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阎明复 ，曾任毛泽东的俄文翻译、中央办公厅翻译组组长的阎明复，文革中在秦城监狱度过了七年半噩梦般的人生。文革后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阎明复出版了95万字的回忆录，本文是其中的一部分。
经过讨论，与会者在大多数问题上取得了共识，但在某些问题上还存在不同意见和看法。
时代的理论是其他理论产生的根源。当时，中国坚持认为，现时代仍然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时代的基本内容仍然是战争与革命。苏联认为，现时代是“以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为主要内容的时代，是两个对立体系斗争的时代”，尽管也强调革命，但同时强调决定时代内容和发展方向的已不是帝国主义，而是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其他和平民主力量。
与会者认为，中国的观点还是20世纪初的观点。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都没充分看到战后时代的新变化，没有及时看到“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悄然到来，而中国的认识离实际相差得更远。20世纪上半叶，时代的特征是战争与革命，下半叶时代的特征是和平与发展。进入20世纪后半叶，首先是资本主义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和国际化发展趋势，已使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不可能发生战争。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及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调整，使无产阶级革命失去了经济和社会基础，资本主义国家已不存在革命形势。列宁关于帝国主义基本特征的许多观点，如不平衡规律必然导致战争，关于“腐朽”和“垂死”的论点等，都已过时。第二，新技术革命推动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帝国主义可以不必通过战争而通过其他手段获取高额利润；此外核武器以及新的交通和通讯手段的出现，对战争的可能性和国际关系的发展都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三，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相互关系来看，朝鲜战争打了个平手，决定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只能选择和平共处和和平竞争的道路。第四，在社会主义世界内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逐渐暴露，潜力愈来愈小，客观需要集中力量于内部的改革和发展。
在世界大战问题上，中苏原来观点是一致的，即都认为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尽管双方都还坚持认为帝国主义的本性不变，帝国主义是战争的根源等传统观点。但是在同苏联的论战中，我们愈来愈强调战争的危险性。到了1965年，把战争的可能性变成现实的危险性，甚至提出希望大打、早打、打核战争，打完了再建设。“文革”期间提出战争已迫在眉睫，“燕子低飞”，“山雨欲来风满楼”，实行“深挖洞，广积粮”，使整个国家都转到备战的轨道上来。没有战争危险，却在全力准备战争，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非常有害。
关于“和平共处”，中国在苏共二十大以前就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还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要实行和平共处。但是，我们在批判赫鲁晓夫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总路线的时候，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一味强调不要怕同帝国主义关系的紧张，不要怕战争，说什么对帝国主义不存在刺激不刺激的问题，甚至说即使世界上死了一半人，也照样在帝国主义的废墟上建设美好的未来，等等。类似的“好战言论”违背民心，授人以柄，使中国丢掉了和平的旗帜。
现在回过头来看，和平过渡在当时并不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所以根本没有必要就此大做文章。实际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也讲向社会主义过渡有两种形式。关于“和平过渡”问题，赫鲁晓夫说，“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国内战争联系在一起”，“是不是也有可能通过议会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其实，赫鲁晓夫提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配合他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缓和同西方关系的需要。我们批判说，“和平过渡”没有先例，也没有现实的可能性，这是对的。但是，我们反对赫鲁晓夫“和平过渡”的提法，实际上是要强调实行暴力革命。中国当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知之甚少，只是从自己经验出发，强调武装夺取政权是普遍的必由之路。我们一方面批判“和平过渡”主张，另一方面却完全否定议会斗争，甚至不顾客观条件支持和鼓励一些国家的“左派”搞武装斗争，其中有些实际是恐怖活动。后来以林彪名义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鼓吹“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这一完全脱离实际的战略思想正是在撰写九篇评论的过程中形成和提出的。
这个问题讨论得比较多，主要有以下一些观点：
（1）毛主席有一个问题看对了，就是斯大林这面旗子不能倒，斯大林这面旗子倒了就会出问题。另一方面，当初我们对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是肯定的，认为这是揭开盖子，解放了思想。但是，我们后来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似乎斯大林问题是触不得的，实际上是“全盘肯定”斯大林。毛主席是从更“左”的方面去总结斯大林的教训，认为斯大林错误在于过早宣布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没有搞好阶级斗争，所以才出现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对于苏共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我们起初也是肯定的，但是后来却认为，苏共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违背列宁关于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相互关系的学说”。与此同时，中国把对毛主席的个人崇拜推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2）认为赫鲁晓夫并没有“全盘否定”斯大林。赫鲁晓夫只是局限于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作风和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是对于斯大林的内外政策、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和与此相适应的理论体系，基本上继承下来了，他的改革只是个别和局部的。有的同志说，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没有否定到点子上，中国“肯定”斯大林也没有肯定到点子上。
（3）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产生的消极影响是次要的，积极影响是主要的。过了四十年再回过头来看，当时批判斯大林所造成的迷惘和动荡已经过去，而所产生的解放思想的意义是深远的，直到现在还继续发挥作用。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出现停滞和僵化是从斯大林时期开始的。现在，为了探讨苏联解体的深层原因，重新振兴社会主义，必须对斯大林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我们当时把这概括为“两全”，认为这是苏共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政党学的背叛，并上纲说，“全民国家”是把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变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对广大苏联人民实行“专政”的国家；“全民党”就是要根本改变苏联共产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马列主义的党改造成为修正主义的党。“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是赫鲁晓夫1961年在苏共二十二大上提出的。苏共二十二大的纲领要在二十年内建成共产主义，既然共产主义社会没有阶级差别，国家和政党都要消亡，那么怎么办？于是赫鲁晓夫就别出心裁，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为了建设共产主义已经不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工人阶级专政的国家转变为全民国家”；“作为工人阶级政党而产生的我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成为全体人民的党”。所以说，“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理论只不过是赫鲁晓夫超阶段理论的组成部分，实质上不是右，而是“左”的路线的产物。我们的批判是文不对题。有的同志说，苏共力图在理论上进行探索和创新，这是积极的，应该肯定，尽管有时提出的理论观点不完善，甚至有错误。但我们的出发点不对，是从“左”的和教条主义的角度去批判，结果导致自己走得更“左”，堵死了自己在这些问题上进行反思和探索的道路。
与会者提出，关于中苏大论战，不仅要给后人留下一个真实的历史，而且要从中得到启示，吸取教训。关于大论战的教训和启示，大家谈了很多，这里只介绍以下三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