是大量“西方思想”的进入,两者共同为马列主义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对马列主义的吸收,是为第三阶段。1920年,毛泽东同何叔衡等人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在写给蔡和森的一封长信中他表明自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应该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方针,并说这“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

“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信中写道:“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三个阶段过后,中西思想的结合,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大体完成。若没有第一阶段厚实的国学基础,或没有第二阶段对西学的广泛涉猎,这个结合都不会完成得很好。

这一点,对于今天那些食古不化的国粹派或食洋不化的自由派,仍有教育意义。可以说,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结合从初始时期就大体上是平衡的。

1917年时值二十四岁的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东方思想虽然有许多不切于实际生活,但“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

“下层社会儒家传统”的持久生命力


毛泽东早年极为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据斯诺笔录《毛泽东自传》,十七岁那年他从表兄文运昌处得到两本书刊,一本是介绍康有为与维新运动的,另一本则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

毛日后回忆说:“(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我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并十分感激我的表兄。”

1911年,毛泽东写了一篇政论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主张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副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就连治学方法,毛泽东也效仿康梁。在1915年写给同学的一封信中,他提到自修问题时写道:康有为“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启超“先业词章,后治各科”。

康梁二人的思想,在当时就是主流。虽然二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但他们所代表的“公羊春秋”思想贯穿于清末变法维新运动的始终,曾有过“满朝满野讲《公羊》”(吴承仕语)的盛况。

然而,同样都是继承儒家传统,都是结合中西学问,而且康梁二人还堪称是毛的启蒙老师,为什么反倒是后者异军突起,不仅建构出一套完整思想体系,而且切实应用到了中国革命实践中并取得了成功?

答案恐怕就在“上层社会儒家传统”和“下层社会儒家传统”的差别之中。

追根溯源,中华儒家传统的原典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这一套经典文本,经过孔子的编纂注释,加上“记”和“传”等,生成为儒家传统思想的核心。

孔子、孟子晚于周公,但先于秦始皇、汉武帝。这就是说,若将秦汉大一统国家视为两千多年中华政治制度的基础,那么实际上是中华政治文化先于中华政治制度。

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也就意味着,先有了关于大一统政治的一套思想理念,一个理想标准,也就是所谓“道统”,而后才有历代帝王各自独立的大一统政治实践。

由于所有儒生都是“道统”的阐释者和守护者,这就给了他们一个超越性的地位,不仅可以为王者师,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替天行道”,以“天命”的名义发动革命,推翻当前王朝。

中国人关于革命的观念,源于商汤王暴力推翻夏桀王、周武王暴力推翻商纣王这两场政权更迭的历史故事。

由于在儒家经典中桀、纣被定为暴君,汤、武被视为圣贤,武力灭夏和伐纣成功被看作正义事业,《易经》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语,于是衍生出一系列非常经典的儒家思想观念:

一是只要“顺乎天而应乎人”,谁都可以闹革命;

二是只要发动革命,就一定要改朝换代;

三是只要改朝换代成功,谁都可以做国王;

四是只要当上国王,就一定要恢复“道统”。

中华儒家关于“道统”和“革命”的这些观念,与犹太-基督教中的圣经信仰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就是在古代国王“朕即法律”这一原始公义之上,加上了一个以全天下人共同的理想社会为标准、为追求的高级司法。

而这一高级司法的解释权不在朝廷官宦,而在民间精英。在中华社会,就是儒家士大夫,在基督教社会,就是先知。

基督徒对于到达天国的追求是无限的,儒家士大夫对于“大道之行”的追求也是无限的。在基督教社会,清除世间的邪恶、迎接末日的到来是每个信徒的责任;在中华社会,改变“大道既隐”的“据乱世”现状、恢复“道统”秩序并回归“太平世”也是每个读书人的责任。

这就是中国“下层社会儒家传统”持久不断的生命力之来源。每当王朝衰落、天下大乱、大一统局面丧失,上层社会中人一定采取保守主义态度,致力于重新恢复秩序,而下层社会中人一定选择激进主义态度,致力于通过革命改朝换代,重建“道统”。

这也是中华儒家传统的伟大之处,治国是统治者的义务,但平天下是所有人的义务,亡国的责任归咎于统治者,但亡天下的责任归咎于所有人。

在自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上,由下层社会人士发动革命完成改朝换代并重建大一统的情况很多。

汉高祖刘邦是县城小官吏,隋高祖文皇帝杨坚出身山东寒族,宋太祖赵匡胤出身下级军官,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破落农户,而北魏拓跋氏是鲜卑族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是契丹族人,金太祖完颜旻是女真族人,大清王朝十帝是满族人。

由于政治文化先于政治制度,“道统”高于王朝,所以儒家士大夫不仅承认下层社会发动革命的合法性,甚至也承认蛮夷戎狄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孔子就曾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

此话是说,春秋各国时有僭乱,君不君,臣不臣,而夷狄且有君。又《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夷狄可以被君子所居而教化,从而进为华夏;相反,华夏僭乱,亦可以退为夷狄。

综合上述,“下层社会儒家传统”甚至“夷狄社会儒家传统”,都可以成为孕育革命的母体。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新型“中国思想”,正是从这种母体中孕育出来的。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儒家传统的革命观念,主要是指改朝换代和重建“道统”。这种革命与马列主义中的革命——推翻剥削阶级、解放生产力、实现共产主义——并不是一回事。

所以,毛泽东思想虽然被中国“下层社会儒家传统”这个母体所孕育,却并不完全是这个母体的子体。这套思想中关于建设新社会、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内容,则完全来自于马列主义这个父体。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两者的结合,这个结合即是成功的中西结合,也是成功的古今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关于新型“中国思想”中的现代化内容和未来走向,留到下篇再谈。敬请关注,并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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