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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贾·莫汉
长期以来，运用核技术一直是世界大国的重要标志，自视大国的印度对此自然极为重视，但仍旧长期发展滞后。
印度1998年违反《核不扩散条约》测试核武器而沦为“核贱民”，但小布什政府为拉拢印度仍冒天下之大不韪为其网开一面，打开了印度商业化利用核能的通道。然而，就算已清除了全部外部阻挠，印度核能产业发展却依然极为缓慢，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印度2010年推出的《民用核损害责任法》正是罪魁祸首！
与其他国家的相似法律相比，
这部法律非常奇葩：它规定一旦发生核事故，无论事实怎样核电站运营方都只背负很小一部分有限责任，而核电设备供应方则需承担大部分赔偿义务。
之所以会搞出这种奇葩条款，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印度官方对自身操作运行水平“心里有数”，担心真发生事故产生的巨额赔偿没人承担。由于条款苛刻，国际供应商纷纷绕开印度核电的巨坑。
其结果就是，印度核电未能吸引足够私人投资和国际参与，最终导致印度核工业过去数十年的发展停滞。
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最近印度政府已放松政策管制，希望吸引更多私人资本投入。
鉴于当前全球核能产业发展复苏势头上升，印度或将真正迎来一波恢复性增长。
南亚研究小组特编译此文，供各位读者批判参考。
图源：网络
在2月2日的预算演讲中，印度财长西塔拉曼宣布，决定修改两项阻碍印度核电前景发展的原子能法案。
可以说，印度最终乘着全球核能产业复苏的大势，做出了这个早该做出的决定。
印度核能发展陷入倒退堪称历史悲剧。
印度早在1969年就曾在塔拉普尔（Tarapur）建成核电站，使其成为亚洲第二个拥有核电站的国家，远早于中国，仅次于日本。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印度在西方合作伙伴的大力支持下，制定了颇具规模的核能研发计划。在1970年核能发展最乐观的时期，印度曾希望到2000年拥有1万兆瓦（MW）的核电装机容量。
然而，距目标年份过去25年后，印度的核电装机容量仅约8200兆瓦。而中国目前的核电装机容量已达约5.8万兆瓦，韩国则达3.2万兆瓦。
如今，中国和韩国已成为核反应堆主要出口国。阿联酋在不到十年前启动核电计划，但如今其核电装机容量已达5200兆瓦，这正要归功于由韩国建造的反应堆。
在过去十年间，印度政府一再调整核电装机容量目标，但这些目标无一得到实现。
财政部长如今设定了新的目标，即到2047年实现10万兆瓦（MW）的核电装机容量。然而，她也足够现实地认识到，如果不修改印度核能的法律框架，即《1962年原子能法》（Atomic Energy Act, 1962）和《2010年民用核损害责任法》（Civil Liability for Nuclear Damage Act, CLNDA），这一目标将无法达成。
如果说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早期政策为印度核能发展奠定基础，那么随后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包括外部和内部因素——以及重大政治失策，则导致当前印度的核能僵局。
早在20世纪40年代，塔塔集团（Tatas）就在霍米·巴巴（Homi Bhabha）的请求下提供私人资金，推动印度核研究发展，而当时广岛、长崎两枚原子弹的爆炸标志着人类正式进入核时代。印度在上世纪五十年代通过与外国合作构建自身核能能力的政策，使其在核能发展上占得先机。
然而，自七十年代起，印度的核能发展问题开始不断累积。
其中一个关键问题是，1970年《核不扩散条约》（NPT）生效，改变全球核能合作格局。
该条约将核武国家的数量冻结在五个，即1967年之前已进行核试验的国家，并开始限制核技术向其他国家转让。如果说印度的核计划曾在“核国际主义”时代蓬勃发展，那么在1970年代之后，它开始在外部压力下萎缩。
如果印度在1967年1月前进行核试验，它将站在核秩序的有利一侧。然而，由于缺乏能力或意愿成为核武国家，印度最终被归为“非核国家”一方。
（有报道称，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曾在1963年提议帮助印度进行核试验，但尼赫鲁拒绝了。）
当印度最终在1974年进行核试验时，情况反而变得更加糟糕。新德里试图取巧宣称其核试验是出于“和平用途”，但这一说法未能说服其敌对邻国——巴基斯坦和中国。相反，中国加强了与巴基斯坦的核合作，并最终促成巴基斯坦在中国支持下建立核武库。
与此同时，国际社会对印度施加更为严厉的核制裁，认为其对全球核不扩散构成重大威胁。
意识形态和政策上的混乱将印度置于最糟糕的境地——既不是“有核”国家，也不是“无核”国家。
这种尴尬的境地持续了四分之一个世纪，直到印度终于挣脱困境。
1998年5月中旬，印度在48小时内连续进行了5次地下核试验，并正式宣布自己为核武国家。尽管这一举动带来了新一轮制裁，但也为印度与美国及全球核秩序和解打开大门。最初，美国对印度的核试验表示愤怒，但随后开始探索与新德里进行核合作的可能性。2005年至2008年间，乔治·W·布什政府促成一项框架协议，印度得以保留其核武库，同时恢复自1970年以来印度被剥夺的民用核能合作。美国不得不付出巨大努力，修改国内不扩散法律并推动国际规则调整，以帮助印度摆脱“核监狱”。
然而，就在印度即将迎来核能发展的新篇章之际，
印度政界在2010年通过《民用核损害责任法》（CLNDA），这一极具破坏性的决定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本应推动核能快速复兴的民用核合作倡议，反而因该法律的实施让国内私人投资和外国合作变得几无可能。
根据全球通行的规范，一旦发生事故，所有责任应由核电站运营商承担，以确保受害者能够迅速获得赔偿。
而CLNDA却赋予了运营商向设备和零部件供应商追责的权利。这一法律极大阻碍了印度吸引国内外资本进入核能领域。
莫迪政府自2014年上台后，曾试图找到解决方案来缓解这一问题，但始终未能吸引倒足够投资参与印度核电发展。过去十年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如果不修改CLNDA，印度核能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将难以提升，印度也无法顺利实现绿色转型。
除了CLNDA之外，印度核能发展面临的更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源自《1962年原子能法》赋予政府对核能活动的完全垄断。1962年，政府全面控制核能或许合理，但如今，这一原则已不再适用。
政府垄断严重阻碍印度核电大规模扩张所需的资本流入。目前，印度原子能部门（DAE）完全依赖政府拨款。
此外，这一垄断模式还限制了核能生态系统形成，妨碍技术创新、形成规模经济，以及建立全球核能合作网络，从而最终拖慢印度核电发展速度。
过去70年来，塔塔、戈德瑞治（Godrej）、L&T、沃尔昌德纳加尔（Walchandnagar）和BHEL等私营和国有企业一直为印度核电站提供关键设备。如今，它们已经具备独立建设核电站的能力，只需印度原子能部（DAE）提供部分技术支持。
最近印度航天领域的改革经验值得借鉴。尽管是有限的监管自由化，却已引发航天领域民营企业的蓬勃发展。如果核能领域也向私营企业开放，类似的变革很可能发生。
修订《原子能法》应为印度科技发展设定新的宏大蓝图。如印度原子能部、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DRDO）等政府部门，应专注于科研，而将设备生产和相关产业活动交给私营企业。
这些科技领域的政府垄断已经失去其历史作用，反而成为阻碍印度技术转型的绊脚石。
作者简介：
拉贾·莫汉（Raja Mohan），印度著名外交政策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南亚研究所教授，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印度中心研究员。
本文编译自《印度快报》2025年2月5日文章，
原标题为
The story of India’s atomic slide – and an opportunity to bounce back，
原文链接：
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opinion/columns/c-raja-mohan-writes-the-story-of-indias-atomic-slide-and-an-opportunity-to-bounce-back-9817764/
本期编辑：贾丽豪
本期审核：范家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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