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商周之变
王国维先生说过
:
“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商周之际。”
(1)从“天下观”到“中国观”
商朝时代的人们认为“天下”，就是指领土，尚没有一
统
的观念。而到了周朝，出现“中国”一词（“宅兹中国”），人们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央，是文明的中心。
（2）从内外服制度到封邦建国
商代国家治理实行内外服制度，内服是商人本族的活动区域，即商王直接统治的王畿地区；外服是商族以外的附属国，即由邦伯管辖的地区。
商王是“诸侯之长”，是诸侯联盟的盟主
，与各附属国形成了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
周朝普遍推行分封制度，以血缘关系为基础
，
周天子是“诸侯之君”，与众诸侯形成君臣关系。这一制度确立了“天下共主”的局面，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是走向中央集权的重要环节。
（3）从继承原则无序到嫡长子继承
商朝王位继承采取父死子继和兄终弟及的方式，并未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度，统治集团内部并不稳定。周朝确立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制度，稳定了统治集团，强化了统治秩序。
（4）从残暴统治到礼乐制度建立
商朝人相信，上帝和祖先神灵主宰人世间一切祸福，则异族人的血肉则是奉献给上帝和祖先的最好的礼物。于是，统治者追求“人牲”和“殉葬”，统治血腥、残暴。西周统治者
吸取商代灭亡的教训，建立了一套礼乐制度，为社会提供一套新秩序，这是比暴力更高效的统治手段。
（5）
从“尊天事鬼”到“敬
天
保民”
商朝迷信鬼神、“上帝”，是“神本”社会。以周公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创造了“德治”、“敬天保民”等概念，并将商代的“上帝”代入其中，以“天命靡常，惟德是辅”来解释西周代商的原因，强调敬天保民与道德教化这一主张具有人文主义色彩，相较于商代的神权政治，这显然是一个飞跃性的进步。
二
、
周秦之变
（
一
）从社会转型视角认识周秦之际政治的变化
总体：宗法分封制
→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血缘宗法社会
→
地缘政治社会。
(1)
地方单位：封国
→
郡县；分封制
→
郡县
(2)
地方基础：血缘
→
地域；部族国家
→
疆域国家
(3)
行政特点：分权
→
集权；地方分权
→
中央集权（中央垂直管理地方）
(4)
选官标准：血缘
→
才能；世卿世禄制
→
军功爵制
(5)
官员身份：贵族
→
官僚；贵族政治
→
官僚政治
(
6
)
高度集权：没有
→
实现
(
7
)
历史影响：造成割据
→
巩固统一
（
二
）从社会转型视角认识周秦之际经济的变化
生产力；青铜
→
铁器时代，铁器、牛耕使用，生产力飞跃，经济发展。
土地制度：土地国有（井田制）土地私有转变
→
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农耕经济开始形成。
经营方式：农业集体耕作
→
个体经营转变。
手工业：“青铜冶炼”为主的官营手工业
→
冶铁业为主的私营手工业产生。
商业：“工商食官”制度出现
→
个体私营（打破“工商食官”局面 ）；由重视鼓励
→
重农抑商政策。
（三）从社会转型视角认识周秦之际思想、文化的变化
（
1
）政治理念由家国同构、敬天保民向从“ 霸道” 转变；
（
2
）从“天下归心”的礼乐文化向“百家争鸣”转变，从“百家争鸣”向“焚书坑儒”的专制文化专制转变；
（
3
）由“学在官府”向“学在民间”转变，由“学在民间”向“学在官府”转变。
三、秦汉大变局（史学家赵翼的观点）
（1）贵族政治进一步衰落
世家传承受到冲击，政治上呈现出“平民化”风貌（或由“世侯世卿之局”到汉初“布衣将相之局”
)
。
（2）从文吏政治到士大夫政治
秦朝在法家学说指导下尊崇文吏政治，要求所有官吏都坚守“为吏之道”，与坚守自由思想和独立人格的士人形成尖锐的对立。汉武帝时期，由于儒家思想受到尊崇，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士大夫阶层崛起，士大夫政治逐渐形成。
四
、
魏晋大变局
（1）深层的分裂局面。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第一个大分裂时期，中央集权
。这个时期由公元220年曹丕篡汉建立魏朝（曹魏）开始，到589年隋朝消灭南朝陈而重新统一结束，共370年。期间，只有37年
的统一（西晋），而余下朝代更迭频仍并有多国并存的情况。魏晋南北朝的形成是因为东汉政权式微、门阀士族崛起的结果。曹魏实行九品中正制使其取得政治特权，西晋推行
占田制又使其取得经济特权，遂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门阀制度
，造成国家治理结构性失调和系统紊乱，引发了长期的军阀混战和地方割据。
（2）复杂的民族关系。
由于民族大迁徙和民族大杂居，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在北方，史称“五胡”的匈奴、鲜卑、羯、氏、羌等塞外民族纷至沓来，在黄河流域建立了许多政权。这些民族政权，一般不管哪个民族居统治地位，大都与汉族世族阶级相联合
。边疆民族迁徙频繁，使得民族成分复杂，民族战争剧烈，民族政权更替迅速，民族交融加速。北魏统一黄河流域后，民族融合加强，孝文帝改革顺应了民族融合的潮流，加速了民族融合和封建化进程。至北朝末年，胡汉差异逐渐消失，实现了民族大融合。
（3）频繁的人口迁徙。人口迁徙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阶层之众，历时之久，影响之深胜于此前任何一个时期。边疆民族南下北上、东进西入，迁徙频繁。“永嘉之乱”使黄河流域
广大人民流离失所，被迫大规模迁移到江淮流域（主要是流入江苏、安徽、湖北、四川等地）。这次南迁人口约90万，使秦汉以来人口分布显著的北多南少格局开始发生变化，
南方人口得到较快增加，促进南方经济的迅速发展，这是中国人口分布中心向长江流域转移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4）变动的典章制度。魏晋南北朝时期，从中央官制到地方行政制度，往往处于一种过渡状态，缺乏凝固的制度，诸多制度因时、因地、因族发生着流变。这一时期制度有诸多更变，如九品中正制、三省制度、三长制、均田制与租调制，这些制度具有过渡性，为后来隋唐制度创新奠定基础。
（5）特殊的社会结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尖锐而造成的动荡、对峙、分裂局面，使得这一时期的等级性、宗法性、民族性、宗教性特征尤为明显。
（6）璀璨的思想文化。 ①文学创作形式异彩纷呈。从东汉末年开始，先后出现建安文学、田园诗、南朝骈文、南北朝民族等风格各异的文学形式。②思想界异常活跃。道教系统化，佛教和反佛斗争激烈，玄学兴起，佛儒道三教开始出现合流的迹象。③科学技术成就突出。如祖冲之的圆周率的计算、北朝贾思勰的《齐民要术》、西晋裴秀绘的《禹贡地域图》等。这一时期的文化体现民族融合的特色，并带有分裂割据和宗教的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