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是公认的思想家、经史家，也是造诣极高、卓有建树的科学家。科学赋予黄宗羲经史之学一柄利器，也使其创立的清代浙东学派脱胎换骨、独树一帜。
关于《春秋》记载的36次日食，北宋天文学家卫朴独得35次，唯庄公十八年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然而卫朴之说，涉及两处比月频食，即连着两个月都发生日食的情形是不可能的。六百年后，黄宗羲作《春秋日食历》，以授时、西洋中西二历求得《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前552）九、十月和襄公二十四年（前549）七、八月两次比月频食记录均是前食而后不食，并推出庄公十八年（前676）三月日食记录是可靠的，由此揭示出卫朴的三处错误，而这与现代天文学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
痛心于授时历在西洋天文历法冲击下的衰微以至失传，黄宗羲专著《授时历故》《授时假如》等书。前者是授时历立法原理的复原，后者是授时历计算的应用举例。黄宗羲是授时历传承和复兴的功臣，深刻影响了梅文鼎，现代科学史家也是借助黄宗羲才搞清楚授时历“白道交周”等算法的意义。
黄宗羲为南明鲁王政权编制了1645、1649两年的历法，并行用于浙东地区。门人万斯同特别是季子黄百家入京编修《明史·历志》，黄宗羲是幕后的主事者。黄宗羲对《明史·历志》有两大贡献，一是关于有明一代治历人物的评价。周述学、郭正中等人被《明史》录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黄宗羲的传记与弘扬；二是历志中载入“作表之法”。读者据作表原理就能自行造表，不失历志简洁实用的功效。这是黄宗羲的一大创见。
除会通三统、授时、回回和西洋中西诸历之外，黄宗羲还在数学、乐律、地理、医学等很多科学领域卓有造诣，“予注律吕、象数、周髀、历算、句股、开方、地理之书，颇得前人所未发。”并通过讲学，引导学生将科学与经史之学融贯起来，自成一家之言。正如门人万经所言：“维时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测量推步之学，争各摩厉，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
《春秋》日食考辨是黄宗羲应用科学助力经史研究的经典范例，同时成就了其天文考古、天文历史年代学先驱的地位。高举天文历算的方法利剑，黄宗羲还考证了中国古史如武王伐纣年代、孔子生卒年月等。武王伐纣年代在今天仍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坐标点，黄宗羲的历算求解对后世具有很高的方法论示范意义。在推得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122年的结果后，黄宗羲重新排定历代甲子的顺序，其第一甲子（黄帝元年）为公元前2697年。这一历史年份坐标，被主编《明史》的门人万斯同采纳。同时，黄宗羲推得孔子诞辰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黄宗羲天文考古的最大成就莫过于通过反演春秋日食记录证实《古文尚书》乃是一本伪书。后来阎若璩应用黄宗羲的方法也推算证明东晋梅赜所献《古文尚书》乃是伪作，在清初学术界立即引发一场地震，按梁启超的说法是“思想界之一大解放”。阎若璩受黄宗羲影响至深，其《古文尚书疏证》即请黄宗羲作序。
除天文历法之外，黄宗羲在数学、乐律、地理、医学等方面的科学素养也深刻塑造了其经史之学的样貌，即“以经解经”的经学、“六经载道”的史学和“文以载道”的文学等主张。后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源头正是黄宗羲的“六经载道”。
科学更激发了黄宗羲批判的、解放的哲学思想和破邪求实的启蒙精神。他以科学为思想方法利器，大胆批判了佛教、分野和上帝等中西“邪说”，集而题名《破邪论》。分野说，即认为地上州国吉凶与天上星次运行对应，是天人感应说法的变种。在破中国历史上甚嚣尘上的分野说时，黄宗羲就应用了天上星辰经天围数与地广尺寸悬殊难以对应、天上星宿与地上州国方位疏密常不均衡以及先儒“其国始封之日，推岁星所在”在论理上的荒谬等天文学证据。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清儒颇能用科学精神以治学”，黄宗羲及其浙东学派可谓典范。清代浙东学派创自黄宗羲，历万斯同、全祖望至章学诚百年而不衰，是清代治史诸学派成就最大者。究其原因，与科学作用于经史之学密不可分。
中国有着科学与人文融合创新的悠久传统。孔子将“数”作为儒者与礼、乐、书并重的“六艺”之一，孟子和荀子萃取出“苟求其故”“制天命而用之”的科学功能观，庄子借“机”释“道”——阐发了科学与人文的内在同一，司马迁高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扬雄更将“通天地人”明确为儒者的理想人格。
黄宗羲痛惜地发现，这一优秀传统到宋代竟“失传”了，“有宋名臣，多不识历法。……只有一沈括号为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为卫朴所欺”。这不仅是黄宗羲写作《春秋日食历》的源起，也是其重塑科学与人文融合创新传统的动因。
姜希辙序黄宗羲《历学假如》推崇其是“所谓通天地人之儒也”，黄宗羲本人更是以精通包括乐律、天文在内的科学为儒者的本分。“夫律历，固儒者之能事。”即使抗清避居浙东化安山，古松流水，夜半猿啼，黄宗羲依旧布算簌簌，达到“痴绝”的忘我境地。黄宗羲在将科学应用于经史创新的同时，探索出一条新的经史研究之路——学术史的梳理，即以《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为代表的学案体。这是科学对学术思想方法的重要影响。
有感于明亡的血泪教训，黄宗羲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殊为深刻，并将之作为取士的硬核指标：“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黄宗羲对科学的态度，深刻影响了其子黄百家以至整个浙东学派。黄百家注解《宋元学案》特别是张载学说时，大段引用科学包括西方传入的最新科学，如哥白尼日心地动说、沈括月相变化实验、西方气象学理论、日月食成因及蒙气差影响还有前人关于潮汐成因的解释等等。
与此同时，黄宗羲也谋求中国学术独立，这可以说是他力倡并躬行科学与人文融合创新传统的初心所基。百年前的梁启超对此看得分明：“因治西算而印证以古籍，知吾国亦有固有之算学，因极力提倡以求学问之独立，黄梨洲首倡此论，定九与彼不谋而合。”
“不事王侯，持子陵之风节；诏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作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侯外庐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黄宗羲定律”以税改怪圈揭示了历代兴亡的经济原因，《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开中国学术史研究之先河，同时，黄宗羲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以科学为思想和方法利器，黄宗羲不仅复兴发煌了科学与人文融合创新的中华传统，而且将这一优秀文化升华为中国学术独立的坚实基础，这是黄宗羲留给我们今天的又一份沉甸甸的精神遗产。
（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东华大学）
2024.9.29 | “通天地人之儒” ——黄宗羲与科学人文的融合创新
任春光 杨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