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国川

本文摘自《国家的重生 : 日本战后腾飞之路》

作为第一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亚洲国家，日本究竟可以为我们提供怎样的成功经验，以及血泪教训？

在战争后期，由于日军连连战败，兵力损失惨重，30余万高校大学生（除理工系和教育系外）先后被征召入伍，当时的日本政府美其名曰“学徒出阵”。战争结束了，许多年轻的生命成为这场战争最后的牺牲品，无数大学生再也没有回来。许多教授回想起自己的学生被迫从军的情形，心中充满了悔恨。

作为京都学派的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田边元长久以来都是积极的民族主义者，他曾参与对“大东亚共荣圈”合理性的哲学论证。战后他发现自己的哲学理论破产，许多学生战死，于是开始动笔忏悔，承认自身罪孽深重：

与田边元类似，文艺评论家中野好夫也是战争的支持者。他曾先后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东京帝国大学担任教授。战后他从“原罪”的角度反思自己的思想，认为自己对年青一代负有绝对的责任。他在文章中说：

与公开支持战争的田边元、中野好夫不同，不少大学教授不满国家发动的战争，却敢怒不敢言。他们无奈地看着自己的学生穿上军装，甚至还要“欢送”学生上战场，其心情可想而知。战后，他们也发出了深沉的悔恨之声。

“我们可曾教给学生‘根据自己的良心去行动，哪怕是拒绝国家的命令’那样的精神呢？没有。我们不敢说。如果我们能够说出那样的话，当然就能够首先站起来批判国家的战争政策。现在，我们在反省自己的怯懦，反省自己没有勇气。”

这是东京大学教授南原繁在公开演讲中的沉痛之言。作为著名政治学家，南原繁是战后东京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的演讲代表了许多自由主义者的心声。法政大学的本多显彰教授便是其中之一，他曾写道：

严格来说，战时日本的知识人是没有能力制止战争的。从这一角度看，他们并无悔恨的必要。然而，许多人超越了这一点，从道义的角度去反省自己的不作为，反思自己缺乏斗争的勇气。著名历史学家家永三郎就是这样的知识人，他说：

这些知识人深深悔恨过去，同时伴随着对未能抵制诱惑、未能反抗可怕的国家权力的自责。除了那些一直支持战争的右翼人士，战前绝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和左翼知识人都放弃了对国家的批判立场，转而无条件支持国家和国家发动的战争。战后，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公开忏悔未能坚持自己的价值观，未能阻止走向歧路的国家。这些公开忏悔的知识人，被东京大学教授丸山真男称为“悔恨共同体”。

与这些在战争期间远离战场的知识人不同，丸山真男曾亲临一线，而且与死神擦肩而过。丸山真男的青春期是在日本近代最黑暗的时期度过的，他曾因左翼思想被思想警察逮捕，之后长期作为监视对象。作为南原繁的学生，丸山真男毕业后留在东京大学工作。

1944年，已经升任副教授的丸山真男应征入伍，先在朝鲜平壤服役，后转入广岛，在当地经历了原子弹爆炸。战后，回到东京大学的丸山真男直面惨痛经历，同时又跳出狭隘思想进行反思：这个国家究竟发生了什么？原本应该保护人民的国家，为什么最后却变成一只把国民驱赶到战场上的怪兽？

丸山真男将自己的思考写成《超国家主义的逻辑与心理》一文，1946年5月发表在《世界》杂志上。他在文章里指出，公民意识是近代国家形成的精神基础。然而，自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转型过程中，日本国民始终没有真正建立起公民意识。

相反，个人不被承认，自由亦不存在，对国家的忠诚成为最高价值，“国家成为伦理的载体，是唯一具有价值判断的决定者”。这样的观念渗透于社会，社会中充斥着唯命是从的个人。战前日本社会的最大特点是“超国家主义”，就是国家超越了个人，个人把一切都交给政府、被政府控制。

不管起因如何，德国纳粹指导层对开战的决断都抱有明确的意识。与此相比，日本虽然发动了如此大的战争，但却找不到发动战争的明确意识，似乎是不知被什么所压迫，不知不觉滑向战争深渊的。

在丸山真男看来，这并不仅仅是因为军国主义者不知耻的狡猾或浅陋的保身之道，或个人道德方面的堕落，更是因为明治时代后的日本并没有产生能够主动承担社会政治责任的近代意义上的“公民”，却生产了大量对权威的政治决断只能采取卑微的屈从或效忠态度，并且万事“唯上”的随从或奴仆。

由于没有形成近代国民主义，所以日本战前的爱国主义教育只能产生狭隘民族主义、超国家主义。狭隘民族主义、超国家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携手，让日本走上了不归的侵略道路。

从这一意义上说，战败既是日本近代国民构建失败的宣告，又是国民重建的新起点。丸山真男提出了新的希望：“日本军国主义画上句号的8月15日，正是作为超国家主义整体基盘的国体丧失其绝对性之日，也是日本国民成为自由主体、承担起自我命运之日。”

这篇文章发表后引起巨大反响，杂志迅速售罄，加印仍供不应求，许多人只能靠互借手抄本传阅。有读者评论说，读该文“感觉可以听到大日本帝国的精神开始崩溃的声音”。由此，丸山真男成为“战后民主主义旗手”，引领了战后日本社会的思想启蒙。

他一再撰文阐释，国家并不是真理、价值的决定者，个人的道德判断、思想自由应该独立于国家统御之外，个人应对自身行为负起责任。这样的声音在战后的日本实属振聋发聩，让刚刚获得思想解禁的广大读者豁然开朗。

战后日本的主要思想任务，就是重构国家与国民的关系。许多思想家和评论家纷纷追随丸山真男的脚步，在民主的旗帜下集结起来。他们认为，国家对个人权利的肆意侵犯与剥夺，“公”对“私”的侵犯，是战争无法得到控制的一大因素。

他们同丸山真男一样，出生在战争爆发前不久，在人生最精华的青葱岁月见证了战争的残酷与国家的疯狂，所以始终秉持反战的态度，对于国家也一直秉持批判的立场，致力塑造现代公民，被称为“进步的文化人”，在这一群人的推动下，思想启蒙深入民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国家与个人的关系。

1964年时，日本即开始运行“新干线”

1946年11月，《日本国宪法》颁布，对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进行了规范。新宪法第十一条就明确规定：“国民享有的一切基本人权不能受到妨碍。本宪法所保障的国民基本人权，作为不可侵犯的永久权利，现在及将来均赋予国民。”

《日本国宪法》公布后，日本媒体对全国青年进行过舆论调查。对于“当敌国入侵国家时，你准备怎么办”这一问题，只有三分之一的回答是“坚决抵抗”，三分之一的回答是“设法逃跑”，还有三分之一的回答是“无条件投降”。

与战前昂扬的国家意志及澎湃的“爱国”热情相比，战后国家在国民心目中的地位一落千丈，如冰消雪融般消解了。著名经济学家大熊信行指出，因为以前貌似强势的国家意识，并没有建立在关注民众利益的基础上，所以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那么，想远离军国主义、侵略主义的人们，一旦发生了战争，为什么就不得不屈服于国家的行为呢？大熊信行的回答是：这是因为国家要求国民忠于国家，而国民中又没有人对此表示怀疑。在这样的国家里，一旦国家政策产生错误，给国民带来的灾难将是巨大的。

本来，对国家进行质疑应该是知识人的责任。就像加藤周一所说：“也许大众确实不能‘了解’事实，但是知识人是能够‘了解’的。倘若后者不了解任何事物，则只能认为他没有打算去了解。”

在战争期间，绝大多数知识人缺乏科学精神和人文勇气。到了战后，一些知识人又纷纷开脱自己的战争责任，借口是“既然战争打起来了，就只有支持国家了”。大熊信行把这种行为称为“对公众的侮辱”。

他从不讳言自己在战争期间曾担任“大日本言论报国会”——一个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向国民积极鼓吹战争的媒体组织——的理事。他坦然承认，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知识人，积极支持和参与了国家动员的战争。

从痛苦的反思中，大熊信行得出一个结论：为了破坏人类创造出来的令人憎恶的战争，人们就必须拒绝对国家盲目忠诚。许多日本人对于“拒绝对国家盲目忠诚”论产生了共鸣，慢慢接受了大熊信行的观点，重视个体权利、淡化国家观念越来越成为公众的意识。

20世纪50年代初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要求日本重新武装，追随美国的战争政策，当时的日本教职员工会就做出了决议：“不要把我们的孩子再次送上战场！”这印证了战后著名思想家鹤见俊辅的话：“我们作为战后的人，也记住了从前的屈辱。今后一旦发生不合历史潮流的事件，一定要明确地反对！”

在战争期间，国民对国家的忠诚度经常受到考验，被判定为不忠的“非国民”会被揭发，甚至撤职。但是战后就不再有类似的考验，即使是在国家庆典期间，也不需要挂出太阳旗向街坊邻居展示自己是忠义兼备的日本人。

很多孩子甚至不知道挂在公共建筑上的太阳旗是国旗，并且还以为《君之代》是相扑歌曲。自1953年起长达五年间，日本统计数理研究所进行了“日本人国民性”舆论调查。调查中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以下三种意见中，你赞成哪一个？

（1）只有首先实现个人的幸福，日本才能变好。

（2）只有日本变好，个人才能得到幸福。

（3）日本变好和个人幸福的实现是等同的。

选择第一个答案（个人优先）的人数一直在25%~30%之间波动，变化不大；选择第二个答案（国家优先）的人数从37%下降至27%。

在1945年之前，日本曾经把国家放在绝对位置，泯灭个人价值，个人必须服从国家的超国家主义价值观占据制高点。为什么在战后会出现颠覆性的变化呢？国民是如何从神圣的国家重压下解放出来的呢？

这固然与美国在占领日本后实施民主改革、否定专制的国家至上主义有关，但也有日本知识人在反思的基础上为日本民族注入现代价值观的功劳。 一位学者曾说：“一个国家走向什么样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如何面对自己的过去。”经过历史反思和思想启蒙，日本开始向真正的现代化国家转变。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