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性侵13年后她选择了死，文学竟也是暴力的帮凶

撰文  |  新京报记者 张畅

26岁的林奕含自缢而死。

在此前的各路报道中，她被冠以“美女作家”的名号，美丽、优秀、懂事，几乎活成了所有人羡慕的样子。

但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中，她却借房思琪之口，吐出了多年来压在心底的秘密——曾经被老师诱奸。

林奕含死了。得知真相的人们怒了。他们人肉那个老师，市长和法律介入，形形色色的讨伐或纪念文章铺天盖地。善良的人们想以这些方式，让她“死得其所”；也想以这样的方式，掩盖对自己曾经毫不知情的愤怒。

美女作家、26岁、自缢、诱奸……如果剥离这些吸引眼球的元素，如果同样的遭遇发生在一个“平淡无奇”的人身上，它的后续又会是什么版本呢？这样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不止一人因此而痛苦，不止一人因此而死。除了吵嚷，我们该做什么？吵嚷过后，我们该怎么办？

真相和反思总是迟到的。除去容貌、女作家、抑郁症患者、性侵受害者的身份外，那本让人压抑和痛苦的小说、她自杀前8天录制的十几分钟的受访视频里，林奕含到底在说什么？到底想说什么？而除了惋惜、控诉、愤懑之外，我们，又能做些什么？

屈辱的书写

“我无意也无力改变社会的状况”

“作为小说的写作者，这个故事折磨、摧毁了我的一生……我的书写是非常堕落的书写，是屈辱的书写，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书写。”在自杀前8天的受访视频中，林奕含穿一件粉色上衣，语气平静，只有说到书中关于房思琪的细节时，才会哽咽，停顿，短暂地闭上眼睛，似在平复自己。彼时，距离她被男老师诱奸，已经过去13年了。

林奕含在自杀前八天的受访视频。

不知道她的父母是什么时候知道她这段经历的。据东网5月6日报道，林奕含的父母在5日深夜表示，还有三名女生遭受同一位老师的伤害，而林奕含为了保护这三位女生，坚持不肯透露她们的姓名。林父发消息称“轻轻地诚挚地拜托大家”，“请记住她的遗愿，是预防”，“而不是追究任何个人”。有哀伤，也有掩饰的成分。

林奕含父母发布的声明，称“她写书的目的，是希望社会上不再有第二个房思琪”。

如果说遭受性侵是痛苦的，那么目睹同样的痛苦在不同的生命个体身上发生，得知有人想替她粉饰，则构成了她的屈辱。可惜，书写本身，并没有为这痛苦和屈辱带来改变。林奕含引用了阿多诺的那句：“在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经历奥斯维辛的人，在书写这段黑暗历史时，尚且对“这件事不要再发生”抱有希望；而在林奕含看来：“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是房思琪式的强暴……在书写的时候，我很确定，这件事不要说在台湾，在全世界，现在、此刻，也正在发生。”

她说对了。

今年3月，《“女童保护”2016年性侵儿童案件统计及儿童防性侵教育调查报告》显示，2016年发生儿童被性侵案件数量433起，比2015年增加93起。受害人778人，其中719人为女童，占92%。被性侵的儿童以7至14岁的中小学生居多，受害者年龄最小不到2岁。

限于诸多因素，性侵儿童案件难以全部被公开报道和统计，被公开的案件仅为实际发生案件的冰山一角。

小说中的房思琪因为被性侵而产生了强烈的自我唾弃，她经受着略过爱情直接抵达性的巨大失落，在自尊心和社会性禁忌的双重驱使下隐瞒、自责、抑郁，甚至在无路可走时自我催眠说，自己爱上了老师，想用爱来抵消性侵的伤害。当她向父母求助时，却一次次被无视。

被老师性侵后，房思琪想告诉母亲，就试探地说，学校里有学生和老师在一起了，妈妈却冷冷地回一句：“一定是那女生很骚。”她立刻闭了嘴，知道自己再不能提起。她还曾在饭桌上对母亲说：“我们的家教好像没有性教育。”母亲回答：“什么性教育？性教育是给那些需要性的人。”

小说的最后，房思琪疯了。真实故事的结局是，林奕含死了。

儿童心理学家宫学萍在接受《新京报·书评周刊》采访时说：“儿童性侵并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往往是试探性的，试探哪些儿童可以实施性侵犯。这时当父母从孩子的只言片语或者日常反应，比如恐惧、性格突变、身体淤青、睡眠紊乱、暴食等行为中发现反常，需要尽早介入，防止更多伤害发生。”而且， 很多家庭对于性没有足够的接纳度，父母会采幼稚的防御机制，闭口不谈，这就很容易出问题。通过谈性，父母其实是在滋养和孩子之间的亲子关系。很多被性侵的孩子之所以不会向父母寻求支持，往往是因为不信任他们会保护自己。

林奕含说：“奇怪的是，没有人要我讲内心那个很庞大的骚乱、创伤、痛苦，没有人知道我害怕睡觉、害怕晚上、害怕早上、害怕阳光、害怕月亮。”

伤害发生后，疗愈是艰难而漫长的。“很多心理创伤没办法回到原初，但需要被确认，确认孩子是受害者，并且告诉孩子，她没有过错。在家庭内部要得到确认——这是创伤疗愈的第一步——这样孩子才能感到自己经历的东西是真实的，对自己达成谅解。”宫学萍这样说。

质疑与警惕

语言之美或是杀戮的帮凶

如果简单粗暴地总结《房思琪的初恋乐园》的主题，只是一位男老师利用职权，诱奸、性虐待女学生的故事，这在文学书写中并不罕见。回看林奕含和她笔下的故事，读者很可能会联想到同样因自杀死在26岁的台湾女作家邱妙津，想起《蒙马特遗书》中炽烈的同性之爱和爱而不得的痛苦；想起因自杀死在31岁的美国女作家西尔维娅·普拉斯，以及《钟形罩》中一个女人的孤独、绝望和挣扎。

但林奕含在书中真正叩问的，除了显见的强暴带给人的灵肉之痛外，还有语言和艺术的魅惑本质。

作为一个对文字怀抱信仰、自称“迷信语言”的人，林奕含一直都坚信古人所云的“诗缘情而绮靡”和“思无邪”，即一个人用诗的方式说出情话时，应该是言有所衷的，应该是真诚的。作为一名资深的“张迷”，她一边质疑胡兰成强暴小周、辜负张爱玲在道德伦理上的正当性，一边又不得不承认，他在《今生今世》里写下的关于张爱玲的文字是难得“清澈的”，这让她在文学的审美意义上心向往之。

可以说，一位是胡兰成，一位是现实生活中的“李国华”（书中施虐的男老师），让她受困于语言的表征与道德内核的断裂，她因而质疑语言、艺术或许只是表象：如果语言，这一人类文明的楼宇的地基，都不再发乎心，不再真实，那么人该信仰什么？

林奕含。

“整个故事最让我痛苦的是，一个真正相信中文的人，他怎么可以背叛这个浩浩汤汤已经超越五千年的语境和传统？……（胡兰成）这个思想体系有很多裂缝，他就用语言、修辞，各种譬喻法去弥补，以至于这个思想体系最终变得坚不可摧。”她在生前接受采访的视频中这样说。

有多少人，正运用类似这种以语言、修辞填补的所谓“思想体系”，坑害无知的人？又有多少人，因为深信这一“思想体系”，而成为受害者？林奕含在自己13岁成为这个体系的受害者之后，思考的正是施害和受害的语言根源。在她看来，恰恰是高度艺术化的语言，掩盖了犯罪，成为施暴甚至杀戮的帮凶。

而瓦解林奕含对语言的信的，还有写作过《大河湾》的印度裔作家奈保尔。他于2001年获得诺贝尔奖，作品广为流传，现实生活中却嫖妓、大搞外遇、虐打妻子和情妇。当然，我们无法从道德层面否认一位艺术家的高超技艺，但林奕含却由此追问：“会不会艺术从来就只是巧言令色而已？”

可以想象，单纯看这个问题本身，有人会觉得它幼稚，矫情，自恋，甚至不值一提。但林奕含的本意并不是借《房思琪的初恋乐园》表达情感上的发泄，按照她的说法，是在“达到所谓艺术的高度”的基础上，探寻自己“变态的写作和艺术的欲望”。简单说，就是保证小说艺术性的同时，探寻自我痛苦的根源。

她最终探寻到了什么呢？

她发现自己居然也成了这杀戮的共谋。

“我的整部小说，到我的书写行为本身，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诡辩，都是对艺术所谓真善美的质疑。”她原本想借这本书，解答之前关于艺术和语言的困惑，把由性侵实施者“巧言令色”构筑起来的“思想系统”的裂痕公诸于世，结果却绝望地发现，自己也在运用语言的魅惑，对抗由其搭建起来的罪恶。她握着一把曾经挥舞过无数次的利刃，想要劈开冰层，救赎自我，却发现冰封即利刃，利刃即冰封——注定无解。

这就是为什么，在小说的结尾，怡婷说：“我恍然觉得，不是学文学的人，而是文学本身辜负了她们。”

《房思琪的初恋乐园》

作者：林奕含

版本: 台湾·游擎文化 2017年2月

对于林奕含而言，是文学教会了她以真，以善，以美，最终却辜负了她。她亲眼目睹了自己以文明的方式被诱捕：“人们被教育要服从权威，敬仰权威，我们将对权威的想象投射到好像握有权威的人身上，直到幻灭那天。”

林奕含走了，希望她不仅只出现在这几天的公号文章里，或成为无聊的消费品。

希望有朝一日，人们想起她时，能记住她的质询、反思、挣扎和痛苦。希望这擅长遗忘的时代也能一并记住，还有很多人和她一样，曾经经受、正在经受、即将要经受同样的挣扎和痛苦。

而我们，不应该冷漠旁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