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38年，元昊建国是西夏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此历史事件的研究和描述已有相当多的论著，不用重复。过去的讨论大致有三点比较突出，一是强调西夏叛宋，是分裂割据政权，这主要是宋人的看法，现代也有许多中国大陆学者遵从；二是强调党项民族的主导特色，改李姓为党项姓氏嵬名，自号“兀卒”，“初制秃发令。元昊先自秃发，及令国人皆秃发，三日不从令，许杀之”。元昊还颁发了有关服饰的规定，凡文官武将、庶民百姓都各有所服。服饰多受吐蕃、回鹘的影响；三是中国式的官僚统治方式成了东亚的政治规范，被那些汉人控制以外的政权和那些传统上非中国地区的政权所采纳与适应。
这些看法都有其合理性，但笔者拟换一个视角重新审视西夏的建国实际上是一种自觉重建华夏文明的努力，为了进行深入讨论，有必要将透视的镜头再拉回到西夏建国前西夏故地的历史场景，为什么说西夏是重建华夏文明？
《剑桥中国辽西夏金元史》在论及辽、西夏、金、元诸政权时说“党项人的西夏国是一个特例：他们既不是征服者也不是入侵者，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生活在同一地区，那里成了他们国家的中心。党项人从人种起源上说很少是征服的结果，更多地是不断的吸收其他部落的成员而结成联盟的结果，联盟中也包括汉人、吐蕃人以及位于鄂尔多斯地区和今甘肃省的较小种族集团。” 这个论断应当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但是域外学者主要是从当时中国政治分裂时期不同民族政治势力的两面来考察的：即一方面是被一种共同的中国文明所笼罩。另一方面这些占支配地位的民族的每一个也都在展示适应性的同时保持了自己的特性。笔者在这里要强调的是笼罩在汉文化之下不等于重新恢复华夏文明，而过去对西夏的认识恰恰没有从这个角度来认识，因而对西夏建国的历史意义没有被完全揭示出来。
西夏建国的历史意义，一是结束分裂混乱，彻底结束蕃化与华夏文明不彰的局面；二是元昊主动按照中原政治体制和政治文化来建国，使得重建华夏文明成为可能。先说第一点。
据史实可知，唐中叶后吐蕃乘唐廷平定安史之乱，河陇军备空虚奄有河陇大部分地区，导致“蕃化”，而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众起义，一度在河陇地区恢复汉文明，“恢复唐制”，至大中五年（851）张议潮以瓜、沙、伊、西、肃、甘、兰、鄯、河、岷、廓十一州图籍入献唐朝。唐于沙州设归义军，以张议潮为节度使。咸通二年（861）张议潮率蕃兵七千人克凉州。归义军辖境东抵灵州，西达伊吾，控瓜、沙、甘、肃、伊、凉州之地，势力达到极盛。但好景不长，因唐王朝的衰微和与归义军的矛盾等因素，归义军势力很快衰落，咸通十三年（872）张议潮卒于长安。唐僖宗中和元年（881），甘、凉渐渐不为归义军所守。归义军转入曹氏手中，仅能固守沙洲一带。
在归义军衰落之时，回鹘、吐蕃势力卷土归来。乾符年间(875一879年)，归义军得不到唐朝的支持，势力速衰，伊州落入西州回鹘手中。“甘州回鹘”一名首次出现在光启三年(887年)的敦煌文书中，标明甘州回鹘政权的正式成立应在884--887年中间。此后，归义军政权内部政争激烈，甘州回鹘势力得以迅速发展，光化初年(898--899年)，终于得到唐朝的承认。
唐末吐蕃势力衰弱，形成两种态势，一种态势是“族种分散，大者数千家，小者百十家，无复统一矣。自仪、渭、泾、原、环、庆及镇戎、秦州暨于灵、夏皆有之，各有首领，内属者谓之熟户，余谓之生户。凉州虽为所隔，然其地自置牧守，或请命于中朝。” “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 另一种态势是在唐末、五代之时, 河西吐蕃政权的政治中心是在河西走廊的西端，而且主要聚居地都偏处于河西走廊南面的祁连山麓地带。河西走廊中部与西部城镇至五代初早已瓜分完毕，瓜、沙二州牢牢地控制在汉人张、曹二家族手中，肃州为龙族人占据，甘州更是回鹘人的坚强堡垒。在整个河西地区，独有凉州，这个河西走廊的东部门户，还有空隙可钻。因此，走廊西部吐蕃部落开始沿着祁连山南麓东进，大规模地集结在凉州南面的湟水流域。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六谷部与凉州形成新的联盟政权。凉州六谷联盟是一个以吐蕃部族为主的多民族联合政权，实际上还只能称之为一个多民族的部族联盟，它包含了吐蕃、嗢末、党项、回鹘、汉人，其中可能还有吐谷浑部落。凉州六谷联盟控制的地域正东至灵州黄河西岸，南面包括湟、都、廓州及积石军地，北至大漠、西与甘州回鹘接境。
可见在唐末五代宋初河陇地区出现了吐蕃、回鹘、归义军几个政权，虽然“值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 即与宋朝保持朝贡关系，但是“蕃化”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得以继续，华夏文明不彰是一个明显的事实。高居诲《使于阗记》载:“自灵州渡黄河至于阗，往往见吐蕃族帐” 。“旧有郓人二千五百为戍兵，及黄巢之乱，遂为阻绝，超(孙超)及城中汉户百余皆戍兵之子孙。……凉州郭外数十里尚有汉民陷没者耕作，余皆吐蕃”。“吐蕃化”更是成为了晚唐五代时期河陇乃至西北民族关系的显著特征之一。由此可见唐末以来蕃化影响之深远。
蕃化不仅表现在汉族民众人数的遽减和河陇汉民服饰语言的改变上，还表现在政权建设保持了回鹘、吐蕃等族的部落形态，明显有别于中原政治制度。据研究，西凉府吐蕃六谷联盟是“蕃汉联盟”，世袭首领与册封官职并存；设有西凉府左厢副使、右厢副使来统率由十八部族组成的西凉府六谷蕃部。自己保持西凉府六谷大首领的地位。与六谷蕃部有别的以抵御李继迁入侵为共同目的结盟大小吐蕃系诸部族，其位置是在外侧的。总之，西凉府潘罗支政权是由者龙族、西凉六谷蕃部，还有协力部族所构成的。因为者龙十三族的直接统率者是者龙都首领。这样可以说就象同心圆三重构造的部族联合政权。
甘州回鹘自立酋长，不相统属，并居一地，分地而牧，他们是同一个民族，又是不同的部落，各有自己的首领。可汗权力不大，遇有大事，要与九宰相诸部、东西四姓部落共同协商而定,共同进行。可汗虽是最高统治者，但是,似乎没有一般封建君主的那种至高无上的决定权。保留了原始的部落首领议立可汗的惯例，官号沿用突厥语名号，但兼采汉制。
所以从李继迁叛宋经略灵夏之地，至1036年西夏党项族政权先后击破和占领河西各个政权，使得河西走廊和朔方（灵夏）地区地区重新统一在党项西夏的旗帜之下，这如同赵匡胤建立北宋以后对南方诸国及北汉进行的统一具有相同的历史意义。我在上世纪末出版的《宋夏关系史》
（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5页）
中就说过宋初统治者无意疆理西部边陲，而在历史从分裂走向重新统一的大势中，由李继迁开端、元昊完成的西夏建国，在客观上起到了承担统一西部的历史责任。结束西部的割据分裂这只是西夏建国历史意义的第一个层面，更重要的是，元昊建国伊始就谋划取得与宋辽相侔的地位，特别是元昊在突出本民族特色的基础上，建立与唐宋中央政权相类的国家政权机构和设施，使得蕃化的地区重新回归华夏文明成为可能，这就极大加速和提升了西部社会发展的进程和层次。下面对于过去常引用的元昊建国誓表，试做新的解释。
对于这篇誓表，学界一般都作为元昊称帝的宣言而没有给以仔细的解读，其实这篇誓表的内涵不仅仅是表明西夏由一个藩镇小政权升格成为拥有广大众民的王国，而且是要建立一个以华夏文明为基调的西部国家。为何这样说？其一，将自己的祖先与创建北魏的皇室联系起来；其二，举义旗，统一河西诸部，是局部大一统；其三，王者制礼作乐，简化礼乐制度 ；其四，改元建号，奉正朔；其五，国称大夏。大夏名称标示着“‘夏’是其文化基因，相对‘东夷’而言，‘夏’是其空间方位，中华民族是从‘华夏’发展而来，华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之‘根文化’。中古时代兴起的西夏，有着久远与一脉相承华夏、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 由此可见。虽然元昊建国前后都曾强调党项族的民族特色，但是从其建国誓表要建立的国家以恢复华夏文明为己任的意图也是昭然若揭的。元昊建国，是党项灵夏州政权的升华，也是吐蕃部族政权、回鹘政权的升华，国家建立所依存的文明形式只能是高于部族政权文化的更高层次的文明。这个更高层次的文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只能是华夏文明。
