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诊断到治疗，核药正在不断快速发展。
尤其是诺华旗下两款代表性RDC（放射性核素偶联药物）Lutathera和Pluvicto的获批上市，进一步推动了新型放射性核素、靶向载体及组合疗法的创新发展。
根据诺华2024年年报，Pluvicto在2024年销售额同比增长42%至13.92亿美元，成功跻身“重磅炸弹药物”行列，Lutathera的销售额也达到7.24亿美元（+20%），可见两款核药为诺华带来了超20亿美元的营收，表现强劲。
核药及RDC的火热，不仅仅是机遇，同时也给学术界、工业界和监管机构带来了更多的挑战。
近期，来自MD安德森癌症中心的H.
Charles Manning教授团队发表了一篇题为Radiotheranostic
landscape: A review of clinical and preclinical
development的综述。该论文系统性的梳理了放射性诊疗药物在临床转化中的关键问题，并总结了新兴技术（如α核素、新型配体-双抗）的潜力与挑战，对于核药的未来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下文为小编对文章部分内容的粗浅解读，不足之处欢迎留言指正。）
H.
Charles
Manning教授团队对截至2024年12月仍处于活跃阶段的277项核药临床试验，根据靶点、治疗性放射性核素、载体分子和癌症类型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分析。
具体来看，在277项临床试验中，最热门的靶点仍然是诺华已经获批上市的两款RDC药物Lutathera和Pluvicto的靶点生长抑素受体（SSTR）和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
除了SSTR和PSMA之外，其他肿瘤特异性膜蛋白，包括成纤维细胞活化蛋白（FAP）、整联蛋白、胃泌素释放肽受体（GRPR）、碳酸酐酶IX（CAIX）和多种CD标志物目前也已经处于临床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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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素方面，已经在临床上得以验证的Lu-177自然是最受关注的核素，相关临床研究独占鳌头，达到168项。
与此同时，α核素Ac-225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相关临床研究数量为25项，位列第三。其他临床治疗用放射性核素包括Y-90、I-131、Pb-212、Cu-67、Tb-161和At-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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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体方面，由于目前大量临床研究与Lu-177-DOTATATE和Lu-177-PSMA-617相关，因此小分子和多肽是目前主流载体。在小分子和多肽之后，抗体也已经开始大展身手，目前有38项临床研究相关，大部分是全长单抗，其中也包括一项双抗、一项Fab，三项纳米抗体。此外，以微球、纳米脂质体等为载体的核药也开始兴起，但目前尚处于起步阶段。
在适应症方面，由于目前靶点集中在PSMA和SSTR上，因此目前绝大部分临床研究集中在前列腺癌和神经内分泌肿瘤两大适应症上，合计临床研究数量达到150项。而近年来多项研究表明SSTR在中枢神经系统肿瘤中高度表达，因此神经胶质母细胞瘤和脑膜瘤相关的临床研究数量也开始有所增长。另外，乳腺癌、肺癌、皮肤肿瘤等，也是可能在放射性诊疗中获益的适应症。
核医学、分子影像学和多学科研究的快速发展，大大扩展了放射性诊疗药物的应用空间。目前全球研发机构正在开发多种新型放射性诊疗药物，适应症也有望拓展到肿瘤之外，潜力巨大。
然而，这对于放射性诊疗药物来说，是一个机遇与挑战并存的阶段。对于核药来说，目前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放射性核素的产能与供应链问题。
核素生产端的矛盾主要源于受限于半衰期。以Pluvicto为例，Lu-177的半衰期为6.65天，而Pluvicto药物本身的保质期在5天左右，这也意味着Lu-177从生产出来那一刻起，后续RDC的生产、运输，再到患者使用，需要环环相扣，对于各个时间节点要求极为严苛。再叠加核素以及RDC本身生产的工艺难点和壁垒，核素的产能和供应链带来的制约和潜在风险不容小觑。
另外，核药相关的监管政策和人才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核药的临床应用面临严格的监管审批和高标准的技术要求。例如，医院需获得放射诊疗许可证、辐射安全许可证等多重资质，且核素治疗病房需符合辐射防护和废物处理标准（如衰变池需占地大、存放周期长），导致建设成本高、审批流程复杂。此外，现有监管政策和技术标准未能完全匹配核药的技术创新速度，限制了其临床推广。
在人才方面，核药研发和临床应用需跨学科人才，涵盖核医学、放射化学、肿瘤学等领域，全球均面临着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并且由于缺乏系统性的培养体系，在短时间内也很难补齐缺口。
因此，为了确保放射性诊疗药物的持续发展，需要学术界、产业界与监管机构协同发力，在临床研究、技术创新和监管协调方面继续加大投资，方能突破瓶颈，实现精准医疗的全面普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