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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22日，程立和、黄志强、方春平、程发根等四人经江西省高级法院改判无罪，最终洗脱冤屈的时候，失去自由已经超过了十四年。
当天上午无罪释放后，程立和等被家人戴上大红花，用车接回乐平后，就先来到这里，洗澡、换衣服。然后由村里的腰鼓队开路，一路鞭炮簇拥着步行回村。
一路上，年纪最长的程发根相对平静，脸上带着释然的微笑；程立和仍像个大孩子，一路东张西望，对周围的变化非常新奇；方春平似乎对这么多人的围观和已经陌生的环境感到不适，低着头，总想往后躲；黄志强则意气风发，像个凯旋归来的英雄。
没有凶器、没有目击者、现场也没有他们到过的痕迹，加上逃亡多年方才落网的汪深兵，五个嫌疑人中的三个案发时都不在本地，但他们仍被认定为2000年“5·24”抢劫强奸杀人碎尸案的凶手，从而蒙冤十四年。
2016年12月22日，江西乐平，“5·24”杀人案中被告人释放后召开记者发布会。摄影 摄小箭
2000年5月24日清晨，绿宝超市老板蒋泽才的尸体在乐平市中店村名为“无天底”的田间被发现，尸体表面发现多处伤痕，上面压着一辆摩托车。案发现场还发现了他的女友郝强带血的发夹、上衣、高跟鞋等物。四天后，乐平市新平路的一家院子里，郝强的一截手臂被发现，还有一个红色塑料袋。
当时，程立和和汪深兵在福建，程发根在景德镇，只有方春平和黄志强在村子里。蒋泽才尸体被发现的时候，他们还和同村的人一起去围观了警方的勘查现场。
黄志强的父亲黄全正还记得，当天中午儿子去岳父家吃饭，还有声有色地分析，说肯定是情杀。没有人想到，两年后，这五个人会被当作同案凶手。
所谓的“无天底”，其实是个大水塘，因为积水较深，只有水浅时一年能种一季水稻，几百米外，就是登高山。案发时，这两处还算乐平市的偏僻场所，情侣们常来此约会，也是罪案多发的地方。
“5·24”案前一年的9月9日凌晨，一对青年男女在登高山上野合时遭人劫杀，男青年被杀害，女青年被强奸，即所谓的“九九”案。
乐平市公安局提供的破案经过称，“5·24”案发生后，该案被与“九九”案放在一起作为系列案件，由景德镇市公安局领导亲率刑警支队人员坐阵乐平指导破案，江西省公安厅也将其列为省厅督办案件，这让乐平市公安局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从而调集精干力量成立了专案组，两年间跑遍了全市二十几个乡镇、摸排了数千人，却始终一无所获。
2002年春节期间，登高山附近又出现了十多起持刀抢劫案，很快即被侦破，抓获作案人员近十名，基本都是中店村的年轻人。专案组人员又联想到长期未破的“九九”案和“5·24”案，认为与该系列抢劫案必有联系，便从抢劫案中挖掘线索，最终锁定了程立和——他的弟弟参与了抢劫案，自己又买过被抢的一部手机，“5·24”案发后去向不明，具有重大嫌疑。
2002年5月24日，程立和因销赃被抓，随后黄志强、方春平和程发根也先后被抓，每个人中间都隔了几天。抓汪深兵的时候他恰好睡在旁边的新房，连夜跑了。
很快，乐平警方宣布两案告破，程立和等四人全部招供，与汪深兵一起犯下“5·24”案，至于“九九”案，则系黄志强、方春平和一名另案被告人所为。但是案子移送到检察院，四个人就全部翻供喊冤，称招供是因为受到刑讯逼供，这一喊，就是十四年。
让他们觉得荒谬的是，冤枉杀人也就罢了，为什么这五个竟然会被绑到一起。
“我和黄志强是朋友，其他的三个人，都是村里见面后打声招呼，不说话的，有时候连招呼都不打，怎么会一起杀人呢？”方春平说。
程立和也只和汪深兵熟悉，案发时两个人都在福建晋江打工，正月就走了。没想到两年后被警方认为，“‘5·24’案发后去向不明，具有重大嫌疑”。
那段时间，程立和与叔叔前后包过一个餐馆，汪深兵在那里切菜、骑黄包车拉客。
汪深兵说，他和方春平属于老死不相往来的，唯一一次有印象的对话，还是村里划龙舟时吵架。就连这一次，方春平也一点儿都没印象了。
最冤的是程发根。当时其他四个人都是二十多岁，自己已经三十多了，早就结婚并有了孩子，平时根本不在一起玩儿。他跟他们几个都不熟，案发的时候人在景德镇，当天还去银行存了次钱，有存款记录。
警方来抓人的那天，他也恰好不在家。过了几天，主动在妻子和表哥的陪同下去找刑警大队讲清楚。程发根以为，警方抓他是因为自己贪便宜买过一个抢来的手机，想吃顿饭把事情解决，没想到被以杀人罪抓了。
为什么抓的是这几个人，谁也说不清楚。只有第一个被抓的程立和大概能猜到一二。
“我其实叫程文和，是文字辈。上户口还是身份证的时候字迹潦草，‘文’被认成了‘立’，后来就成了程立和。抓我的时候，警察说，‘无天底’的案子是我做的。我说不可能，当时我在福建。问跟谁一起去的？我说汪深兵。然后看我签名写的是‘程文和’，就问之前抢劫的那个程文才跟你是不是一家？我说不是，我们是上边的，他是下边的。问下边的和谁是一家，我说跟程发根是一家。”
程立和说，估计这两个人就是这样被放进来的，如果当时他说的不是程发根，而是程文才本家的另一个人，或许程发根就能逃过一劫。至于黄志强和方春平，是警察问他认不认识，他说认识，至于怎么锁定的这两个人，就不知道了。
2016年12月22日，四个人获释出来后，已被取保候审的汪深兵跑过去和每个人分别见了面。当时，除了确实是朋友的程立和外，其他人都没认出来他是谁。汪深兵跟他们感慨地说：“兄弟啊，不管我们以前怎么样，既然政府硬把我们绑在一起，以后一定要好好处。”
上图 程立和的母亲毕荷娇在儿子被抓之前到过最远的地方是数公里外的乐平县城，程立和身陷囹圄的十三年间，她已经往返南昌、北京不下百次 。摄影 腾讯新闻 宗文
下图 令毕荷娇开心的事情只有孙女得回来的奖状，墙上9张奖状几乎是这栋房子里唯一亮堂的东西。程立和被捕后，妻子就离开了这个家，老两口把孙女拉扯大。摄影 腾讯新闻 宗文
2006年二审宣判后，四个家庭的生活主题就变成上访和申诉。每年要跑两三次北京，南昌和景德镇去得就更多了，每个月都去。
方春平的父亲方桂水向记者出示了自己这些年来的部分火车票，大概三副扑克牌这么厚，这还不全。上访过程中，他被拘留过，也被以寻衅滋事罪判过，方春平的妻子和母亲也都被拘留过。用方桂水的话说，一人蒙冤，四人坐监。
他们曾在村里征集联名请愿，放在村里菜市场和澡堂的门口让人签，全村四千多人，有八百多签了名。这还不算出外打工，当时不在家的。
就这样跑了很多年，案子好像都没进展。即使他们在北京获得了一些帮助，有名律师和法律专家就这个案子专门开过研讨会，也有一些媒体进行了报道，但好像都没有用。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就是冤屈必须洗刷。
2004年景德镇中院第二次一审还是死刑之后，方春平给家里写了一封信，最后咬破手指写了“冤枉”两个字。当时他以为死定了，希望家人不要因为他的死而放弃，继续申冤讨回公道，别让他死不瞑目。
这样的情况一直持续到2011年底，方林崽被捕后主动承认自己才是“真凶”，大家才又有了精神，跑得也更勤了。据简益平了解，虽然江西省高院直到2015年3月才开始受理案件的申诉，大约2012年、2013年的时候，相关的调查就已经悄悄启动。
“2012年4月，方林崽被警方押着指认现场时碰到中店村两个村民，说是他干的。然后就有了一些媒体报道，加上家属也一直上访，这时候省里通过舆情监控就了解到了，省政法委也组织了专门的调查。这时候还不知道那个DNA鉴定检测报告。”简益平说。
2013年5月，逃亡了十一年的汪深兵在南昌被捕。距离案件的平反也就越来越近。简益平注意到，审讯汪深兵时，江西省公安厅刑侦总队的人也参与了，这意味着案件已经超出了乐平的控制能力。审讯的结果是，汪深兵没有遭受刑讯逼供，一直拒不认罪，零口供移交景德镇检察院，一年多后取保候审。
在简益平看来，方林崽和汪深兵先后落网后，江西高院再审“5·24”案已经势在必行。因为过去的十多年间，无论司法机关还是普通公众的法治意识都有了很大提高。就乐平市公安局漏洞百出的证据材料，根据现在的裁判规则，肯定没法认定汪深兵杀了人，那么之前被判的四个人怎么办？所以肯定会重审。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时包括公安局长在内的曾经的办案人员大多已不在原职。
但是对于程立和等四人及其家属来说，那些年仍然等得很焦急。因为没有一个官方机构告诉他们调查工作已经开始了。甚至方林崽承认犯罪事实后，他们去乐平市公安局问，也被告知方林崽的话作不得数，他犯案太多、知道必死，所以为同村人顶罪，何况跟方春平家还有些亲戚。
简益平认为，江西省司法机关悄悄调查是基于慎重，因为案情重大、复杂。毕竟，无论省检察院还是高级法院，这时候都还不知道《公安部［2013］1467号物证报告》的存在。一般来说，平反这么大的案子，单单定罪证据不足是不够的，需要无罪的铁证。
这份报告鉴定的结论就是，“5·24”案现场烟头和五位嫌疑人都没有关系，并有三枚烟头上的DNA来源于方林崽的可能性大于99.9%。
黄志强无罪释放后接受记者采访， 女儿在后面默默流泪。摄影 摄小箭
12月22日获释后的当天下午，四名被告人和律师自行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除了控诉办案机关的刑讯逼供，重点谈的就是追责。四个人都当场称，即使不追责可以获得更多赔偿也决不接受，一定要追责到底。
基于一种朴素的情感，程立和、程发根和汪深兵都提到了“故意杀人罪”，说“明明知道我没做过，定了案就是死刑，（还逼我承认）这还不算故意杀人？”
除了愤怒，汪深兵还感到一些恐惧。害怕这次平反之后，当地警方可能会报复。他仍记得当时办案人员的威胁，“哪怕你很幸运地翻了案，也不见得会好过的。”
心想现在自己的DNA、足迹、血样等都在警方的掌握之中，如果真要陷害，找个他没不在场证明的时间，随便放到哪个案子的现场，自己就真说不清楚了。于是决定这件事情告一段落后就回福建打工，过个几年都不回来。
年纪最大的程发根感慨最深的，是自己老了，现在孩子都已成年，自己精力却大不如前，这些年来一直没有平反，晚上总是睡不好，想案子的事。
被抓之前，他在村子里条件算好的。开过发廊，也做过工程，案发时在景德镇做事，每两三天就去存次钱。这也让他有了一份不在场证明，去景德镇一家银行存款的存单，根据警方指控，这天上午他应该在乐平分尸、抛尸。
“现在我兄弟房子三四栋、姐姐五六栋，我什么都没有。”程发根感叹。
方春平对新生活也需要一些适应。去年12月25日中午，家里在祠堂摆酒宴请亲友时，他一直跟在妻子的后面，还是习惯性地低着头，显得有些胆怯。也不会用智能手机，来电话了，不会滑动屏幕来接听。
相比之下，黄志强的精神要好得多，妻子给他买了新的衣服、围巾和皮鞋，完全不像刚出来的样子。但论经济条件，五家里面他家最差，只有一处平房，之前还漏过雨。出来后这几天，黄志强基本都住朋友家，请他喝酒、看戏的人接连不断，在村里待的时间很少。
律师们发现，无罪释放之后，黄志强父子变得非常谨慎，话很少。但在之前上访的过程中，黄志强的父亲是最积极的。加上家里困难，面对媒体的镜头表现力也最强，话很动人，眼泪说来就来。还有律师专门为此发了微博，在网上募捐了几万块钱，供他孙女读书。
现在，黄志强的父亲很少再跟记者们提及申诉的艰辛，担心影响不好。都是很和气地往儿子身上推，“我儿子出来了，你们采访他。”
五个人的平反，也让他们的家庭、甚至村干部们得到了解脱。他们再也不用持续上访和控访了。方春平家摆酒那天，村里的民兵连长也喝多了，见到人就拉着说话。方春平的父亲也表示理解，毕竟他是职责所在，心中对他们还是同情的。
他现在还记得，因为连年上访受穷时，村里人给他们捐钱，民兵连长也参与了。当时他们在北京，有时候一个人每天就几块钱的预算，靠捡废品熬了下来。就这样有时还会被人轰，说这是他们的地盘，不让捡。
上访被带回来，有时还要面对变相游街。黄志强的妻子、程立和的母亲都曾遭遇过，用手铐铐住，带到人民电影院，给下面的几百人看。
这样艰难的生活终于结束了，更重要的，再也不用担心旁人异样的目光。特别是孩子们，有时会被同学歧视，说你爸爸是杀人犯。
律师们帮着算了一下，除汪深兵外，四个人被抓十四年，应该得到一笔不菲的国家赔偿。
对此，程立和的父亲觉得不太合理，“不能全让国家来赔啊。那些人做的坏事，应该让他们赔，赔个倾家荡产我才高兴！”
记者/任重远
编辑/李克难 美编/青年
本文节选自《乐平案五人平反》，原文刊载于《凤凰周刊》2017年第3期，总第6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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